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渴望安稳，却又想要逃离？

精神漂泊、身份重塑、情感转移，这些都是困扰当代人的命题。在一切都在加速的今天，我们还如何在安稳与漂泊之间寻找平衡？这正是新书《我们为何渴望安稳，却又想要逃离？关于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的心理探索》探讨的问题。

一种怀旧式（虚假的）生活的替代方案，要么是深深地扎根于此时此地，找寻或缔造自己的根源，又或者从所处的空间中发掘出真正属于你的一席之地……一寸一寸地，逐步构建“自在之所”。

要简单地身背行囊，无牵无挂，在旅馆之间漂泊，不断地更换城市和国家，四海为家却又处处以他乡作故乡。

——乔治·佩雷克《空间物种》

我们认为，世界存在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深耕于当下，一种是四海为家。世界上的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脚踏实地的人，一种是如风般随性自由的人。有些人只有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才能感到幸福，好像他们是由这个地方孕育和塑造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则只能流连于山巅，如过客般轻轻掠过、俯瞰，从未在一个地方或一段关系中深深扎根。后者就是乔治·佩雷克在书中向我们描绘的“选择一种怀旧式（虚假的）的生活”。正如蒙田所说，我们往往介于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不断摇摆，尽管有时候这种摇摆是潜在的、隐秘的，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隐藏在我们思想的褶皱之中，但事实上，我们从未真正在某个地方停留，即使身未动，心却早已走远。

之所以说这种选择是“虚假的”，是因为在穿越生活这场漫长旅程时，我们要不时经过一些心理、社会层面、地域或政治上的中途站。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原地踏步，我们脚下的土地始终在移动。“生命是动荡的，我们脚下的土地在颤动。”我们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摆脱束缚，改换桅旗，选定航向，但海浪让我们摇摆不定，飓风让我们偏离方向，最终我们在未知的土地上搁浅。在这些颠簸与流离之中，我们最终会发现什么，没有人知道，甚至我们自己都无法预知。

原作者｜[法]克莱尔·马琳 / [法国]克莱尔·马琳

摘编｜张婷

《我们为何渴望安稳，却又想要逃离？：关于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的心理探索》，作者: [法]克莱尔·马琳 / [法国]克莱尔·马琳，译者:吴芳，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年2月

我们有时会接受被安排在一些比想象中更加限制我们自由的地方，这些地方极其有限，可我们却坚信这些地方就是为我们而准备的。那么，究竟是出于哪些原因和逻辑，让我们最终相信这个明显很小的地方就适合自己呢？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们对属于自己的地方充满了怀旧的渴望。这种怀旧是建立在对最初的地方的理想化之上的，这个地方与其说是经历过的，不如说是梦想过的，它让我们相信有一个“好地方”，一个适合我们的地方。借用佩雷克钟爱的一个比喻，在那里我们就像拼图中缺失的那一块一样努力融入其中。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个体的独特性得以展现，我们努力融入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一个我们所属或者渴望加入的群体。因为我们害怕丢掉这个地方，或者被取代，所以，我们满足于停留在当下所处的情感或关系空间里，尽管它们让我们受到约束，并不适合我们。我们将这个位置视作稳定和持续性的保证，毫无疑问，这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秩序、定义和个性的需求。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电影剧照。

然而，位置是有等级之分的，会把人们分门别类、划分高低。倘若被强制安排在一个位置，便会致使人们不断地逃离和背弃。有些地方，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角度去看，都不适宜居住，根本无法生活。我们在那里无法呼吸。之所以逃离，是为了自我拯救或者重新找回展示自我的力量。或许，有时候仅仅是因为那里让我们感到不适、不自在，觉得这并非“正确的位置”。我们如同旋律中的错误音符、机器中的砂砾，又或是外来的闯入者，我们的言论或反应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些令人不悦的格格不入感，让我们萌生出逃往其他地方的念头，梦想着能去一些让我们安身立命，实现自我认可的地方，渴望过上与自我身份认同相符的生活。

“生活就是从一个空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尽可能不相互碰撞”，但有时候，这种碰撞非常激烈。有形或无形的墙挡住我们的去路，将我们团团围住，禁锢多于保护。我们需要找到缺口，潜入其中，开辟道路，悄无声息地突破围城，走过小门，实现当代诗人们所说的“到位”。一个主体想要展示自我，就需要通过改变位置来实现，这同样也是一次超越自我的过程。然而，一些无形的建筑和标志阻挡了这一进程，比如红绿灯、玻璃天花板、逻辑的藩篱，等等。我们试图溜走，却撞上了紧闭的大门。这些空间密不透风，彼此隔绝，我们无法顺势从一个空间滑到另一个空间。我们需要不断向上攀登，打破牢笼和藩篱。又或者，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学习解码，掌握特定的语言。

“我们保护自己，在四周筑起屏障。那扇大门，犹如一道坚固的壁垒，既阻挡着外部的侵袭，又分隔着彼此……我们无法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我们需要通行密码，需要跨越门槛，需要展示诚心。你需要交流，就如同囚犯渴望和外界沟通一样。”

离开有时是一种解脱，让我们逃离樊笼，冲破现实与精神上的阻碍。摆脱长期以来定义我们的地方，去寻找新的身份。然而，这一过程有时候会有一种背叛自我或者背叛别人希望我们成为的人的感觉。在这种改变位置的过程中，无论是自我决定的还是被迫的，总会伴有暴力和痛苦，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其中也伴有实现解放的冲动和愉悦，以及体验生活在别处的兴奋感。

也许，人们有时甚至能体会到漂泊的乐趣。有些人故意让自己迷失方向，尝试冒险，逃离封闭、被定义的世界，逃往无限可能、开放自由的世界。我们并不是总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不设定终点，或许就是我们实现的第一个自由。我们挣脱当下的社会规则，去尝试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在毫无目标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像乔治·佩雷克所说的，“我们需要离开自己依赖的初始舒适区，抛弃自我的优越定位，因为这些定位如同城墙一般，将无限可能隔绝在外”。

或许，这种漂泊无依、浪迹四方的生活，最终仅仅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无法到达远方。所有的地方都是临时的，动荡不断，每个人的身份和位置都面临重新分配。也许，在现实中，我们将永远深陷两难境地，处于两个不同时空、两种不同世界、两种不同自我存在方式之间。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地方都存在诸多困扰，包括社会层面的、政治层面的和情感层面的。我们更多的是处于移动状态，而非舒适地停留在一个永久的地方。有人将这种无所依、两极之间的状态，看作一种不稳定的、脆弱的平衡。然而，这种永远不自在、不安定的状态，不正是促使人们在不同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之间探索的力量之所在吗？不正是这种波动、这种可塑性、这种成为其他人的特性，让我们真正实现了自由吗？

有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一个人内心的波澜、隐藏的激情和复仇的欲火，是如何搅动他，使他流离失所、驱使他前进的。我们对他的颤抖、想去的他方或成为他人的需要一无所知。情感的游移、亲密关系的混乱和摇摆、欲望导致的生活无序和动荡，这些迹象都是一个主体无法稳定下来的表象。他人的存在，也在持续地动摇我们、扰乱我们，让我们失去平衡。任由自己沉浸于强烈的激情之中，屈服于自己的放纵任性，便是冒着失去一切乃至覆灭的风险。冒险、下赌注或者内心波动将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丢掉以前拥有的一切，在情感的旋涡中抹杀掉所有。这就是内心不安定所付出的代价。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电影剧照。

有些人会寻求一个地方，来规避这种不合规矩的行为，防止陷入内心动摇，避免这种冲击将我们摧毁。我们在自己周围筑起屏障。我们逐渐喜欢上自己所处的地方，习惯它、顺应它。我们开始习惯当下稳定而安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仿佛凝固了一般，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安稳的，我们为它们的恒定而感到庆幸。

“我们本该习惯自由地行动，而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待在自己所属的地方，一切照旧……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

正如佩雷克所言：“我们忘记了移动。我们选择停留寻求稳定，沉浸在平静且熟悉的生活之中。我们用焦虑换来了稳固的立足点，毫无疑问，我们盲目地认为生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实际上这种平衡十分脆弱，我们依然强烈地渴望找到或者重新寻回扎根当下的感觉。”诗人米修曾问道：“你把脑袋放在哪里？”在他以此为题的诗歌中，他曾写道：只剩下苍穹，大地已然荒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在内心寻找一个位置，用来安放我们时常感到无依无靠的身体，或者为其创造一个空间。我们让自己成为一个港湾、一个庇护所、一个安全之地。我们欢迎他人，照顾他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为他人创造空间的方式。

在不断变化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关系中，每个人各自的位置都会随着或喜或悲事件的组合而重组，随着依赖关系的形成或距离的拉开而不断配置。有些位置始终空闲着，那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记忆。有些位置则是缺失的，我们将在以后以另一种方式占据它们。位置的问题，也关乎报复、修复关系又或者和解。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抑或是漏洞百出的历史，出现空白总是会给人带来痛苦。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填补这些空白，但是我们可以在空白的边缘处书写新的内容。而书写在边缘一侧的内容，同文章正文一样，是个人重新富有意义、反思和远离权威的空间。在文章空白处书写，就是让自己的呼声被听到，这个声音首先在边缘处得到肯定，但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文本的核心。

我注视着这只蜥蜴。它总是回到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地方。和我一样，它栖息在中午时分会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白色石板上。它静静躺着，一动不动。我们两个都被温暖所包围。我们都在晒太阳，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闭着眼睛，享受着暖阳。我们满足于当下。此时此刻只是我生活的小插曲，但对蜥蜴来说，它只是完美地做着自己，这些只是它纯粹的日常。谁能如它一般完美展现自己的身份，做到行动和身份的完美契合呢？这是它作为动物的特权，还是说它生活“贫乏无趣”呢？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也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了反思，他拒绝将人类和蜥蜴晒太阳进行对比，他认为，蜥蜴并不会同人类一样晒太阳。人类可以为沐浴阳光而欢喜，可以思考天体物理学问题。而蜥蜴与阳光的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它是阳光的囚徒。蜥蜴“在世界上是很可怜的”，因为它被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之中，而这个环境如同一根无法扩张也不会缩小的管道一般。

所以，在一种简单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就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于一个有限的世界、一种受局限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要被迫按照有限的姿势、态度和行为同世界建立联系。那种乌托邦式悠闲生活的梦想就此破碎。或许就像某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的幸运之处，恰恰在于世界不是预设的，人类可以离开自己所处的环境四处移动，去了解其他世界。我们在阳光下的位置只是临时的，我们的影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移，而人类，与大多数动物不同，总是被其他的“太阳”所吸引。也许我们是一种更倾向于迁徙而不是扎根的生物。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电影剧照。

这片露台上的阳光之地无疑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但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悬浮着，这个地方并没有对我做出任何具体的描述，也没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定义我，将我与他人区分开来。有些地方，我期待的不是它们让我扎根，而是它们能让我解放，让我暂时摆脱自我，从一连串的思考和预期行动中抽离出来。这里是悬浮之所，是超脱的绿洲。在这个地方，我忘记了自己，融入环境之中。

我 们 是 否 应 该 依 赖 于 具 体 意 义 上 的 地 点 和 空间（比如卧室、房子、家庭、森林、大自然），来团结我们，使我们走到一起？某些地方之所以被称作“场所”，是因为从本体论角度来说，它们具有一种力量，让我们重新聚焦于自己、展露自己。或许是因为它们起到了某种“重要保护区”的作用，成为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侵害和保持真实本性的堡垒。又或者，是因为这些场所将我们刻画进一段历史、一种血脉传承，而这些地方正是这些历史和传承的具体、外在体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空间问题展开思考，不仅仅是出于美学或者实用的需要。探索我们与空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身份认同的哲学问题。建造或者摧毁某个空间，相应地意味着实现或者阻止某些生活轨迹，而这些生活轨迹往往又是通往某种生活方式的开端。事实上，这些地方并非无关紧要：它们通过一些许可或者禁止的行为，把我们锁定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或者向我们展示我们可以占据的位置。

我们所处的空间绝非中立或者虚无的存在，也并非任由我们书写的空白纸张。我们被空间所框定，所限制，受其氛围、色彩、秩序或无序的影响。随着空间的移动、转变和冲击，我们或是被惊扰，或是被鼓励，或是被迫移动。我们所处的地方并非无关紧要，它们在我们心中留下微妙的印迹。大地的味道、风的力量、炽热的阳光，这些围绕我们的能量和元素，或滋养或阻止我们的激情。每个人都应该在空间的隐含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融入所归属的领地。我们所处的空间成为我们的隐藏地、安全屋、避难所，它可以残酷地暴露我们，可以束缚我们，也可以将我们定罪处罚。事实上，我们所处的地方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场所，更多是我们自己挖掘出来用以栖身的洞穴，是只属于我们自身的角落。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家，那个我们可以不假思索、闭上眼睛也能自如移动的地方。我们的身体认识回家的路，我们甚至晚上都用不着点灯。我们用孩童般天真的方式看待我们的家：在我们眼中，家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地方，是一个哪怕在黑暗之中也不会磕磕碰碰的地方，是一个能保证我们睡眠和隐私的地方。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如同母亲般环绕着我们、让我们团结的地方，“在人类生活中，家让我们远离琐事烦扰。没有家，人就会四散无依”。

当我们被限制在家里，或者被责令待在某个地方不得四处走动时，居住场所问题再度成为核心。在人类以为自己因技术而得到解放、能够自由迁徙的时代，我们又开始梦想小屋、巢穴、温馨的住所、舒适安心的家，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地方、居所和空间的探索永无止境。人们在寻找一个“居所”，从词源学来讲，“居”（résider）意味着停止移动。拉丁文“residere”的意思是让人坐下来，结束移动或者站立的举动。它指的是停下来、安定下来、不再迁徙和流浪。它也可以指下降，从一个更高的位置转移到一个更低的位置，包括坐下来、降低身姿。在拉丁语中，“residere”还可以用来描述山势下沉、水流平缓、火势渐小或者风力渐弱。“居”意味着处于一个更加平静、缓和的状态，也意味着失去当下生活中的激情、活力和强度。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像旋转的陀螺一样，保持一种原地踏步或仅微微偏移的运动状态呢？是否只有在这种旋转的不稳定平衡中，我们才能在追求一个属于自己位置的同时，又能保持不断移动的状态呢？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电影剧照。

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在谈到“位置的问题”时，我们所处的地方并不是中立的。空间并非没有特质。正如他所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且空洞的空间里，相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空间都充满了独特之处，可能满满都是奇幻”。我们对围绕我们的现实、物质和历史世界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对所处的空间充满期待、希望和幻想。我们所处的位置凝聚着过去记忆与时间的碎片，或象征着可能的未来。它们会引发人类的欲望或者憎恶，有些会吸引我们，有些则会让我们忐忑不安。我们所经历的或者穿越的空间，在我们内心留下它们的印记，如同侵入皮肤的文身，又如同水果、香水或者童年时泥土的味道。

但是，在有些房子里，人们背负着沉重的过往，或者有时担心无家可归、居无住所。又或者，一些房子因屋顶破败，家里充斥着无形的暴力，把人从内部摧毁。这些房子让人充满不安和恐惧。有时候，房子当着我们的面轰然倒塌，房子的坍塌也是一个人内心的崩塌。

“我们生活的空间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无限的，也不是同质的，更不是均质性的。但我们是否确切地知道它是在哪里开始断裂，在哪里开始弯曲，在哪里开始分离，又在哪里开始聚合的呢？”

在童话故事里，房子通常由一些物质拼接而成，比如稻草、木头或者砖块。在房子里，我们多少会感觉安全。从房子墙壁的精致程度，可以看出房主的生活是否富裕。而糖果屋则让我们面临被吃掉的风险。有时候，在儿童画册中，房子可以是云朵，象征着我们追求轻盈和温柔的梦想。我们可能将房子建造在树上，也可能梦想建在海底或者巨大的郁金香花朵里。人们永远梦想拥有别的房子，一座我们在里面不会磕磕碰碰的房子，一座能把我们紧紧包裹起来、让我们想起出生时襁褓一般的房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让人焦虑不安的房子，就像奥地利艺术家欧文·沃姆设计的那座软塌塌的房子，墙壁过于松软；或者像艺术家汉德瓦萨在维也纳的著名作品——汉德瓦萨之家一样，地板不稳固，墙壁不规则，到处都是斜角和曲线。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难不注意脚下而自由行走。在这些房子里，我们亲身感受到混乱不堪、无规律生活带来的不安。在这种环境里，我们只能摇摆，飘浮，随时保持着警惕。

那么，这种“属于自己的地方”的梦想是什么呢？是梦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一个我们能融入 其 中 的 有 序 世 界， 一 个 有 着 既 定 位 置、 令 人 安心 的 现 实 吗？是 在 寻 找 一 个 不 会 质 疑 我 们、 不 会让我们迷失的地方，一个因为熟悉而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的专属之地吗？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种熟悉感的双刃剑效应，它通过缺乏变化、重复性和不变的同一性，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枯燥和贫瘠。我们被那种一致性带来的安逸所蒙蔽，被稳定性的假象所迷惑。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两种模式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是将实际的或象征性的空间视为支撑我们身份的基石或基础。在这种模式下，我们自认为处于某个派系、某个血脉或者根植于某种系统之中，这种派系、血脉或系统让我们感到安心，让我们实现自我定位。但在另一种模式下，我们也可以像亨利· 米 修 一 样， 在 自 己 的 领 地 内 游 走 却 又 感 到 陌生；又或者像其他人一样，成为轻装上阵、无牵无挂的旅行者。正如亨利·米修在他的作品集《夜动》集，《我的庄园》一诗中所表达的，“像游牧民一样生活”。然而，正如同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警示的，“被关在外面”的风险仍然存在，他在书中曾明确说“监狱就在外部”。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电影剧照。

我们都曾从他人的生活里窃取过不属于自己的生活片段。我们在亲朋好友那里，找寻和体验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未知的情感。这些全新的旋律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赋予了别样的基调。我们借用其他的生活方式，犹如身着陌生的服装进行乔装打扮。我们扮演着他人的角色，代替他们度过几个小时或片刻，努力让自己装得更像。然而，在这种虚构，这种“让我们假装”之中，我们借由他人的世界来填补童年的空虚。在这些稍纵即逝的替代过程中，一些极为严肃的东西开始发挥作用。

雨果·林登贝格在他的小说《终将成空》中，准确而残酷地描绘了童年丧母后的痛苦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在诺曼底与祖母和年迈的疯癫姑妈一起度过假期。他的父亲很少被提及，母亲则几乎被完全忽略。对故事主人公来说，“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一个谜团，他试图通过观察海滩上这些所谓的“正常”家庭来揭开这个谜。最终，在一个夏日，在遇见年轻的巴蒂斯特为他敞开家门的那一刻，他才终于得以窥见这种简单的幸福。闲暇时刻，故事的主人公悄悄地溜到了角落的位置：那是这个收养家庭中，儿子在母亲身边的位置。他观察那些确认我们在家庭中位置的物品和仪式——一条印有他名字的圆餐巾，一棵为他出生而种的树。书中写道：

“在餐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布质餐巾，还有一个用火刻有自己名字的木制圆盘……我也有自己的，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而是一颗星星。”

但最让他期待的是睡觉时间，以及入睡前妈妈在他额头上的亲吻：“我必须集中精力，隐藏我的不安，以温柔男孩的面貌示人……我终于准备好接受这个亲吻了。”

他假装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和明显，但就是非常期待那个母亲的亲吻，这个亲吻好像能让他的童年得以确认，好像他也曾短暂地拥有过被爱的权利。

有时候，一个人会以一种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方式，用寥寥数语，或者一个简单的举动，通过一种特别的关注，给予我们一个位置，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努力守住这个位置。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电影剧照。

莱昂内尔·杜洛瓦在他的小说《颤抖的男人》中，回忆起中学法语老师轻抚他脸庞的情景。

“一位女士的手轻抚过我的面庞，最后她笑了，她的笑容仿佛在说她喜欢我。我写道……我是多么感谢她给了我一个位置，因为她‘触摸’了我。”

这个象征亲情的举动终于让孩子有了存在感，并为他提供了一席之地，因为他一直在外漂泊，辍学，无人关爱，在这个过于庞大的家庭中找不到容身之地。

那个陌生人，甚至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在我们周围勾勒出一个保护圈、一个光环，让我们突然变得可见，让我们在自己眼中有了存在感。只需一句关于未来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当作神谕，努力让它成真。这句话让一个有待我们去征服的世界显现出来。有时，只需一眼，我们的轮廓便不再模糊和不确定。我们的生活变得明确，我们此前若有若无的自我变得具体，具有了一定的形状。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我们都做出了决定。在别人的手中，在他人的目光中，我们有了力量，获得了存在感，就如同父母充满爱意的怀抱让年幼的孩子意识到自己一样。但是，当这些怀抱缺失时，当我们亲近的人缺乏关爱或关注时，就会有一个陌生人提供这种精神食粮，让我们找到自我，摆脱一种飘忽不定的存在。抚摩额头的手或寥寥数语，便可以成为心中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