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大变革，外迁浪潮下是危机还是转机？

自 2008 年起，中国制造业版图悄然生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似候鸟迁徙，陆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与热议。有人忧心忡忡，认为中国或将步美国、日本后尘，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事实究竟如何？

面对制造业外迁浪潮，中国又该如何破局，化解其中重重矛盾？

从 “微笑曲线” 理论审视，低端制造业处于利润链条底端，恰似 “卖一箩筐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微薄盈利与高投入、高能耗形成鲜明反差。

回溯近百年产业转移历程，历史规律清晰浮现：20 世纪初，英国过剩产能漂洋过海至美国；50 年代，美国传统纺织、钢铁产业花落日本、德国；六七十年代，日德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在亚洲四小龙扎根。

至 90 年代，伴随四小龙腾飞，劳动力成本飙升，产业接力棒递至中国。

如今，中国发展步入新阶段，人均收入提升，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水涨船高。资本逐利天性使然，寻求更低成本洼地。

以薪资为例，国内 3100 元月薪岗位，在东南亚，1500 元甚至 1000 元便有人欣然接手。在此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实属顺应时代大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然而，产业转移绝非毫无隐忧，其最大 “暗礁” 便是产业空心化。

美国作为前车之鉴，疫情冲击下，口罩、防护服等基础物资供应捉襟见肘，凸显空心化弊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根基，一旦根基不稳，经济大厦将摇摇欲坠。

中国国情特殊，与美日等国产业升级路径迥异。美日在手握高端产品 “利器” 后，从容淘汰落后产能。而中国当下高端制造业盈利集群尚未成型，产业升级仍在路上。

这意味着，一方面，大量高收入、稳定岗位稀缺，民众求职艰难；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如山，低端制造业虽薪资微薄，却承载着海量就业需求，现阶段仍难以割舍。

“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足见制造业于中国经济的关键地位。

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偏低，与民众日益增长的收入期望背道而驰，矛盾尖锐凸显：低端制造业若持续外迁，就业如何保障？

若强行挽留，国民收入提升又从何谈起？

看似两难困境，实则暗藏生机。

关键在于精准拿捏制造业外迁与产业升级的平衡点，中国已在探索途中踏出坚实步伐。

区域协同成为破题一招。以富士康落户郑州为例，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渐显 “廉颇老矣” 的低端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却可能是 “香饽饽”。

国家顺势引导，推动低端制造业西进，既为产业升级的东部地区拓展空间，又为中西部送上就业 “及时雨”。

省内产业重新配置亦同步发力，让不同区域各得其所，携手共进。

疫情意外成为 “神助攻”。2020 年疫情突袭，全球供应链 “断链” 危机频发，东南亚、印度等地工业体系瘫痪，交货延迟、工人罢工、质量滑坡等乱象丛生。

反观中国，凭借防控得力，率先复工复产，全球订单纷至沓来，制造业外迁之势暂缓。

更具核心竞争力的是中国产业集群优势。尽管人力成本高于东南亚、印度，可生产全程考量要素繁杂。在中国，原材料供应、生产组装、零部件销售等环节紧密协同，构筑起庞大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公路、铁路织就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运输便捷高效，厂商沟通无间，成本层层压缩。反观产业外迁，运输、沟通成本飙升，交付延误风险骤增，外资企业因而对中国 “情有独钟”。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潜在挑战。印度、东南亚等地区虽暂难撼动中国产业链地位，但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印度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一旦提升民众教育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未来竞争压力不容轻视。

中国制造业正处关键十字路口，外迁压力与升级重任并肩。

但机遇与挑战从来共生，只要把握时机，精准施策，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平衡区域发展，中国制造业必将在全球经济浪潮中稳立潮头，书写全新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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