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20世纪，在诸多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西方学者中，这三位都是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中的学者”，他们以独特的学术眼力对“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共和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些历史概念做出经典诠释，成为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学界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三座高峰，缪尔感言，“巴龙、吉尔伯特和克里斯特勒三人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路向”。

但不可否认，在学术观点和治学路径方面，三者之间有着诸多相异之处，对此做一概览，不仅有利于透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状况的共识与歧见，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西方现代文明诸要素之缘起的不同视角。

首先，三位学者在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定位上存有不同见解，当然这导源于他们各不相同的研究理路。

巴龙注重政治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加林曾感慨：巴龙的学术研究影响力源于他对政治和文化之间纽带关系的主张。

在其《危机》以及20世纪下半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巴龙始终坚持这一思路，从崭新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布鲁尼所在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丰富的思想层面和内心世界。

在巴龙看来，15世纪初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并不是布克哈特笔下那些游走于各国宫廷之间、扎入故纸堆而不问世事的寄生型文人墨客，以布鲁尼为首的这批博学之士抱有将人文主义与公民政治相糅合的观念，巴龙将之定义为“公民人文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萌发则是因为米兰战争的刺激，在共和自由岌岌可危的险境下，根植于佛罗伦萨公民文化深处的城邦共同体意识被重新唤醒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克里斯特勒则始终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认为像布鲁尼、帕尔米耶里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不过是谙熟修辞技巧的文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大多为修辞家或者是私人教师，可视作中世纪语法学家和书信口授者的继承人，尽管他们对道德哲学有所贡献，但与费奇诺、皮科、蓬波纳齐这样的专业哲学家不可等同而语。

对于巴龙将布鲁尼塑造为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克里斯特勒表示强烈质疑，认为其思想中修辞和宣传的成分比实际的共和主义信仰占有更多比重，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西格尔等诸多学人的大力支持和补充。

克里斯特勒尤其强调历史演进的有机性和继承性，例如，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是和谐并存、互为吸收的，并非前者属于中世纪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后者完全取代。

而对于作为整体的文艺复兴，克里斯特勒认为，它是一个过渡和发酵的时期，而非一种综合或永久的成就，因此，他提出一种历史多元主义的主张，认为不能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简单地进行化约，这会忽视历史矩阵之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和思想场景。

因此，对于巴龙将1400年前后作为一种时代巨变的分水岭的决定，克里斯特勒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克里斯特勒反对那种将文艺复兴与现代性捆绑在一起的目的论范式，认为这样一种视角容易导致时代误置，不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场景，用后来的历史情节去比附文艺复兴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与扭曲。

而这种范式正是巴龙所一直主张和努力捍卫的，他们之间产生分歧便是自然的事情了。

吉尔伯特和巴龙虽然都致力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对接，并使得更早一代的，分别研究共和思想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政治制度的两个美国历史学家群体融合在一起成为可能，但两人所提供的研究模式非常不同，就现代思潮出现的决定性时刻而言，两人在时间节点的设定上有着一个世纪的差别。

巴龙认为体现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布鲁尼身上，而吉尔伯特认为体现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身上，吉尔伯特使用“共和主义”的概念，巴龙则通过“危机”这个发人深省的时代标签作为将政治思想和历史事件连接起来的工具；

此外，巴龙较之吉尔伯特更侧重对语言和文本传统的重建，而吉尔伯特对历史语境的重构比起巴龙更为苦心孤诣，只是他从未接受过巴龙提出的“公民人文主义”概念。

再者，三位学者在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概念的界定和阐释上存有重大分歧，在这种观念分歧的背后实则体现出三人在哲学思维和文化价值理念上的不同。

克里斯特勒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严格界定为是与语法、修辞、诗学、历史以及道德哲学等人文学科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运动，他主张人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哲学流派，而是具有某种特定和有限的含义，其实质和核心在于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的强调，视其为主要的研究题材和无可匹敌的模仿典范，无论是在写作、思想、甚至是实际的行动中都是如此。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点关怀并非哲学，而是在于对古典文化的复兴以及提升个人文艺修养和品性 ，而且人文主义教育的古典学和修辞学标准实际上能够和各类哲学和神学上的观念和信条相融合。

克里斯特勒摒弃了由弗朗西斯科·菲奥伦蒂诺、伯特兰多·斯巴文塔，乔万尼·金蒂利和恩斯特·卡西尔所传递下来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这种传统倾向于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融入现代哲学人文主义之中———作为一种人的哲学的人文主义———并且坚持将这种现象历史化。

他的目标是在当代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之间做出一道清晰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