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大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
虽然“大战略”这一概念是英国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等人在20世纪初才提出的，但英国统治者早在近代早期就已经具体实施，并直接促成英国的崛起和称霸。
从各种硬件和软件来看，英国是世界上最不具备崛起条件的国家之一，它面积小，人口少；地处欧洲和世界的边缘地带；长期被排斥在世界文明甚至欧洲主流文明之外。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近代却从欧洲边缘的弱国变成欧洲强国，再从众多欧洲强国中脱颖而出，称霸世界长达100多年，成就了迄今任何国家都没有超过的伟业。
英国这样一个弱小国家的崛起，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近代英国政治家战略智慧的硕果，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崛起的道路和模式是不同的。客观评定自身实力、恰当确定战略目标、合理选择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关键。
众所周知，英国崛起于海上。但是，近代以前，英国发展的方向曾出现重大错误。
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但统治者却怀有浓郁的“大陆情结”，长期把目光盯住欧洲大陆。
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国在历史上曾被诸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征服，并与之不断融合。
特别是1066年被来自欧洲大陆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之后，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两端都有领地，统治者长期把注意力放在与法国及其他大陆国家的争斗之中。
1337~1453年，英国同法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并最终失败，在欧洲大陆不仅没有得到新的领地，原来的领地也只剩下加莱港。
此后的百余年里，英国不惜耗费巨资固守加莱，然而加莱还是在1558年被法国占领，英国被彻底赶出了欧洲大陆。
也就是在这一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英国历史从此出现了转折。
伊丽莎白一世对国家发展方向进行了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放弃在欧洲大陆的领土扩张政策，转而将战略目标指向海洋。
从大陆扩张转向海洋拓展，这不仅仅是英国在大陆扩张战略受挫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地理大发现”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英国。
15世纪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起的“地理大发现”活动，促使世界主要贸易航线由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大西洋，西欧成为联络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心。
这些变化给位于欧洲大陆西翼的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身为岛国的英国，海上交通便利，又处于世界贸易的有利位置，伊丽莎白一世明智地转身面向海洋，正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机遇。
英国政治家沃特·雷利爵士 (1552~1618) 有句名言：“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然而，选择海上崛起道路的国家不止有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都曾试图抓住地理大发现的机遇，选择向海上发展，但最终只有英国成就长期霸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英国对既定战略的坚持。
在这一点上，英国与16世纪的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班牙虽然也崛起于海上，但在崛起之后却改变政策，把有限的资源消耗在欧洲大陆的纷争之中。
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一直在欧洲大陆打仗———参加意大利战争、与德意志新教徒打仗、镇压尼德兰革命、与土耳其进行战争，还参加了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一个刚刚崛起还不稳定的国家，拥有如此多的对手，卷入如此多的战争，其结果可想而知!与之不同，英国人始终抓住海洋主导权不放，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海军，经略海洋。
逆境中始终不放弃!顺境中野心不随意膨胀!在向海洋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先后面对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强敌的挑战，几度达到你死我活的境地，但英国凭着实力和谋略，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劲对手。
在19世纪初打败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之后，英国国力盛极一时，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但特别难得的是：英国的政治家们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海上，只要欧洲大陆维持势力均衡，英国就尽量不干预欧陆事务，更不觊觎欧洲大陆的领土。
正是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冷静和坚持，使英国在19世纪早期成为世界霸主，并在既定战略的支撑下，维持霸权长达一个多世纪。
如何壮大自身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发展战略问题。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英国的崛起主要靠武力。事实上，英国奉行大炮巨舰政策的19世纪后期正是其走下坡路的时候。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武力，而是多种手段综合运用。
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经济强盛是大国崛起的原动力。
一个国家哪怕只要抓住了一次科技革命的机会，就可能实现自身的崛起。
英国正是利用第一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机遇，调整经济政策，为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使整体国力迅速上升。
18世纪下半期，第一次工业和技术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其中最重要的发明是英国人发明的纺织机和蒸汽机，尤其是蒸汽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即近代工业文明时代。
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因为这时只有英国具备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3个先决条件，即自由劳动力、大量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然而，这些条件的出现与英国政府的政策和努力息息相关。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发行国债和“圈地运动”等手段，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大批自由劳动力，积累了大量资本。
同时，英国政府创造“自由放任”的宽松环境，鼓励人们利用合理手段追求财富和幸福，“合理牟利”的思想深入人心，从而刺激了人们的创造欲望，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热和科技潮。
据估算，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中约40%是由英国人做出的。
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英国统治者不失时机地调整经济政策，将重商主义政策调整为自由贸易政策，为经济发展“松绑”，使英国首先实现了机器大生产，让英国的商品充斥了欧洲市场及海外殖民地。
英国整体国力迅速上升，到19世纪50年代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
内部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崛起的根本前提。政局的稳定有赖于制度的健全，而健全制度依赖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国家创新体系是强国的特征。
作为一个小国，近代英国能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首先依靠的就是制度创新。
不过，在17世纪之前，英国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跟在别人后面搞文艺复兴、搞宗教改革，又跟在别人后面闯入海洋，就是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英国也是学荷兰人的。
然而，从17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便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着世界的潮流：率先在世界上开展政治变革，建立了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在政治上为国家“松绑”；率先在世界上开展工业和技术革命，从而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还有现代社会、现代思维都是英国人开创的。
当然，这些革命性的举措都是以和平、渐进方式完成的。
英国人学会了用冲突中的融合来解决问题，在维护传统和追求变革之间找到了一条“适中”的道路，使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渐进性。
自17世纪内战以来的300余年，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治动荡。
国内政局的长期稳定为工业革命的开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工业革命的开展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海军的发展。
三者相辅相成，成为英国崛起和成就霸业的主要支柱。
这种崛起模式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软实力”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明显和直接，却具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
一个国家的崛起应当有配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作支撑，否则其崛起必定是昙花一现。
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国家“软实力”建设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英国早在近代就注重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并借此弥补其国土小、人口少的硬件条件不足，主要手段有：
一是注重培养国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凝聚力。
大国的崛起首先是民族精神的振兴。
没有这种精神，任何发展都难以持久。
近代英国的民族精神是什么?了解世界史的人都能说得出来，那就是———爱国、勤奋、团结、自信和镇静!1588年，英国面对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西班牙的进攻，英格兰民族的这些宝贵的品质显露了出来。
凭借精神力量的帮助和军事上的创新，英国最终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为以后的崛起奠定了精神基础。
二是形成崇尚科学文化、尊重文人的风尚，注重发挥语言文化在世界的作用。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英国先后出现了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休漠、吉本、汤因比等耳熟能详的名人。
在文学艺术上，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萧伯纳等大文豪和艺术家，更是妇孺皆知。
牛顿去世后，英国隆重地举行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于此的科学家。
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但这并不影响英国女王坐在包厢里忘情地欣赏《哈姆雷特》。
19世纪英国全盛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有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此话反映了英国社会的风气和价值取向。
英国在向世界各地销售廉价商品的同时，也注重传输它的政治制度和语言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到如今，虽然英国早已不再是“日不落帝国”，但英语仍风行世界，由英国人首创的多种游戏规则仍在全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