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在湖北武汉黄陂陈家咀湾,我军二野正在周边驻扎。
深夜月色暗,第十军军长杜义德停下脚步,轻轻敲开一户农家的门,看到了一名老妇。
他以陌生人的名义借住,与老妇寒暄聊天,得知老妇只有两个儿子。
可他明明记得,他便是老妇的第三个儿子,但他并没有上前去相认。
三个变两个,老妇为何忘了第三个儿子?
想当年,杜义德替父报仇,为私仇欲要杀百人,为何邓公同意批准,甚至给他机枪呢?
但此时,他为啥不肯相认母亲,反倒第二天便离开,这到底怎么了?
直到两年后,老妇才知道真相,知道了这些年来杜义德做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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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杜义德出生在湖北武汉,是家里最年幼的儿子,小名叫三娃子,另外还有四个兄弟姐妹。
当时家里穷,杜义德仅读过八个月书,便辍学跟随哥哥杜义良去放牛,过了两年便在地主家做长工。
15岁时,杜义德在亲戚介绍下,前往武汉当木匠学徒,但师傅性格严苛,经常对他打骂。
有一次,杜义德在用大锯时不小心锯偏了,师傅愤怒之下,狠狠揍了杜义德一顿,导致他当场晕倒。
当他醒过来后,便离开武汉返回家乡,发现家乡正闹革命,果断加入当地的农民赤卫队。
1928年,红军收编赤卫队,杜义德担任宣传队长,每日穿梭山岭间宣传,动员大量青年加入红军。
两年后,杜义德加入我党,此后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进。
这一路征战,他背井离乡,为了新中国而奋斗,此后多年再没有回过故乡。
他既已将热血身躯许给国家,只能留下双亲在故乡等待。
1930年开始,杜义德担任不同职务,总是身先士卒,参与战斗开辟根据地,走过长征立下无数战功。
1936年11月,杜义德所部整合入西路军序列,辗转奋战抵达延安,此后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
转眼三年,杜义德接受重任,调任至随营学校当副校长,次年转赴冀南军区,率部参与了百团大战。
抗战中后期,冀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短缺这咋办?
杜义德精简军队规模,鼓励民众发展农业,加强宣传削弱伪军斗志,为部队壮大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45年8月,为配合重庆谈判顺利进行,杜义德率部与友军并肩作战,取得上党战役等重大胜利。
毛主席归来后,与邓小平谈及上党战役时,高度评价道:
“我在重庆谈判期间,正需要你们取得一些重大胜利来提供支持。”
“上党一战打得非常漂亮,战果越辉煌,我们的谈判就越有底气,我回来的希望也就越大。”
邓小平传达了毛主席的鼓励,杜义德听后深受振奋,全力以赴投身于每一场战斗,绝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1946年11月,在刘邓指挥下,杜义德率部参与定陶战役,以两三万兵力以少胜多,击溃敌人三十万兵力。
短短十天内,毛主席连续发送三封电报,充分肯定杜义德及其部队的出色表现。
这些年他征战四方,可他心里也有遗憾。
自当年土地革命开始,长期遭受地主劣绅剥削的贫苦民众,终于迎来了一线曙光。
他们勇敢出来,抓住地主老财交给红军,夺回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但那些地主恶霸,为逃避红军的追击,转身投靠国民党,组建所谓的地主还乡团。
他们表面是回归故里,实则干尽放火杀戮等恶行,尤其是极度怨恨红军,一旦遇到红军家属,便不择手段报复。
在这期间里,杜义德的父亲不幸被还乡团抓住,遭受了各种残酷刑罚,最终惨死。
当时杜义德正在前线奋战,得知此事愤怒悲痛,但他深知战况紧急,此刻更不能意气用事,要保持冷静理智。
杀父之仇,焉能不报?
杜义德心怀父仇,只能一边四处征战,一边等待合适时机。
这漫长的等待,直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曾距离他的杀父仇人所在非常近。
杜义德忍无可忍,满怀满腔愤怒,对政委邓小平道,他想回老家报仇。
邓小平知晓此事后,义愤填膺表示,还乡团欺负百姓,就该狠狠地收拾,绝不能让他们活。
“我给你一挺机关枪,你去把他们收拾干净!”
为父报仇是私仇,杀恶霸劣绅是大义,邓小平自然赞成,让他带上机关枪,速去速回即可。
当天晚上,杜义德领数十名战士出发,连夜奔袭到返乡团所在地。
他看到那些恶势力,凭着几把破枪,还在横行霸道,于是再不遮掩,率先直接冲上去。
机关枪突突突响,恶霸劣绅转眼身死,了结压榨百姓的罪恶一生。
他干掉了地主返乡团,不仅是为父复仇,更是保护当地百姓,也为其他红军家属出气。
杀父之仇已报,可父亲已经离开,那母亲过得如何?
他心中记挂母亲,没有趁机回故乡,而是选择擦肩而过,迅速归队再为国征战。
1947年4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不时来到了汤阴城外。
此城守军是军阀孙殿英,就是曾盗掘慈禧陵墓的大盗,如今是我军要打的敌人。
孙殿英在汤阴城,构筑大量防御工事,暗堡壕沟四处,鹿砦地雷遍布,构成难以逾越的屏障,堪称固若金汤。
杜义德深知强攻之弊,决定采取智慧策略。
那就是挖掘交通沟与地道,悄然逼近敌人。
杜义德提出了“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号召战士无惧炮火,夜以继日地挖掘,连续奋战了十个昼夜。
他们挖出长达一万米的地道,构筑118个地堡和53个炮阵地,将出发阵地推至孙殿英的眼皮子底下。
这份艰苦卓绝的努力,自认是不会白费的。
杜义德一声令下,攻城之战迅速展开,几乎不费流血之力,便已经生擒孙殿英。
这是杜义德率部出击,攻克的第一个坚固堡垒,得到刘邓两名领导人通令嘉奖。
他想见见他的母亲,可他转战四方,不觉又是两年。
1949年2月,全军经过重组,形成了四大野战军,准备跨越长江,解放全中国。
杜义德在第二野战军,已是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渡江,他率领兵团从河口姚集出发,前往塔尔岗的长轩岭,在周边进行战略部署。
过了数月,他带上三名警卫员,悄悄离开姚集,绕道回陈家咀湾,准备暗中指挥作战。
在确认村庄安全后,杜义德在一户农舍前停下,下马并轻敲了门扉。
开门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当警卫员说明来意后,她热情邀请杜义德一行人进屋。
杜义德缓步跟在后面,自打进门那一刻起,目光便锁定那一位老妇。
那不是旁人,正是他日夜惦念的母亲。
整整二十一年啊,终于等到今日重逢。
可是他没有上前相认,他始终保持沉默,看着这个熟悉的农家院落。
院中陈设简朴,仅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不远处还搭着一个牛棚,棚内有一名中年男子正在喂牛。
杜义德定睛一看,不禁心中一喜,那正是自己的哥哥杜义良!
可他深深知道,此刻并非团聚的良机,只好压住激动,将地图铺展在桌面上,专注规划作战方案。
待布置妥当后,杜义德搬来一张板凳,坐到母亲身旁,问起她的身体和家庭情况。
老妇慈祥道:“挺好的,两个儿子都非常孝顺,重活都不让干,我就在家闲着,织线纺棉过日子。”
杜义德愣住了,他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但母亲明明有三个儿子,怎么现在只提到两个呢?
那他呢?难道他不是亲生的?
杜义德继续问道:“我听说您有三个儿子,是吗?”
老妇连忙摆手,急切道:“不是那样的!我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正在牛棚,另一个前段去外地了。”
她重复道,我真的只有两个儿子啊。
杜义德沉默了,想了片刻后,终于明白过来,母亲这是在隐瞒。
为什么要隐瞒呢?为什么不能相认?
正如他不敢相认,是害怕敌人知道母亲身份后,会像对待他的父亲一般,作为我军家属而被抓捕杀害。
母亲不敢承认有三个儿子,既是为了怕重蹈覆辙,也是为了想保护三娃子,保护这个为国征战的儿子。
她害怕自己被抓捕,会连累到三儿子,既然如此便当没生过吧。
既然生得男儿身,身已许国难许家。
杜义德心中明白,强忍着泪水,陪伴母亲半宿后,暗中留下二十块大洋,第二天大早悄然离开。
如今母子一别,再次相见又是何时?
杜义德再次离开家乡,继续率部征战四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直到1951年,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杜义德马不停蹄,连夜重返陈家咀湾。
当破旧木门重新打开,当老妇再次看到军长。
这一次没有母子陌路,而是激动人心的相认。
原来两年前,曾经留宿她家里的二野军长,竟然是她日夜牵挂的三娃儿啊。
杜母不禁埋怨道:“你为何不早告诉我呢?”
杜义德泪流满面道:“我何尝不想跪在您膝下,亲口唤您一声母亲!”
“奈何那时艰难,老家尚未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虎视眈眈,一旦暴露身份,您的安危将难以保障。”
母子不禁相拥而哭,其间深情不言而喻。
可惜大局未定,身已报国自当重新出发。
杜义德与母亲重逢后不久,便再次整理行装,率部奔赴朝鲜战场,参与上甘岭战役,并因此荣获朝鲜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杜义德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国内后,迫不及待将母亲接到身边。
每天工作结束后,他都立刻回家探母,陪伴她度过温馨的时光。
1960年,杜义德从沈阳军区调任至海军,六年后又被调往江西上饶任职。
临行之前,他特地安排兄长来北京,将年迈母亲送回故乡安养。
此后又是留念,杜义德虽心系母亲,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其接至身边。
直到1972年2月,正当他准备响应号召,回到海军总部任职时,突然收到来自兄长的电报。
母亲病危,这如何是好?
杜义德立即拨通老家电话,得知母亲已陷入昏迷,口中不停呼唤着三娃子。
一边组织召唤,另一边母亲呼唤,这可怎么选?
他挂断电话后,陷入了两难境地,独自关在房间里一夜,第二天开门而出,脸色憔悴地前往北京。
那一年,他已花甲之年,可依旧选择报效祖国。
返京没过几天,他收到来自故乡的电话,知晓母亲已逝世,不禁痛哭数天。
从那之后,他全身心投入事业,从训练海军到坐镇大西北,直到年老体力不支,才申请退居二线。
邓小平深感惋惜,多次挽留无果,不得不忍痛批准其请求。
杜义德对大别山情有独钟,不久后回到当地,开展实地调研争取支持,推动老区人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
此后岁月里,杜义德致力于党史军史的编纂,深切关注社会教育事业,赢得了包白线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1998年,他正式离职退休。
2009年9月5日,杜义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直到此刻,他终于卸下报效祖国的重担,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厚爱,将永远记载在史冊里,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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