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应的对策中，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要数组建北府兵，这在本章第三节中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此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经济。
一是建元九年（373，东晋宁康元年），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
二是建元十一年（375，东晋宁康三年），
三吴水旱成灾，百姓失业，诏令开仓赈贷，免除义兴、晋陵、会稽三郡一年租布，其余各郡免除半年。三是建元十二年（376，东晋太元元年），将淮北人民徙于淮南。废除度田收租之制，规定王公以下每口税米三斛，免除士兵全部赋役。
四是建元十五年（379，东晋太元四年），诏令御用供奉一律俭约，皇亲国戚及百官俸禄全部减半，劳役及其他开支，非军国所需者，暂时停省。
五是建元十六年（380，东晋太元五年），大赦，蠲除太元三年(378)以来百姓所拖欠的赋税徭役及债务，赈济鳏寡孤独及穷苦人民。
六是建元十七年（381，东晋太元六年），改革制度，裁减烦费冗员。
七是针对“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的状况，“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
这些措施显然是为节约财政开支、集中军国所需及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其中尤以第七项的作用为大。所谓“搜简民实”等，实质就是整顿户籍，搜括隐漏，强化基层组织。三吴是南北士族集中的地区，也是东晋主要的财赋之区，在这里推行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实行的确切年代虽然不明，但“太元中，外御强氐”表明，这完全是为了对付前秦而采取的措施。
上述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收到了举国上下一致对敌的效果，和前秦内部群起反对，只有苻坚一人力主伐晋，慕容垂及姚苌等少数人赞成恰成鲜明的对比。
苻坚治秦，确有成效，境内经济大有发展。可是仔细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从地域来说，主要是关陇地区；从时间来说，主要是王猛生前，即苻坚统治前期。
北方经济是否恢复或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东地区，因为这里历来为北方的经济区，地域大，人口相当于关陇和南方的总和。关东在后赵崩溃、冉闵作祟时就被破坏得疮痍满目、尸骨如山。前燕占有关东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经济，后期的腐朽统治更给关东经济雪上加霜，结果是农桑俱废，“天下萧条”。前秦灭燕后，除了逼迁人户和分派使者巡行一次州郡劝课农桑，革除弊政外，亦无切实的举措。前燕的王公贵族被逼迁关中，客观上有利于关东人民，至于使者巡行一次就很难说有多大的实际作用了。因为弊政并非使者们走马观花就能革除，劝课农桑则因苻坚政策的变化及穷兵黩武而遭到破坏。此种情况下，关东经济的恢复谈何容易。
灭燕以后，苻坚的骄侈之心滋生起来，王猛是有所察觉的。他在病榻上上书苻坚：
臣闻报德莫如尽言，谨以垂没之命，窃献遗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声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这一告诫丝毫没有产生作用。王猛死后，苻坚的骄侈之心急剧膨胀，一改昔日节俭之风，力求奢侈豪华的淫逸生活。史称苻坚“好色”，既有女宠，又有男宠。他听到后赵将作功曹熊邈吹嘘石虎宫室器玩后，任命熊邈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及精巧”。他的佩刀，用工五千铸就，用隶书“铭曰神术”；他的铠甲，名为“金银细镂铠，金为延以缥之”。他“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奇宝、珍怪饰之”。为了显示唯我独尊的气派，他命令把石虎安置在邺城宫室中的铜驼、铜马、飞帘、翁仲悉数运到长安。即使是护卫近侍，亦经精心挑选，非独武艺高强，还得身材出众，起了左镇郎、右镇郎和拂盖郎等一些古怪的官名：“苻坚以乞活夏点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点等身长一丈八尺，并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
上行下效，达官贵人亦复如此。其兄子苻朗食不厌精，成为名震一时的美食家，即使是东晋的达官贵人也望尘莫及：“会稽王司马道子为朗设盛馔，极江左精殽。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其日常生活，已绝非骄奢豪华四字可以形容：“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这还是被封建史家称为“有若素士”的一个人，其他贵戚勋臣当然可想而知了。
与骄侈之心急剧膨胀同时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化。苻坚曰：“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见在王猛死后，前秦政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目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昔日制定的法制已遭到破坏，后来苻坚更是“惰于政治”，赵整实在看不过去，特意歌谏曰：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苻坚不得不承认“是朕也”。这就表明，破坏前秦法制和较好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恰恰是苻坚本人。
苻坚急剧膨胀的骄侈之心和政策的转变，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一反昔日偃旗息鼓、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继灭燕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了安定的生产环境，严重地摧残了经济。
从苻坚即位到淝水之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自永兴元年(357)到建元元年(365)，在这七八年间，除讨伐张平、征服匈奴曹毂和刘卫辰部外，基本上没有战争，是关陇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黄金年代。二是自建元元年(365)到建元六年(370)灭燕，在这五六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有五次，动用兵力最大的一次是灭燕，名义上是十六万，实际只是六万。前秦的经济不仅承受得了，还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三是自建元七年(371)到建元十一年(375)这四五年间，史籍所见的大大小小内外战争便达五次，平均一年发生一次，虽然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此时王猛尚在，动用的兵力尚有节制，最多只有七万（击灭仇池），战争的时间也都相当短，一般几个月就结束了，因而它的危害还不显著。四是自建元十二年(376)到建元十九年(383)淝水之战前夕，这七年间，史籍所见苻坚发动的内外战争高达九次，平均不到一年就发生一次，战争的频率高了，其中用兵七万以上的就达六次，十三万以上的有三次，最高时动用兵力竟达三十万之多，也就是说动用兵力已经失去了节制，而且往往是一地战火未灭，一地战火又起；战争的周期也延长了，有的持续经年，有的则长达三年。恩格斯说：“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更何况在此期间前秦境内又灾害频发呢。建元十五年(379)，秦国大饥。建元十八年(382)，蝗灾几乎遍及关东全境，“经秋冬不灭”。就连亲近如苻融这样的人也认为苻坚推行了一条穷兵黩武的政策，它对经济的破坏殃及全部统治区，刚显示一些生气的关陇地区也陷入奄奄一息的危境，政局稍有变动，就举国惊慌，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不断发生，关陇地区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何关东地区的经济恢复？这一阶段，军民厌战情绪激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时刻窥度形势，图谋复国的慕容权贵早在建元十二年(376)末就做出了这样的估计。
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北戍云中，南守蜀、汉，转运万里，道殣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近矣。
正是这种情况，才使前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在建元十四年(378)到十八年(382)这五年中，爆发了以宗室亲贵为首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叛乱。而建元十五年(379)苻洛的叛乱恰恰是利用了“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以及襄阳攻坚战相持经年、淮南失利的这一形势。
总之，淝水之战前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前秦都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当苻坚授命吕光西征时，负责全局的苻融才会以“虚耗中国”的理由坚决反对。但被好大喜功、骄侈之心冲昏了头脑的苻坚此时已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一意孤行，非但西征，还断然决定发动淝水之战。苻融被迫发出了“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穷兵极武，未有不亡”的严重警告。这正是绝大部分朝臣的共同心声，所以苻坚也不得不用“止为济难铨才，不欲穷兵极武”来替自己辩解。上自太子，下至后宫嫔妃，都为即将到来的失败忧心忡忡，即便地处边缘的乞伏国仁也预感到了苻坚必然失败的前景。
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且物穷则亏，祸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难以免矣。
只有苻坚一人沉醉于一统天下之主的幻景之中。
淝水之战，用兵百万，为支撑百万大军的后勤供给所征发的夫役，更数倍于此。如此举国而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可想而知。《太平御览》卷882引《晋阳秋》曰：“苻坚未败，长安市鬼夜哭一月止。”《晋书·列女·苻坚妾张氏传》载，苻坚发动灭晋之役后，“秋冬以来，每夜群犬大嗥，众鸡夜鸣，伏闻厩马警逸，武库兵器有声……”野蛮残酷的大征发造成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苻坚不败，更待何时！
最后就军事上的一些因素做些说明。
往日苻坚战无不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集中使用氐族的兵力。淝水之战中，前述在军事殖民中提及的几个军政方面的要人，除石越外，均未露面，也就是说分镇各地的氐户大都没有参战。苻坚的百万大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七月征兵，八月便开始行动，根本就不存在训练的余地，号曰百万，充其量只是一群虚张声势的乌合之众。即便他的御林军，也是由一群“不闲军旅”的好事之徒组成。在缺少身经百战、富有战阵经验的氐族军队的情况下，对这支军队管束已是不易，焉可用于战阵。他们被迫从戎，不胜凄楚，现今又是和他们寄予希望的东晋对垒，更为于心不甘。晋军训练有素，久经战阵，部伍严整，求战心切。两军相较，晋方已胜一筹。
苻融所统前锋，当是前秦百万大军的精华。号称三十万众，可是决战时刻，投入的兵力绝不可能是三十万。首先，秦军进至颍口（安徽颍上）便兵分两路，《资治通鉴》卷104载：“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晋书·慕容垂载记》却说他所统一军是“数万”，伸缩性相当大。即便以《资治通鉴》所说的数字为准，这三万人马也是慕容垂屯驻漳口（湖北当阳）时的兵力。慕容垂是慕容暐率部到达郧城（湖北安陆）后才移师漳口的，慕容暐的地位高于慕容垂，所部人马也不会太少。再说苻融这一部署是为了威逼荆州，牵制扬州，荆州据东晋甲兵之半，要收到战役效用，慕容垂及慕容暐两部兵力太少了也不成。因此西线秦军超过三万当可论断。其次，洛涧之战，梁成所部五万损失惨重，这支部队基本上已失去了战斗力。张蚝一军又被紧紧吸引在淝南。再次，寿阳（安徽寿县）一带历来为东晋边防重地，秦军深入，后勤殊为可虑，沿线布防，确保后勤供给当在情理之中。在战争全过程中，不见地位十分显要的抚军大将军苻方的踪迹，估计是承担这一任务去了，所需兵马，亦不会太少。总之，双方决战时刻，苻融的兵力虽然多于晋军，但绝不可能是4∶1或3∶1，应该远远低于此数。秦军箕张于数百里战线上，晋军八万除刘牢之所统五千，谢石统率一部分缠住张蚝外，其余都参加了。《太平御览》卷122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陆七万败坚于淝水。”这应该是晋方投入决战的兵力。也就是说，晋军集中了可以集中的力量，捏成一个拳头，直捣敌方要害。在兵力使用上，晋方又胜一筹。
战前，秦军厌战情绪严重，洛涧惨败，苻坚尚且草木皆兵，遑论他人。晋军士气高昂，皆作拼死斗争。晋方又胜一筹。
战前，苻坚狂傲至极，与灭燕时的周密部署判若两人。他自恃绝对优势，行军布阵，皆掉以轻心。放弃大军，率轻骑八千奔赴寿阳；决战时刻，又拒绝苻融及将领们的合理意见，临阵调动诸部等都是大弊之举。谢石、谢玄则谋定而动。晋方又胜一筹。
苻融马倒被杀，可谓偶然。混乱时刻，主帅身死，对战局的影响相当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