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其中汉字作为核心载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实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圈源于古代中国，中国作为文化宗主国，通过传播文字和典籍，深刻影响周边国家的思想、学术和宗教。汉字作为文化核心，传播至周边，推动其文化发展。
越南在汉朝时引入汉字，随中国统治力量延伸。汉字成当地书面文字，用于官府、典籍及宗教。越南知识分子掌握汉字，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留下众多汉字著作。
12世纪，越南文化发展出本土特色，创造了喃字书写体系，基于汉字改造以表越南语发音。此时，书面语言汉喃并行，官方用汉字，喃字则用于民间，表达本土文化。
17世纪，欧洲传教士入越，法籍传教士罗德创拉丁字母基础的越南语书写系统，即“国语字”，简化学习，较汉字与喃字更易普及，遂在越南渐获推广。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加强对越南控制，推广国语字。殖民政府推动下，国语字逐渐取代汉字和喃字，成为学校教育及官方文书的主要书写方式。
20世纪初，越南社会现代化加速，国语字被确立为官方文字，汉字与喃字逐渐被淘汰，不再用于日常书写。
汉字在朝鲜半岛与日本有着深远影响，其作为文字载体，在这两地传承文化，是交流与教育的基石，深刻体现了汉字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远意义。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确切时间不详，但历史上对两地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朝鲜半岛汉字使用始于三国时期（公元4-7世纪），因中国文化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统治者采用汉字管理国家并记录文书。新罗统一后，汉字更普及，形成汉字基础书面文化。
15世纪，朝鲜国王李祹创制了“训民正音”，即韩文，以简化学习。韩文简明易学，提升了平民识字率，但汉字仍在官方、学术及文学创作中占主导，两者共存数百年。
20世纪，现代化加速，朝鲜半岛汉字使用渐废。韩国教育中汉字淡出，仅特殊场合与古籍研究保留。朝鲜更早全面推行韩文替汉字，但汉字词汇仍深植于韩语。
日本情况特殊，公元4至5世纪，汉字经遣唐使、僧侣及贸易传入。当时日本文字未成熟，统治阶层为学习中国，积极采用汉字。学者掌握汉字规则，书写律令、史书及诗文，促进文化发展。
7世纪，日本创制了基于汉字的“假名”文字系统，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简化汉字笔画，用于文学和女性书信；片假名记外来词和强调语句，形成了汉字与假名并用的文字体系。
日本文化发展下，汉字融入现代日语成必要部分。教育体系要求学生大量学习汉字以提升读写能力。至今，日本仍保留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共存的文字体系。
东亚国家对华仰慕心理及其变迁，表现为一种持续演变的态度，这种态度从最初的仰慕逐渐经历着各种转变，体现了各国对华认知的深刻调整。
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周边国家，形成慕华心理。然而，现代东亚国家态度转变，日本与韩国鲜少主动谈及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在公共场合更避免涉及文化渊源。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脱离中国文化中心传统。现代日本强调文化独立性，如武士道、茶道和花道等，虽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已本土化，被视为日本独有。同时，日本社会淡化汉字和儒学联系。
韩国亦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韩文取代汉字后，汉字淡出主流。现代韩国强调文化独立，融合传统与现代娱乐，打造特色文化。同时，因历史敏感，韩方常忽略文化共性，强化民族自豪感。
越南在东南亚更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教育、科技及生活方式均显法国殖民痕迹。官方与民间虽强调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却少提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泰国自19世纪全面西化，尤在教育体系和政治制度上。现代泰国社会生活和文化近欧美。政府推行“本土化”政策，虽华裔对泰国经济社会影响大，但华人文化影响渐弱。
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引入西方制度和语言，英语成官方语言，用于教育商业。社会管理结合西方制度与东方价值观，注重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
现代影响亲华态度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互动、文化交流深度、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科技合作水平等。
影响周边国家亲华态度的因素多元。古代中国因国力强大、文化发达、制度先进，对周边国家极具吸引力，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曾主动学习中国，建立紧密附属关系。
近代以来，情况渐变。西方国家崛起并重塑全球战略，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倾向西方。二战后，美国凭军事经济实力建立全球影响，迫使多国选择向西靠拢。
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全球文化输出与软实力尚未占主导。因此，多国在面对中美时，更倾向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
此外，西方国家殖民时制造的历史争议和领土问题未解。如日韩独岛争端源于日本殖民时期，西方介入未解争端反增复杂。南海问题亦如此，西方撤出后边界模糊，引发区域冲突。
西方国家夸大“中国威胁论”，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在南海争端中，部分国家依赖美国与中国博弈。西方媒体常将中国描述为扩张影响力的“竞争者”，加深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