1931年8月17日下午，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
民国上海街头
位于租界内的愚园路，修建了很多花园洋房和新式住宅，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这里居住着很多上层人士和文化名人，平日里安静祥和。
但是，这一天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邓警铭，忽然带领侦查队赶来，联合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侦探，把愚园坊20号团团围住了。邓警铭一声令下，侦查队持枪一拥而入，屋内瞬间一片混乱。
很快，屋内的13人全部被捕，他们当时就被送到静安寺英国巡捕房，关进一间一丈见方的临时囚室中。在这间囚室中，有个叫邓演达的人，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欣喜若狂，不顾各界的反对，下令处决邓演达。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城外麒麟门的沙子岗被杀害，终年36岁。
邓演达是谁，他为什么去愚园路愚园坊20号，又是谁出卖了他呢？
中间为邓演达
邓演达这个人，绝对是传奇人物。1895年，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在少年时期就参加反清活动，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16岁跟随学生军参加北伐活动。之后，邓演达又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
此后，邓演达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军队中一路升迁，深得孙中山的嘉许。1924年，邓演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后来，他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等职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邓演达公开谴责蒋介石，与宋庆龄一起开展反蒋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干什么呢？
原来，邓演达在上海创建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被称为“第三党”。1931年8月15日，第三党在愚园坊20号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目的是为即将发动的江西武装起义培训骨干力量。
8月17日，培训班正式结束，当天下午要举行结业仪式，邓演达赶来担任主讲人。
第三党也知道他们的行动十分危险，所以选择在租界秘密进行，相对安全一些。当天结业仪式的时候，组织者考虑到邓演达的安全问题，还专门规定所有参加者都在里面用餐，中途不准离开。
如此严密的措施，上海警备司令部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下面，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个名叫陈静斋的人了。
陈静斋是江西都昌人，在景德镇长大。1925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曾在校军医处任职。北伐的时候，陈静斋当了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北伐军攻入南昌后，他被调任江西省检察厅检察官。
1927年，陈静斋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陈静斋这个人，就想在乱世中捞些好处，最好能名利双收。1927年1月，南昌建立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当时的秘书是王忱心。王忱心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陈静斋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
陈静斋没想到，自己加入共产党还不到三个月时间，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陈静斋吓坏了，但他决定再观望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听命于武汉政府，属于反蒋阵营的重要人物。而且，朱培德还专门给何应钦写信，把蒋介石痛批一顿，希望何应钦也站出来反对蒋介石。
既然江西省主席也反对蒋介石，陈静斋觉得，自己在南昌暂时还是安全的。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蒋介石就把朱培德拉拢了过来。当年5月底，朱培德查封了共产党所办的《三民日报》，把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欢送出境”。
陈静斋一看，傻眼了。怎么办呢？陈静斋果断宣布脱离共产党，然后卷起铺盖回家，隐居了起来。
陈静斋在老家胆战心惊躲了差不多一年，发现根本没人搭理他。也许自己跑得很及时，也许他就是个小人物，没人在意。总之，陈静斋思来想去，既然已经躲过了风头，还是要出来继续混，说不定还能飞黄腾达呢。
1928年5月，陈静斋来到上海，找到了王忱心。陈静斋此前虽然逃跑了，但毕竟没犯下什么错误，王忱心于是把他介绍给谭平山，让其加入了第三党，进行地下工作。
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第三党”。
邓演达
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对外表示要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演达一直在海外与该党保持联系，回国后又召开会议，正式将该党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人称“第三党”。
陈静斋觉得，第三党也是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肯定不会下黑手了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陈静斋才发现，第三党也是反对蒋介石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暂时安全，但随时有可能送命。
就在此时，陈静斋被提拔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部负责人，算是跳级升官了。本打算再一次逃跑的陈静斋，见自己成了大官，又舍不得走了。但是，他工作能力不行，接二连三出差错。
1931年3月，邓演达撤了陈静斋的职务，让他去福建工作。陈静斋当即表示拒绝，因为当时的形势，太可怕了。
原来，邓演达的号召力很强，他在上海已经组建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北平等地组建分会，聚拢了一大批黄埔军校出来的高级军政人员，其中包括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等人，西北军的杨虎城和邓宝珊也加入了进来。
邓演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开始频繁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此事越闹越大，蒋介石十分气愤，命令缉捕邓演达，赏金20万大洋。
陈静斋很明白，邓演达这么跟蒋介石对着干，十分危险。自己若是去了福建，人生地不熟，说不定会被人打黑枪。所以，他抗命不遵，脱离第三党，开始在上海街头游荡。
无所事事又断了经济来源，陈静斋心里很不好受。很快，他就听说蒋介石通缉邓演达，赏金高达20万大洋。这可是一笔巨款，如果能弄到手，回老家肯定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于是，陈静斋决定背叛邓演达。
淞沪警备司令部
1931年7月，陈静斋化名钟春岑，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写了一份信。在信中，他说自己是第三党的成员，知道邓演达的行踪。如果国民党想抓邓演达，可以“以钟昌国寻弟的名义，在《时事新报》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
当然，陈静斋在信中提到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经济上之援助和政治上之掩护，希望资助出洋。”很明显，他就是希望能拿到巨额赏金。
稽查处长邓警铭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喜过望，赶紧报告了警备司令熊式辉。熊式辉当时已经内定要去江西当省主席，他不愿惹这个麻烦，所以让邓警铭把信送给上海市长张群。张群看完这封信之后，思考了半天时间，也不表态，又把信送到了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的手中。
邓警铭看懵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都不表态，推来让去？其实，这几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知道这件事很棘手。邓演达不是一般人物，其身边有一大批有权势的军政人物，蒋介石虽然悬赏邓演达，但还没有表态抓了之后该怎么办。邓演达牵扯的人太多，太复杂，谁也不敢轻易动他。
邓警铭看不明白这件事，心里憋着一肚子火，于是直接把此事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知道手下的顾虑，于是就让自己的亲信、江苏省政府委员王柏龄处理此事。王柏龄心领神会，鼓励邓警铭，让其大胆办事，抓了邓演达之后，重重有赏。
邓警铭于是连续在《时事新报》登了四天“寻弟启事”，联系上了陈静斋。双方秘密见面，详谈之后，邓警铭确定这个告密者确实熟悉邓演达，于是双方达成交易：陈静斋协助抓捕邓演达，事成之后有巨额赏金。
8月15日，陈静斋利用曾经的关系，打听到第三党要在愚园坊20号开办短期培训班，于是厚着脸皮去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诚恳”道歉，表示要去培训班“接受教育”。邓演达得知这个消息，同意让陈静斋参加最后一天的结业仪式。
8月17日下午，邓演达正在结业仪式上讲话，坐在下面的陈静斋忽然起身离开，说自己肚子疼。毕业仪式的主持者放松了警惕，就让陈静斋离开了。
出门之后，陈静斋立刻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打了电话，之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此事过后，陈静斋就彻底失踪了。
建国初的景德镇
邓演达遇害之后，第三党遭到了沉重打击。此后，一部分成员投靠蒋介石，还有一部分人继续斗争，但只能在很隐蔽的小圈子里活动。1935年，第三党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该党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别人可能忘记了陈静斋，但中国农工民主党没有忘记他，必须抓住这个叛徒。1950年2月18日，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收到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特急电报：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已经两次向公安部报告，有消息称陈静斋就藏匿在景德镇一带，希望早日缉捕他。
这一天是大年初二，王卓超过年前已经得到了消息，本来准备春节过后，一上班就处理此事。没想到，罗部长发来了特急电报，而且电报中将陈静斋称为“江西一号叛逆”。王卓超明白，必须尽快抓住这个人。
大年初三，浮梁公安处处长田平，被叫到王卓超的办公室，领取了抓捕陈静斋的任务。这可把田平难住了，景德镇虽然不大，但也有十几万人口，陈静斋肯定已经改名换姓，该怎么找这个人呢？
3月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常委陈其勋，以及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常委向法宣，专门赶来帮助办案人员，介绍了陈静斋的具体情况。此后，田平决定缩小调查范围，锁定年龄在50至55岁之间，有文化且在外面混过“码头”的男性。
即便是这样，要调查的人员也非常多。办案人员翻阅大量的户口册，结果发现一个名叫陈福林的人，在浮梁县青峰岭开了一家“利兴福”瓷器厂。这个人的相关情况，和陈静斋十分相似。
办案人员立刻联系身在北京的章伯钧等人，详细了解了陈静斋的样貌特征，经过照片对比，确定陈福林就是陈静斋！
陈静斋很快被捕，经过审讯，他承认了自己就是陈静斋。但是，陈静斋的审讯中百般抵赖，甚至一口咬定是王忱心出卖了邓演达。但是，当年和邓演达一起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写了一封信，证明陈静斋就是出卖邓演达的叛徒。
公安部又经过多方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确定了陈静斋的罪行。最终，陈静斋放弃抵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1951年6月，陈静斋被判处死刑，6月19日被执行枪决。这个出卖邓演达的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