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两棵杏树、有150年历史的山西三合院，在长期尘封的村庄被人遗忘之际，于今年在网络上爆火。
“点火”的人，是一位名叫蔡山海的县城摄影师。今年3月，他在山西忻州繁峙县拍摄时，途经一场葬礼。吸引他驻足的是乡村乐队。唢呐、鼓合奏的巨大声响从红砖院落里传来。他本以为能遇见当地的特色表演，却看到了更意外的一幕。
白事的主角、喜欢用毛笔写楷书的张福青老人，将生平与心事，写满庭院的墙壁、窗台甚至门栏上。
文字隽永得像散文诗。守在村庄里的老人生前关心作物、节气、修房，也关心高铁、世界各国人口，还有缥缈的宇宙。
“宇宙有多大啊？飞机飞到太阳要20年才到，月亮体积有地球1/48，星星有2000亿颗。”
33岁的蔡山海把这些照片发在网上，不经意间，张福青和他的宝贝祖屋就这么成为了流量中心。各家媒体、粉丝闻讯而来，让衰落的村庄看上去充满人气。
最早的“操盘手”蔡山海却没有在繁峙县止步。他按原计划继续自驾，“一天平推一个县城”。那是他在2019年后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拍一组能代表中国的照片。但越是阅览中国的县城、村庄的里外沟壑，他才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无法代表中国。”
在他的镜头里，中国的面貌并非由打卡的景区定义，也不是由平起的高楼和地产塑造。主角是身处其中的县城人民。一切镜头语言都变得不重要了，广袤的中国县城有着人来过世界的一切证据，关于爱与被爱，劳苦与圆满，执念与心愿，衰老与死亡。
于是，他决定，再花两到三年时间，环中国游，到有经纬度差、湿度迥异的县城，记录正在变化的、转型的县城与乡村。
图集还在更新中。胶片机的大曝光提醒着人们，县城可能是偏远的、老龄的、远离中心的，但它同样包裹着生命力、多元与浪漫。
想拍一张令摄影师满意的照片不容易，特别是“评委”只有自己的时候。
蔡山海今年1月关掉营业了3年的县城摄像馆。2024年，他开车自驾去了广西、贵州、湖南、重庆，一天走一个县城拍照。3月，在南方的阴雨季降临后，他去了阳光热烈的北方，遇见了将宇宙写在院落的福青老人。
但5个月的路程，令他满意的照片，只有不出10组。蔡山海告诉我，理想的县城纪实摄影，需要结合地域性与人的个性，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这个地方才会出现有这样精神的人。
他从老家县城逃离的第一站，选择了广西河池。在这里，最令一个长江流域出来的小伙好奇的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不走高速，只走国道时，蔡山海发现了预期之外的景象。溶洞不仅是5A、4A级景区，还可能是县城人的活动场所。
“你可以把溶洞想象成平原地区的广场，只是上面罩了一个喀斯特地貌的罩子。”他对我解释。
路经广西柳州时，他曾沿着一个溶洞的天光处往内走，见到了一个挂着七彩舞厅球的溶洞KTV。洞穴的上方挂满了彩旗、灯带、五星红旗，充斥着躁动的音响声。原来，黑漆漆的溶洞也可以成为绚烂迪斯科。
他和溶洞KTV里的人们交谈，给穿着大红衣服、唱情歌的人们拍照。这是蔡山海多数时候的摄影手法，首先与拍摄对象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往事，再给人们拍几张群像。他给栏目起名 “走地仙”，意思是，通过自己的大量行走，寻找散落全国各地的“仙儿”。
从广西继续向西，蔡山海的2月在坡度更大的贵州度过，他遇见了拥有一座木城堡的陈天明。如果从世俗意义上来评判，42岁的陈天明是绝对的失败者——他没有结婚。2018年，从江浙地区打工不顺后，他回乡创业，干养殖业，现在还亏了钱。
但蔡山海还是发现了这位“仙儿”的宇宙。
在县城的偏远处，他自建了一座九层的城堡。最底下用来养鸽子，越往高处越有尖尖：4层至6层是字画花草间，第7层做卧室，面积最小的8层和9层用来喝茶听歌。
失意者的另一面是堆满哲学、历史书的房间。寂寞的时候，陈天明听着音乐，终日与书为伴。
蔡山海相信，陈天明这类人，是县城或乡村独有的。“如果在上海，不出半年，他的家就要被拆走了。”他拿熟悉的大城市对我举例。城市代表的是效率至上，是秩序感，而远离中心的县城，才会出现野生、粗粝、没有模板的多样人生。
于是，有人在他的“走地仙”摄影栏目下评价：“凡人的历史博物馆。”
照片与成像看似自由散漫、浪漫无际，背后却是蔡山海紧凑的拍摄计划。他的时间全靠挤。冬天，早上8时出门，一直拍到晚上8时。到了夏季，天亮得更早了，他有了更长的一天。
与随心的自驾游无关，他的行程多是规划好的。他给我看截图——出发前一天晚上，他在网上查找攻略，在地图上密集标注所去县城的拍摄地。比如，他在山西忻州的一天，会从秘魔寺出发，经作头村、公主寺，最后抵达繁峙县的古正寺。
紧密的计划一部分出自现实条件。拍摄的经费源自他在镇江老家开照相馆攒下的20万。今年，从为生活奋斗改成了为自己活着，蔡山海也深刻地记得，前三年挣钱有多不容易。他的每一天都要紧凑地过。
至于他为何一意孤行，踏上那个不被周围人理解，也无法带来经济回报的旅途，就更难归因了。
初步的想法源于2019年。蔡山海得过几个月的抑郁症，从125斤暴瘦至90多斤。
不再在心灵的悬崖边下坠后，他决定完全遵从内心，未来拍一组记录中国的图集，取名《逍遥三章》。
但在今年5月的一个深夜，他给我发来语音，说突然想起，“像我这样的人，生在县城，以县城的题材去创作，未来大概率还是会死在县城”。
选择这条路径的本质原因是，在县城待久了，他已经无法习惯在大城市生活。现在去上海，他会产生类似出国的焦虑感。理由是，物价高、交通拥挤，每个人看上去都不快乐……他成为了彻底的县城青年。
回县城是2012年。大学毕业后，因亲人健康原因，他“被迫”回到县城工厂当文员。他记得那时要好的朋友告诉他，宁愿在上海卖菜，也不愿意回老家。
“我们努力读书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回这个小县城吗？”朋友问他。尽管，他所在县城曾是全国“百强县”，离南京西站就半个小时的高铁行程，还是逃不过年轻人口大量外流。
而一旦习惯了县城的时钟、对话与景色，蔡山海的情感变得复杂起来。他能体会到县城不好的一面，强调人情、社会时钟和成功论。他基本找不到合拍的朋友，属于游离的边缘人。妈妈还兼职当媒婆，四处和人“鼓吹”：“女孩子到了25、26岁前还能挑一挑，再大点就是别人挑你了。”
但他也清楚，只有在县城，他可以最自由地生长，见各样的草莽与奇人。在蔡山海的记忆里，18岁前，他搬了三次家。小学六年，他住在亲戚家的招待所，妈妈在里面当服务员。很多来自山东的卡车司机会来住宿，导致他从小爱与“江湖人”聊天。
他的县城还与长江边上潮湿的空气相连。前几年，无聊的时候，他就到沿江公路散步，见到了不少“牛人”。有的会戴炫酷的防反光眼镜，手上有一个类似飞镖的机关，“就像一个飞镖出去，水中的鱼百分百命中。就这么牛哦”。
县城的沟壑与纹路，塑造着蔡山海此后的摄影之路。2013年以后他辞职做摄影。每年近一半时间，他从镇江逃离，去往全国的各个县城。
镜头里的主角愈加多样，荡秋千的县城老人，瘸腿的青年，悬崖边牵手的情侣，自我修行的隐士……
县城生态多样。但蔡山海回顾起来，2024年的一路，他最经常的拍摄场景只有三个：红事、白事和庙会。
他并未故意为之，但走了那么多地方，他也发现，中国多数县城和城镇老龄化严重。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身处其中的人们天然地要与衰老、空虚、空心化共处。只有重大的日子，才能把众多的人聚集起来。
也正因如此，蔡山海的很多镜头里，主角是中老年人。在重庆的巫山边上，他曾遇见一对吹唢呐的乡村殡葬师，金色的唢呐在长江面前闪闪发光。穿着棉裤的唢呐手，他所在的团队以周薪400～500元在葬礼上演出，他本人也已经是位皱纹爬满额头的老人。
在山西，蔡山海发现，老人们变得更多了。“10 个人里9个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见到年轻人我都想举起相机拍一拍，因为太罕见了。”他形容。
他特意对比过，山西老人喜欢穿汗衫，有着比南方人更魁梧的身材。这些留守的山西老人，很习惯聚集在照壁下晒太阳。
蔡山海一度认为，照壁是山西人的精神图腾。路过每个山西县城、乡村，他都发现，总有漂亮的、华丽的照壁在等着他。巨幅的华丽屏风墙有的印着黄果树瀑布，有的画着万马奔腾，总是有家的味道。
从江苏往西开的旅程，本身也是一种“平推”。在摄影视觉里，平推相当于平滑地水平移动，以跟随主体，完整地展现场景。江苏西边是安徽，接着往西北是河南、山西。蔡山海的感觉很强烈，他从小伴随乌泱泱的工厂长大，厌烦了空气差。烟囱越往西越稀疏。接着，河南的麦田绿油油，山西的太行山脉高森莫测，都让他心旷神怡。
但逃离工厂之余，蔡山海清楚，这些县城诗意的环境背后，面临着愈加空心化的现状。人在老去，村庄在被遗忘，小县城的呼吸沉默如谜。他因此愈加好奇，小县城的人除了关注家长里短、朝九晚五的生活以外，还可以怎么活着。
他在一则帖子中写道：“人口高速流动的时代之下，中国发生着剧变。我想要探访与记录那些具体的、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的人或事物，哪怕微弱如尘埃，但仍旧值得被记录。”
不过，在阳光愈加炽烈的5月，蔡山海在晋南自驾时，脑子里又飘过了一种全新的想法。
他回想国外的部分城市，如巴黎等大城市，过去10年都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江苏等华东地区发展得这么快，它们才是少见的、不一样的。正常的发展节奏，应该是像陕西、河南、山西这里的县城，许多年都不变。也许，它们才是正常的？”
或许，多数人都逃不过与停滞、衰老、被遗忘对抗的命运。
眼下，蔡山海的目标愈加明确。无论变与不变，对抗被遗忘的第一步，是在广袤的大地中，寻找其中永远不会衰败的元素，即那些始终拥有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精神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