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师战前是丙种部队，常年从事农业生产，不拿枪杆光捏锄头。开战初期，150师并未出境参战，师里的老兵大多都抽调给了其它参战部队。

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150师终于跨出国门，担负掩护友军撤回国境的任务。

但448团却在回撤途中遭遇越军伏击，损失惨重。

——接上篇，以下文字，引自原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侦察排2班老战士“老鱼”（笔名）的回忆录，讲述他所亲历的448团兵败越北的5天5夜之详细突围经过。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

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

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自己担任尖兵探路。

在这个时刻，那位机枪连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我们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

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

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探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担任尖兵，第一个出发探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一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

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不去探这个路，恐怕就没有也不会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种差事了。

事情已过去了28年，我现在在此绝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预判。

我与大家分别握手后，第一个朝山下摸去，其他人跟在我后面约5米，靠听我发出的轻微响动判断方向前进。我们刚离开先前的位置，越军就有所察觉，于是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扫射。

但是我们很快就悟出一个经验，只要越军机枪一响，我们就加速前进，枪声一停，我们又几乎是屏气而行。

那是什么样的身体移动啊，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越军的布防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只得静静地在乱石堆和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任何过分的声响都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与行踪。

就这样，我们整整爬了一个多小时，枪声才远远地留在了身后。

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往下的悬崖，黑暗里我没法看清悬崖有多深。我横着走了几步，发现有一颗靠着岩壁生长的树木。我打算靠着树木的支撑往下滑，双腿就往下伸去。

那一刻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面有越军埋伏，他们会抓住我的双腿把我拉下去，我几乎是随时要为幻想中的遭遇大声叫喊出来。

我顺着树木下滑了近5米，双脚终于踏着地面，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

四处观察了一下，发觉这里已经算离开了险峻的喀斯特地形，再往下就是丘陵地域，已没有多少树林，更多的是耕作的田地，在月光的照耀下地势也变得清楚起来。

我呆在原地等着他们下来，但是等了好一会就是不见他们的影子。我吹了几声口哨联络他们，干裂的嘴唇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

我顿时着了慌，急忙顺着树木爬了上去，上去一看，他们全在悬崖边蹲着。

我问：你们怎么不下来？

他们说：对下面的情况不清楚，没听到我的口哨声。

我生气地说道：如果你们不跟紧一些，我就不带这个路了。

大家随我下了岩壁，我当即给3班长说，我不带路了。因为事先3班长承诺过3人每人轮流带一段路的，3班长接着就开始在前面带路，我则退到队伍的10余人之后。

走队伍后面的感觉真好，前后都有自己的人，安全感充满了身心。就在我们继续前进了约30分钟时，队伍突然停止了步伐，大家安静地原地坐下，这时前面传来的信息也不甚清楚，我当时觉得前面有这么多人，有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

但是一等再等队伍都不见动静，我正纳闷，只见工兵班的一个战士（重庆合川人）骂骂咧咧地往后面走来。

他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前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探路？

他死活就是不去……

我问他：咋回事？

他说，在前面的路旁发现了一个帐篷，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越军，排长就挨个叫人去探察，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在叫到他的时候两人争执起来，他才走到队伍的后面回避排长。

我一听这话，就对大家的表现感到万分的失望，但是我也不想到前面去做点什么，心里想，有连长、排长和班长等人在，如何安排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事。

谁知这时，3班长又来到后面叫我到前边去。

我回答：大家不去我也不会去。

他说：你先去前边看看吧。

在3班长的劝说下，我来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3班长指着山下100米左右的地方说：你看，就是那个帐篷。

趁着依稀的月光，那帐篷就在我们将要通过的小路旁边。路的两旁坡度比较大，如果离开小路另辟蹊径反而可能惊动对方，而且前进的方向也不容易把握。

我还是表示不愿意去探察帐篷，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的处境似乎已经是生机初现，大家心里或多或少的都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时候再去以个人冒险博取大家的相对安全，怎么想都有些不愿意。

这真是我当时心里所想的大实话。

这一来大家就都僵持在那里了，我们坐在路旁的暗处鸦雀无声，没人提出新的建议，更没人自告奋勇站出来说由他带队走第一。

就这样沉默了估计有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给3班长说：像这样，我们3人一起往前走，人挨着人，如果遇到伏击要死就死在一起，别的人负责给我们掩护。

3班长见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就答应了这个探路的方式，陈秀颍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3人就紧挨着，举枪瞄准帐篷，慢慢地朝帐篷方向摸去。

写到这里我并没有责怪战友们的意思，我当时也不是有什么英雄气概在升华，只是自己太想活着回到祖国，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不愿放弃。何况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相互壮胆，我可能早就歇菜了。

谁在那时候敢说“我不怕！”，那他也就是壮着胆说一句假话而已……

这只是在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对身临绝境的态度问题，选择就范或者竭尽全力一搏。

帐篷里并没有人，黑乎乎的帐篷里面有两个简易铺位，外面支着一口大铁锅，煮熟的米饭还剩了半锅，一个塑料加仑桶装着清水。

我们3人，在向后方示意安全之后，就轮着大口大口地喝桶里的水、用手抓起锅里的米饭胡乱地塞进嘴里，根本不管是否被越军下毒。

也许读者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

在进攻战比较顺利的时候（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一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

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

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够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

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子弹上膛，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

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

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机械呆板，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

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大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

至于装备的落后，现在也没有必要再提了，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好了，唠叨这些也是给我们这些人找个台阶，那种一败再败的败兵心态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痊愈的。

这样子的部队，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心理溃败，那战场上的颓势就很难逆转，一如撼山。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近平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

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连长、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

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少了一个人！

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

我们回忆这一路还有不少岔路，谁都无法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就集体作了一个决定，等他一刻钟。

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地跑了过来，在经过每一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

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

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 米，距离河面3至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一个了，排长走在最前面，自己担任了第一尖兵的角色。

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的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4个，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摇晃着几乎是小跑着过桥。

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

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

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

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

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时左右和前后的警戒。

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处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放进来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任何障碍物进行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

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国话，排长就大喊着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时，排长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奉命在此接应我们448团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

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24个小时。

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陆陆续续也有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四、五十人，最少的就1个人。

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

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最后，让我一一列出本班牺牲战友的名字吧，在我脑海里他们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人，现属九寨沟县。77年兵，个头不高，专业军事技术一流，眼睛微微有些棕色。

阮少文：班长，民族不详，云南大理人，75年兵，处事稳重话不多，由炊事班长调入我班，烟瘾比较大。

钱进锡：副班长，汉族，山东人，入伍时间不详，以军事骨干的身份由山东部队支援而来，有北方人的豪爽，遇事谨慎。

陈俊波：战士，汉族，四川仪陇人，79年兵，当时就在县城开钟表修理店（那个年代就算是有钱人了），出于对部队生活的好奇，才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部队，爱笑，性格直率。

饶正平：战士，民族不详（会讲客家话），四川仪陇人，79年兵，入伍前在生产队当会计，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村里的聪明人，喜欢看书。

还需要提及的就是那位被俘的战友，是一位四川人。他在中越交换战俘回国后，因为是78年的兵，没到服役年限，就回本团继续当兵（没回特务连），直到1980年底裁军时才办理了退伍手续。

十多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他的一位家乡人。

我刚提到这位战友，那人立即就说：我知道这人，是全县唯一的被俘者！

我当时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样的名声，他在家乡的生活状态会是怎么样……

这位被俘的战友当时回到团里后，我们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个年代待人接物的局限），就一直没与他聊过什么。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去他老家找到他，听他述说我们16人离开之后，后面他们这些战友所面临的处境、所发生的故事。

当然，如果他不愿意说也没什么，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见见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全文完

“……3月12日黄昏，团指命我去指挥所，沿途见机关人员挤在半山腰上，情绪低落，都在说这次完了，要死在山沟里了。

李政委指着地图给我下达任务，他说2营前进受阻，被敌人的火力压在了山沟里，要我带一个连去攻占左侧大山。

他说：你带哪个连？

我说：我要7连。

他说：7连下不来，现在只有8连。8连去过山脚了解情况，干脆1连也给你，攻占后由1连控制大山，你带8连到朗庄。

在确定谁跟我去时，曾本恭股长说他跟我去，李政委不同意，叫陈鹏参谋跟我去。

我说夜间行动为便于指挥要求部队作标记，贾副师长不同意。

快到出发时间了，我尚不知8连和1连在哪里。当去往8连阵地时，8连长来了。我一边走一边询问情况，一边交代任务。

1连的任务由1营长交代。

到了8连，我抓紧时间向骨干做任务交代，其具体任务由8连长落实。

到出发时间，1连赶到。我问1连长李和平，任务明确没有，他说明确了。

整个部队在密林里摸索行进，到了左侧大山脚，我令重机枪掩护，1连从正面向大山攻击前进。

1连走后，我带8连向朗庄前进，行进中前面枪声骤起，8连卫生员罗国政跑回来向8连长报告副指导员牺牲了，叫人去抬。

到了一个山垭口再次遇敌，8连副连长王立新带着1排冲过去了，后面的部队却被打了回来。

不久通讯员收到1连步话机呼叫说上山后找不到连长李和平，我叫他赶快找到1连长，向我报告，我们很快会向他们靠拢。

此后就再也收不到1连的任何信号，彻底与1连失去联系。

此刻8连2排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因为出发前贾副师长不同意做信号标记，我也不知道2排去了哪里。

而1排之前由副连长王立新带队冲过火力封锁后也根本联系不上了。

8连此时就只剩下30多个人了，我当时对周围的几个骨干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指挥，团结战斗，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现在团里应该还会派部队过来，我们必须坚持住。

陈鹏参谋接话道：团里肯定不会再派部队过来了。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

他说：肯定的，我们现在只有先就近上山，从另一侧下山绕过去。

指导员李铁桥说：天快亮了，过是过不去，只有上山。

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天已大亮，为了不暴露目标，停止了爬山行动，就地隐蔽。趁此不断地向团里联络，同时向周围搜寻失散的部队，希望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大约在上午10点后收到了团里的信号，立即向团里报告情况：1连昨夜攻击前进中不知去向，8连2排也不知所踪，8连1排冲过敌人火力封锁后至今联系不上，我带的这两个连现在只剩30多人，我已完全失去战斗力。

我向团里询问我右翼是否有部队，以便向他们靠拢。

团里对此没有任何答复，从此中断联络。

一天的时间没有发现周围有失散人员的任何动静。下午我让8连长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他说有几个骨干跑了，我说以后再说。

天刚黑我们就开始向山顶爬，爬山的速度很慢，上到山顶时发现大家停下不动，有的坐着睡觉。

8连长说另一侧没有下山的路，我顺着岩边找着一棵树，我说顺着树往下滑。

在岩边我对8连长说：叫大家跟上，我先下。

滑到半山腰，这时只有三个人跟上，8连长和他的通讯员及3炮连战士刘晓彪。

8连长说：走，不等他们了。

我说：不行，这么多人都还没有下来，不能扔下他们，向他们发信号联络。

话刚说完就听见陈鹏参谋在山上呼喊：七号，七号，七号！（注：副参谋长付培德的代号）

同时刘晓彪过来报告：糟了！敌人把我们包围了！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无数人影在下边晃动。

下面敌人阻住了去路，就这样，我们在另一侧下山的机会也失去了。

不久，天大亮了，敌人开始搜山，不知谁向敌人打了一枪，敌人就退了，我们只好又爬回到山顶。

14日实施夜间突围，分两个组：8连长、4排长莫开富各带一个组向山口突围。在突围中敌人火力很猛，封住了山口，无法接近，不少人受伤或牺牲。

电台被打坏，报务员牺牲。我被敌火力压回到隐蔽位置时，8连指导员等人也在隐蔽处坐着不动了。

以后的几次突围均不成功，一次比一次困难，人员大减，力量薄弱，无战斗力，被迫困在山上。

18日，陈鹏参谋说：派人去摸摸情况。

指导员李铁桥说：陈参谋去，你有条件能应付敌人。

可陈参谋不愿去，后来由排长莫开富带着两名战士去了。

谁知他们下山后就被越军俘获，还向我们喊话，叫我们下去。

我们警惕着，随时准备死拼，仍继续困在山上。

19日上午越军向山上炮击，有人受伤有人牺牲，幸存人员全被炮击打散了。

陈鹏参谋和8连长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我们下山。

看来他们已经商量好了，8连长、指导员和陈参谋走到我面前说：已经决定了，放下武器下山！

部队失控，我无力左右局势这是客观事实，3月19日下午4时，我与剩下的人下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