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清代的官僚体制，官员政治地位与权力的衡量，主要取决于品级，总体上秉持着以高品级统驭低品级的准则。诸如尚书对侍郎、总督对巡抚，皆遵循此例。然而，这一普遍适用的规则，在各省学政这一特定职位上，却并不适用。
在深谙清代官制的研究范畴内，学政一职的特殊性显著。从品级层面而言，其通常处于较低层级，多为六七品，即便位阶较高者，亦鲜少逾越四品之限。然而，当学政履职于地方场域时，诸如总督、巡抚这般的封疆大吏，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要员，皆对其礼遇有加，极为慎重，绝不敢稍有得罪之举，更遑论以傲慢之态驱使。
学政品级虽非高位，却令督抚有所忌惮，究其根源，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名为学政实为钦差】
学政这一称谓起始于清代。回溯明代，彼时主管一省学校教育事务的长官，被定名为“督学道”。从行政架构层面而言，督学道本质上隶属于道员体系，与分守道、分巡道以及专职道等道员类别，在基本属性上并无显著差异。
在明代的行政架构中，“道”这一机构的隶属关系呈现出两种模式，其要么归属于布政使司，要么隶属于按察使司。基于此，明代道员普遍会被授予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相关的职衔，诸如参议、佥事等衔级。
从明代职官编制体系而言，督学道隶属地方官职序列。鉴于其地方官属性，在行政架构中，督学道势必受总督、巡抚及布政使等上级官员的管辖与节制。此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得督学道在面对督抚时，于行政地位上相对弱势，难以具备强硬的行事立场。
清朝入关伊始，即承继明朝旧制，于诸省设立督学道一职。其品级依任职省份之具体情形，介于三品至四品之间。需着重指出的是，顺天、江南、浙江此三省，在科举领域地位独特，因人文鼎盛，士子云集，堪称科举大省。
为实现对顺天、江南、浙江三省学校教育及科举事宜更为高效的统筹管理，朝廷经审慎决策，决定于上述三省摒弃督学道这一设置，转而设立层级更高的提督学政一职。“学政”之名，便由此肇始。
雍正帝登基伊始，洞察到彼时各省学官在行政级别方面存在不规范之处，且事权亦未形成统一格局。有鉴于此，为整饬教育管理体制，雍正帝颁下谕旨，对原有制度予以变革，将全国各省的督学道这一官职，全面统一更易为学政。
在雍正帝执政之前，无论是督学道抑或提督学政，其任职期限均未形成明确且固定的规制。任职者若履职表现卓越，往往能够获得连任机会；反之，若履职成效欠佳，则极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被调离相应职位。而自清朝针对各省学政的设置形成定制之后，学政的任期得以明确规范，无论其在任内的表现状况如何，一概确定为每三年一任。
此外，自督学道这一官职晋升为学政，在人事任免方面，发生了显著变革。此前，学政的选拔任用权归属于吏部，而此后，则转变为由皇帝亲自钦点简任。这一转变意味着，学政的角色定位从原本普通的职官，一举跃升为类似“钦差大臣”般具有特殊身份与地位的官职。
各省学政均设有独立衙门，其印信与总督、巡抚相同，均称为“关防”，彰显出显著的钦差特质。学政由地方官员转变为朝官、钦差这一演变，使得总督与巡抚丧失了对其的节制权力。凭借这一身份转变，学政在行事与言论上拥有了更为坚实的底气。
【其二、凡出任学政者皆为皇帝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
在顺治年间，关于各省督学道以及三省学政的任用标准相对较低，并未明确限定必须为进士出身，各部院郎中亦具备擢升担任此职的可能。然而，至康熙一朝，这一任用条件有所提升。具体而言，此时各省学道的任职人员，大多为进士出身。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顺天、江南与浙江这三省的学政职位，其任用规则更为严格，唯有翰林院出身者方可担任。
雍正初年，在擢升学政品级的同时，对学政任职资格予以明确规范。规定顺天学政出缺时，从翰林院侍读、侍讲，詹事府谕德、洗马等官员中选拔任用；而江南学政出缺时，选用范围除上述官员外，还包括侍读、侍讲、谕德、洗马、中允、赞善等。由此可见，顺天与江南两地学政，皆由品级较高的翰林官专任。
在选拔任用各省学政时，标准颇为严苛。通常而言，获任者需具备二甲及以上进士出身，经朝廷选派。且按照殿试名次，会分别加授翰林院编修、检讨衔。由此可见，各省学政无论是本身品级，还是所兼之衔，皆隶属于翰林院、詹事府的架构体系，无疑皆为翰林出身。
翰林院与詹事府，素为朝廷储备后备人才之重要机构。因其所处位置特殊，翰林官员常有机会近身侍奉帝王。此等机缘，恰似占据有利地势，得以优先获取机遇。凭借自身卓越的学识素养，翰林官员在仕途晋升之途，享有普通进士出身者难以企及的特殊权益，此乃其得天独厚之优势所赋予。
在京官体系中，诸多重要职务有着明确的出身限定，翰林出身乃是关键条件之一。例如，吏部、礼部以及内阁等部门的特定职位，均要求任职者具备翰林身份。由此，便衍生出“非翰林不入内阁”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官场说法。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朝廷常选派翰林简放学政，此举措实则为皇帝对翰林群体进行精心培养与历练的重要途径。按常规情形，学政任期届满后，通常会获晋升之机遇。作为地方封疆大吏的总督与巡抚，对这些身为天子近臣的学政，皆持有谨慎敬畏之态度。毕竟，学政虽当下品级未必显要，然其未来仕途充满变数，极有可能在日后擢升至高位，成为总督、巡抚的上级领导。事实上，翻阅清代历史资料不难发现，诸多权倾一时、位高权重的朝廷大臣，在其仕宦生涯中，均有着担任学政这一关键履历。
【其三、皇权赋予学政密折权】
在清代的地方行政体系中，民政与教育事务分属不同的管理范畴，呈现出相互独立的运行模式，此与当下体制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这种制度背景，将学政简单类比为现代的省教育厅厅长，实乃不恰当之举。依据清代定制，督抚、布政使与按察使等职官，并无分管教育领域事务的职权，更不得对学政所负责的日常教育事宜横加干涉。若贸然插手，便逾越了既定的职权界限，有越俎代庖之嫌，而这在官场规则中，无疑是为官者应当极力避免的大忌。
与之同理，学政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恪守职责边界，不得涉足地方政务范畴，对于学校教育领域之外的各类事务，均无权予以干预。此外，学政严禁私自受理民间词讼案件，始终保持职责的专一性与独立性。
在初始阶段，督抚与学政职责划分清晰，二者各司其职，互无利益纠葛，关系自然较为融洽。然而，自乾隆中期起，朝廷鉴于统治策略的考量，对部分省份的督抚群体产生疑虑，担忧他们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进而欺瞒朝廷，以谋取不当利益。
乾隆作为一位对权力有着强烈掌控欲望的君主，处于特定的政治生态之中。自雍正朝起，密折上奏权已下放到布政使与按察使层级。然而，需明确的是，布政使与按察使隶属于督抚管辖，在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下，即便他们被赋予密折奏事之权，鉴于其从属地位，亦难以保证能毫无保留、如实地上奏各类信息。
基于上述背景，自乾隆中期以降，各省学政于履行本职之余，肩负起一项重要政治使命——对督抚实施暗中监察。一旦察觉督抚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径，学政即可通过密折形式向皇帝奏报。
自学政获独立上奏之权，其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便渐趋显要。自此，每逢地方遇重大军政事宜，依例督抚需邀学政参与相关会议。且从吏部既定的官员序列来看，学政位序仅次于将军、总督与巡抚，而在布政使、按察使之前，已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