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毛主席给田家英指定了4个地方：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宁乡炭子冲和长沙天华大队，让他下去调查。毛主席对调查小组指定提出了几个希望：到达地方后，要和干部紧密结合，不要瞎指挥，不要带着条条框框下去，参加轻微的劳动。
3月底，田家英率领调查组来到韶山，他四处走访，发现这里的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对于这一点，田家英没有思想准备，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没有准备。社员们列举事实，讲了很多包产到户的好处，田家英耐心倾听了大家的意见。
事实上，田家英是非常反对包产到户的。他认为工作做坏了，然后就实行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困难、没有依靠的群众抛开，从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他曾给毛主席写信，说安徽某社的几个寡妇在包产到户后，很大程度上被抛弃，只好互助求生。
但经过在韶山等地的调查，田家英的思想产生了变化，他开始变得有些矛盾：从实际情况看，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显然可以明显地恢复生产。但这件事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尤其是在毛主席的故乡，他作为毛主席秘书的特殊身份。在公开的场合里，田家英对包产到户的要求绝不轻易附和，但在私下里，他多次向调查小组的同志讲起自己的看法：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还是有优越性的，集体经济目前已经难以维持。
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要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工作，少奇同志表态支持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要田家英把这个问题拿到“秀才们”中进行讨论，为了不干扰大家的判断，刘少奇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几天后，毛主席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认为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不如有领导地搞，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大家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
毛主席听后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对这个问题并无准备，毛主席接着又问他：“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包产到户：
“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会阶级分化了。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和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
田家英在包产到户上的表态，引来了毛主席的批评，这让他感到苦闷。他因此想离开中南海，下去当县委书记，做些实际工作，接受些实际训练。他还向毛主席提出，自己也可以去搞搞清史研究，但毛主席并不建议他这么做，认为这是“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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