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南京还要不要守的问题。李宗仁、白崇禧和德国军事顾问等主流观点都认为应该放弃南京，不做无谓的牺牲。
其理由为：从军事上看，南京是三战之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南京之北又是长江天堑，无路可退，防守起来非常不利。况且我军在淞沪战场新败，而敌人士气正旺，南京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与其战而失守，不如主动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国军则可以乘机撤往长江两岸，一面阻止敌人逆长江而上，一面阻止敌人沿津浦线北上。
蒋介石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南京是首都和孙中山的陵寝所在，断不能不战而退，主张死守。当他问到唐生智的时候，唐愤而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蒋委员长。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唐生智语气慷慨，蒋介石听后大喜，便决定把南京城防总司令的职务交给唐生智来负责。
会议结束后，李宗仁向唐生智竖起大拇指说：“孟潇（唐生智字孟潇），你了不起啊！”唐生智听后颇为自得。不过李宗仁实际上还是不赞同死守南京，以他的了解，认为一向精明的唐生智突然变得勇于担当，不过是“静极思动”罢了——唐生智历史上多次反蒋，此时已经失去实际兵权，这次他主动请缨，李宗仁判断他的真实意图是借机重新掌握一部分兵权。
唐生智，北洋时期的湖南的一大军阀也。他原本是湘系军阀赵恒惕部下的一个师长，他和另一师长叶开鑫不和，而赵恒惕却偏袒叶，唐生智于是愤而起兵，把“主公”赵恒惕赶出了湖南，自己掌握了湖南。
不久后，叶开鑫投奔了直系大佬吴佩孚，唐生智战败，一路撤退到湖南南部，和广东交界的地方。1926年，势单力孤的唐生智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担任第8军军长（当时李宗仁为第七军军长），并随北伐军一起作战，大举反攻湖南，重新占领了长沙。
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北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宁汉分裂”，唐生智表面上支持汪精卫，反对蒋介石，但实际上汪精卫根本束缚不了他，他真正的野心是取代汪蒋，成就霸业。当时的武汉政府组织了“东征军”（唐生智部为主力），要顺流而下讨伐南京的蒋介石，于是南京方面也成立了“西征军”，出兵讨伐唐生智。
唐生智本是一个旧式军阀，不懂革命大义，野心大过才德，为了达到目的，他不顾国民革命军的身份，和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秘密联络，意图夹击北伐军。当时唐生智还未获胜，就已经向汪精卫等人表态说：“等打下南京，汪先生当国府主席，何健当安徽主席，程潜当江苏主席，卢涤平当浙江主席，我当北伐军总司令。”
结果孙传芳想“先入关者为王”，提前发起了进攻，被北伐军首先消灭。随后李宗仁又率领“西征军”一路西进，很快就把唐生智打得落花流水，仓皇下野，逃亡日本。
1929年，唐继尧回国，宣布效忠蒋介石，然而不久后中原大战爆发，他又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结果再次战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内化解干戈，唐生智重回南京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实际上已经被夺去了兵权。
南京保卫战前，唐生智作义愤填膺状，在李宗仁看来，他不过是为了重新拿回一部分兵权，毕竟大家都知道：“唐生智那小子野心大得很呀！”（谭延闿语）
唐生智就任南京城防总司令后，宣称要和南京城共存亡，背地里却叫李品仙在浦口车站给他准备一辆列车，以便败后撤退。大战进行了不到4天，唐生智麾下的10多万部队就全军溃败，而其撤退之时全无计划，命令含混矛盾，导致撤退场面混乱，损失惨重。
唐生智忘记了“要在南京牺牲一二员大将”的豪言壮语，仓皇坐着火车经徐州转陇海路前往武汉，当时李宗仁亲自在徐州车站迎接了唐生智，只见他“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唐生智愧疚地说：“德公（李宗仁字德邻），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之后便垂头丧气去了武汉。
来到武汉后，唐生智向蒋介石请罪，承认自己在南京“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丧我士卒”。蒋介石没有惩罚他，但也再也没有重用过他。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专心研究佛学，人称“佛将军”，不知道此举是否有赎其南京之罪的意思。
1949年，唐生智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担任和平自救会主任委员，通电拥护解放，也算弃暗投明。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担任湖南省副主席、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当年北伐战争期间，贺龙元帅曾是唐生智的部下。据唐生智的儿子回忆，1968年，曾有人找到唐生智，要他交代贺龙的问题，不交代就毙了你。“父亲把桌子一拍，说，你毙吧，老子枪林弹雨出来的，几时怕过死？”在经过数十年的沉淀和痛苦思索之后，唐生智终于洗去了旧军阀的面貌。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肠癌发作病逝，终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