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陈国人，出生于公元前571年，从二十岁起就在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管理藏书的官员），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他五十多岁时才回到故里，公元前485年，老子看到周王室越来越衰败，似有倾灭之势，就离开故土，西出函谷关云游，此后了无踪迹。

老子像

云游前，他只交给守卫函谷关长官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也就是后来传世的《道德经》。

老子的一生没有跌宕起伏，大红大紫，儒家代表孔孟二圣周游列国，弟子学生遍布天下，法家代表商鞅、李斯官拜丞相，改革旧制，位极人臣。

而老子没有丰富的履历，大半辈子都在图书馆度过，可看似平淡的背后却有着高深莫测的智慧。

孔子为向老子求教问礼，曾三次拜访，史书对两人的来往没有过多记载，但从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可知一二: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同时还发出肺腑感叹:

“老聃，真吾师也。”

当然，孔子未曾正式拜过老子为师，但对他的思想和学问基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孔子把老子比作其人生道路的导师。

而且从二人的对话来看，孔子把自己视作凡夫俗子，却将老子视作乘云腾雾，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对其高深莫测的思想学问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见老子的深邃。

老子本人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其核心思想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物极必反。

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永远是矛盾的，比如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

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彼此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任何事情发展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道德经》，寥寥五千字的典籍成为和《易经》《论语》并列的，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尤其是《论语》和《道德经》，一个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垂训，一个是道家鼻祖老子的经典。

《道德经》作为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朴素辩证法和看似清净简单的背后是权谋、厚黑的结合。

最能说明《道德经》入世精髓的是第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大致意思是想要收拢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让它强大；想要废除它，必先推举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

这是最能体现老子权诈色彩的一段话，示弱吹捧的同时已有杀机埋伏在其中，核心就是先把你抬举起来，再打倒你。

可以说，老子将辩证法运用到实处，推动对手到顶点然后促使其向对立面转化，后世君王虽以儒家为指导，但老子的辩证法思维已浸润其中。

明初朱元璋为扳倒丞相胡惟庸，对其贪腐和擅权结党睁只眼闭只眼，胡惟庸自恃权倾朝野，以为掌控一切，遂渐露骄横之态，不法行为日甚一日。

而朱元璋表面不动声色，但暗中谋划，一朝行动如雷霆之势，迅速斩杀胡惟庸，扫除其党羽势力，三万余人死在朱元璋屠刀之下。

所以说，老子的处柔守弱和清静无为并不是真的啥也不干，而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等待时机，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是老子之学的忠实信徒和第一个实践者。

秦朝末年武关之战，与秦将连和，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忽回军杀之，把项羽逼得垓下自刎。

又如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司马懿为曹魏集团服务数十年，功高权重，但在曹操、曹丕和曹叡三代曹氏掌门人面前表现的极其谦恭，甚至告诫弟子:“盛满者道家之所忌……”

在诛灭曹爽前，他韬光养晦，为麻痹对手，故意装作一副“年老枕疾，死在旦夕”的样子，使曹爽完全放下心来。

然后趁其卸下防备之时，发动高平陵政变，一出手便如雷霆万钧，令曹爽束手就擒。

对于这个问题，朱熹看得很清楚，他在《朱子全书》中说:

“老氏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支格不住，如张子房是也。他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处如此，高祖之业成矣。”

如此看来，老子自然不遑多让为厚黑的开山鼻祖，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老子对人性的洞察和认知。

一直以来，封建君主将儒家思想作为宣传思想工具，老子的思想除了汉初再未被采纳，但其朴素的辩证法却已融入其中，内化于无形，成为古往今来斗争的根底。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同样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会往其反面转化，这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