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共有57名开国上将，有几位在军队级别上是比较特殊的，像乌兰夫长期在地方工作、阎红彦解放西南后就在地方工作，两人没有参与52年的军队评级，但中央出于团结考虑，还是为他们授予了上将军衔。

另外，贺炳炎也有几分被照顾的因素，他在52年被定为准兵团级，按正常情况对应的会是中将。但在贺老总的力荐下，贺炳炎还是跟众多副兵团级、正兵团级一样被授上将。

这里面，还有一段贺老总“大义删亲”的往事。

从1929年开始，贺炳炎就跟随贺老总作战，一路功劳赫赫。后坪战斗，敌军19师已打到了红二军团的前沿阵地，贺炳炎率领警卫战士殊死反击，才将敌人打退，保卫了贺老总的安全；

板栗园战斗，贺炳炎悍不畏死冲入敌阵，顺利打乱敌人的阵脚，为全军打通转移的道路，被誉为“孤胆英雄”；

瓦屋塘之战，他在冲锋时右臂不幸被炸，只能截肢保命。由于条件所限，他就在没有麻药和止痛药的情况下，用伐木锯锯掉了右臂，实属悍勇...

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贺炳炎长期都是贺老总麾下最锋利的刀。但是，在职务方面，贺炳炎一直不太突出。

土地革命时期贺炳炎最高担任红5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最高职务是358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最高职务是第1军军长。

青海解放后，贺炳炎因身体问题去休养，过了几个月康复后就被贺老总调到西南军区工作、换了一条发展线。1952年，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被定为准兵团级。

这时的西南军区是六大军区之一，司令员都是元帅级别的人物，贺炳炎如果还留在一野系统的西北，那他的大军区副职不会才是准兵团级。

奈何他转到了二野系统的西南，二野的高级将领多太多了，名额有限，贺炳炎的历史职务跟那些人比有差距，所以只能被定为准兵团级。

老搭档廖汉生就比他要好一点，从土地革命开始二人就是军政搭子，各个时期职务都相近，青海解放后，贺炳炎去休养，廖汉生就一个人抓青海的工作，此后也一直留在西北。

52年时廖汉生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也是大军区副职，但西北的干部太少，为了照顾“山头”，级别相应就要高一点，因此廖汉生被定为副兵团级。

如果贺炳炎没有去西南，大概率也是如此安排。

1955年8月2日，彭老总拿着经各方汇总、评衔小组评估后制定的拟授名单，去向毛主席汇报。主席看后说了一句：将军的人数太多了，都适当减少一些吧。

评衔小组成员徐立清听说此事后主动申请降衔，成了唯一一个正兵团级中将；而贺老总同样也决定在自己的老部下里发挥作风。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有三个大的“山头”，即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其中贺老总的二方面军有些特殊，他由湘鄂西红二军团及湘赣红六军团合编而成。

红六军团最初一直在配合中央苏区作战，因此，二方面军的源头还要属红二军团。

不同于其他主力能轻易挑选一些红军军级干部来评选上将，红二军团当年被夏曦一通瞎折腾，高级将领几乎被清扫一空。

最严重时，整个湘鄂西苏区仅剩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四名党员，许光达这位早期的师级干部恰好这段时间前往苏联治病，逃过了一劫。

贺炳炎、廖汉生则是级别低且跟贺老总亲近，才没遭毒手。

夏曦的疯狂，让红二军团有资格被授上将的段德昌、万涛、孙德清等人都不在了，所以，贺炳炎、廖汉生两位师级干部一开始就被当做红二军团的代表拟授上将。

正常来讲，廖汉生这个副兵团级肯定比贺炳炎准兵团级更合适。但贺老总觉得，贺炳炎为了革命失去一条手臂，这些年来劳苦功高。

廖汉生是自己的亲戚（廖汉生原配是贺龙二姐贺戊妹的女儿），作为自己人，理应牺牲一下，所以贺老总就做主“大义删亲”，把廖汉生从名单删除，留下了贺炳炎。

贺老总这一手，创造初两个“唯一”：

让贺炳炎成了唯一一个准兵团级上将，52年的64位准兵团级将领，5人未参与授衔（宋裕和、张致祥、周骏鸣、张凯、周文龙），另出了4名少将（陈沂、袁也烈、段苏权、解方）、54名中将，就贺炳炎超出一档；

同时，也让廖汉生成了新中国唯一一个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的中将，1954年国防部成立时下设七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这本来在为授衔做准备，结果却让廖汉生彰显独特性。

对于这个结果，廖汉生倒没有抱怨，当有人问到没被授上将是否有遗憾时，他回答：

我们一起搭伙计有20来年，看起来职务一直相近，实际上他的资历比我老，职务过去也比我高。当我还是红军游击队员时，他已经是红军团长了……贺炳炎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战将，他授上将当之无愧，我授中将也合情合理。

如此心态，倒很符合革命者的磊落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