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回忆长征往事，说毛主席对有一件事的处理，让他感到由衷的钦佩和敬服。长征路上，中央在黑水寺召开中央会议，当时张国焘提出自己要当红军总政委——这一职务当时在周恩来身上，张闻天认为不合适，遂舍己为人，大方让出自己的总书记。
毛主席明确反对，首先张国焘就不可能满意，其次总书记一职太重要了。毛主席说：“宁可交出总政委，也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没有毛主席的眼光，对张闻天的“礼让”不以为意，果真不要“总书记”一职，高兴接过“总政委”：“总书记你们当吧，反正现在是打仗。”
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许多与知情者，在“草地分兵”后都感到一阵后怕。彭德怀说：“如果当时让给他总书记，他以这个职务召开会议，成立的‘伪中央’恐怕就成合法的了。”
而张闻天之所以让出这一职务，一方面是为了把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紧紧团结在中央下面；另一方面是张的“总书记”，更像是一种兼职。这个“总书记”，被陈云称作“总负责”。遵义会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就称为总书记了。再细致些论，其实就是张在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
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博古四人跟张国焘的相互认识和关系变化，要从懋功会师讲起。
客观地讲，两大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对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中央也是没太多想法的，表现得颇为尊重和顺从——这一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例如大力支持嘉陵江战役、积极组织和动员对中央红军的衣物、粮食支援。
可是当真正会师，他亲眼见到一个真实的中央红军后，态度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逐渐萌生一个不该有的想法。最直观的就是兵力相差，中央红军不足两万人，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多人。
已无实权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注意到张国焘的态度：“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会师第二天，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热情邀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中央红军彼时下辖四个军团，其中红一、红三军团实力最强。他应该考虑到红一军团军团长跟毛主席有匪浅的特殊关系，故没有邀请。
吃饭的时候，张国焘许诺给红一方面军补充两个团的人——具体给哪个军团补没细说。饭后，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个人吃饭，你知道吗。”彭笑了笑：“增兵给你要不要？”聂也笑了。两人都是明白人。
不久，张国焘派人给彭德怀送钱粮，数量不是很多，但对个人而言还是十分可观的。张国焘派去的人还说各种话，试图引导他倒向自己这边。彭德怀没有明确表态，始终顾左右而言他。
中央派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人到红四慰问时，张国焘趁机提出一系列要求：统一指挥、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和增设常委等等。张国焘明确提出，应让徐向前、陈昌浩参加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
事关重大，李富春当即给中央发去电报，作相关报告。中央正开会讨论时，张国焘又以陈昌浩的名义致电：“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即周恩来）兼参谋长。”张所控制的川陕省委也发出了类似的电报要求。
徐向前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彼时他正做先锋领兵在最前线。徐向前一心想到中央去工作。在十多年前，他在武汉接到一名地下交通员给他的字条，上写着：“找毛泽东。”
可能是那名交通员以为徐向前知道毛主席的地址，所以没有做过多说明，结果徐根本不知道，他像无头苍蝇一样连找三天没找到——那名交通员也不见了。形势所迫，他匆匆离开武汉。当时毛主席确实在武汉。
1983年，徐向前遗憾地感叹道：“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很多弯路的。”他这“弯路”走得确实很久、很长，直到9年后才在长征路上找到毛主席，并与之兴奋地握手。
张国焘向中央这般索取，大多数中央领导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同意做适当让步。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兼新组建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昌浩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防止再生事端，任命电报上还有一条明确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这一系列的调整，都离不开毛主席对张国焘清晰认知下的运筹帷幄。
可是当部队到毛儿盖时，张国焘再次讨价还价，耽误松潘战役的发动良机，致使红军陷入多路敌军的围攻中。可是中央出于团结再三作出的妥协决策，换来的却是张国焘的依旧不满意。
在左、右两路军分道扬镳前——即右路军焦急等待左路军向北行军时，张闻天作出大胆预言：“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历史证明这预言相当精准。
而这，刚好与前面的“总书记”一职呼应上了，张闻天也是后怕不已。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是多么高瞻远瞩、见微知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