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数百位皇帝，如果要选出最凄惨的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绝对可以名列其中。作为“意外”出生的皇子，其母王恭妃一生凄凉，而自己也始终被父亲明神宗所不喜，在大臣与皇帝博弈近二十年后，好不容易当上了太子，却差点又在“梃击案”中被杀，等到千辛万苦继承皇位，却还没来得及享受，便在一个月后莫名其妙死于“红丸案”，当真是悲剧到了极点。

万历九年（1581年），19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前往慈宁宫看望母亲李太后，却偶然遇到了16岁的宫女王氏，一时没忍住便临幸了她。然而，事后明神宗便后悔了，于是既没有按照惯例赏赐给王氏东西，也没有将此事告知内侍予以记录。

按理来说，皇帝临幸宫女并不算什么大事，那么明神宗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朱翊钧虽然贵为皇帝，但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李太后却对他管理的极为严格，不仅是读书教育、朝廷大事，就连起床洗漱、喝酒听曲等生活琐事也要严加管理，因此朱翊钧对两人极为敬畏和恐惧。

如此一来，对于随意临幸宫女这种事情，朱翊钧之所以不愿提及，恐怕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由于没有管住自己的下半身，感觉说出去有些丢人；二是此事毕竟有些违反制度，担心李太后和张居正借此又对自己教育一番。说白了，就像是小孩子做了丢人的错事一样。

然而，事情就是那么不凑巧，万历皇帝与皇后王氏、昭妃刘氏成婚三年都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偏偏临幸了宫女王氏一次，她就怀孕了。起初倒也没有人发现，但几个月后，随着王氏肚子越来越大，已经根本没有办法隐瞒，李太后发现后，便将其叫到密室询问，王恭妃只得交代了自己被皇帝临幸的经过。

之后，借着朱翊钧陪自己饮宴的机会，李太后问及此事，明神宗最初还想抵赖，拒绝承认此事，直到李太后命人拿来《起居注》，朱翊钧这才勉强承认。而李太后也并未责备他，而是安慰道，“我已经老了，但还没有孙子，如果生个男孩，也算祖宗社稷之福”。

明神宗又说“她毕竟是个宫女”。李太后则说，“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啊”。因此，在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十六日，王氏因此被晋封为恭妃，但始终没有举行册封仪式。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十一日，王恭妃生下一子，这便是明神宗的庶长子朱常洛。然而，王恭妃的母子始终为明神宗所不喜。即便王恭妃两年后又生下皇四女云梦公主，仍是直到去世前地位都没有提升，甚至常年寂居幽宫以泪洗面，竟然最终导致双目失明。

而朱常洛不仅始终没有享受到皇子应有的待遇，甚至还被明神宗称为都人子（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

自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郑氏经选秀入宫之后，便始终独宠于后宫，在生皇次子朱常溆（后夭折）时便被升为贵妃，在生皇三子朱常洵后又被晋封为皇贵妃。由于王皇后无子，郑贵妃遂借机请求明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并立自己为皇后，明神宗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与郑贵妃在道教庙宇中立誓。

正所谓“太子者，国之根本”，而自古以来立太子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立嫡立长”，明神宗绕过长子朱常洛而立三子朱常洵，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

于是，在听到皇帝打算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流言后，立即便引起了大臣们的警觉，再联想到内阁首辅申时行曾在朱常洵出生前请立太子被拒，王恭妃长期未受封等情形，大臣们哪还猜不到皇帝的意思。

众所周知，明朝的官员对于顶撞皇帝，简直可以说“有瘾”，如今皇帝公然违反《皇明祖训》的祖制，立即便引爆了朝堂。就在郑贵妃册封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便开始上书请立太子，其中姜应麟措辞极为激烈，直接激怒朱翊钧，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

朱翊钧的打压并没能压制住朝臣，在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再度被罚后，反而更加激起了朝臣的斗志，请立朱常洛的奏折如纸片一般纷纷飞入皇宫，更有大臣指责后宫干政，矛头直指郑贵妃。

然而，明神宗见奏折太多，干脆直接置之不理，朝臣见状便又在每天的朝会上请立，结果朱翊钧一气之下连朝会也不参加了，直接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中，先后有中央及地方先后有三百多名官员参与其中，结果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等四任内阁首辅被迫辞退，另有一百多人被罢官、廷杖、解职、发配充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朱翊钧这才不得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太子名分已定，其他诸皇子便也相继被加封为我那个，其中朱常洵获封福王。然而，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仍然备受冷落，除了太子名义之外，根本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反而是福王朱常洵得以长期逗留京师，根本不前往地方就藩。

为了防止发生变故，大臣们又纷纷上书要求福王尽快离京，然而朱翊钧却是一拖再拖，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大臣们以郑皇贵妃和福王朱常洵意图谋害太子为名再度上书弹劾，福王朱常洵这才前往洛阳就藩。

然而，到了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突然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在的慈宁宫，击伤守门太监，意欲行刺太子，幸好太子内侍韩本用及时赶到将其逮捕，史称“梃击案”。后经审讯，张差交代说是有一老太监收买自己，并将自己带到慈庆宫，指示自己打杀遇到之人，尤其是穿黄袍者（太子朱常洛）。

此案历经多轮审讯，张差这才表示是受郑贵妃手下太监旁保和刘成指使。于是，朝臣们怀疑郑贵妃仍不死心，这是想要谋杀太子朱常洛，王志、何士晋、张问达等人更是指责外戚郑国泰“专擅”。

后因太子朱常洛出面求情，郑贵妃这才得以逃过一劫，首犯张差被处死，而太监庞保、刘成则被明神宗密令太监处死。

“梃击案”后，郑贵妃虽然没有受到惩处，但其势力却也就此一蹶不振，而直到此时，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才得以稳固。作为明末三大疑案之一，“梃击案”到底是郑贵妃指使，还是太子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前已经无人知晓，但由此却不难看出，朱常洛坐稳这个太子之位，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同年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是为明光宗。然而，好不容易熬过了凄惨的前半生，坐上了皇帝宝座，结果仅仅过了一个月，明光宗朱常洛便突然去世了。

在参加登基大典时，朱常洛还是“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然而到了同年八月初十，即登基大典后第十天，朱常洛便已经一病不起了。根据谈迁在《国榷》和查继佐《罪惟录》的记载，明光宗的这次突然生病，乃是由于郑贵妃给朱常洛进献了大量美女所致。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病重，郑贵妃又指使亲信太监崔文升向朱常洛进献“通利药”（相当于泻药），结果导致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病体迅速加重。

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急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并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之意，与此同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表示有“仙丹”进献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等人认为“仙丹”不可信，但朱常洛却在安排完后事之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服用了所谓的“仙丹”。服用之后，朱常洛感觉身体好了很多，便于傍晚时分命李可灼再进献一粒，并在御医们的强烈反对下服用，且并未感到有什么不适。

九月初一（9月26日）五更，朱常洛突然驾崩，年仅三十九岁。由于李可灼进献的“仙丹”是一种红色的药丸，故而此案被称为“红丸案”，同样位列明末三大疑案。此案真相虽然至今成谜，但却在天启朝初期引发剧烈动荡，后因韩爌上书才算短暂平息，仅将崔文升和李可灼予以惩处。

如上，早年不被父亲所喜，好不容易当上太子，又差点在“梃击案”中被杀，等到千辛万苦坐上了皇位，却仅仅在位一个月，便又莫名其妙的死于“红丸案”，明光宗朱常洛当真算是悲剧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