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任大使

文/杨发金

196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中国驻外使节

本文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指1949年10月1日至1959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首任大使指的是向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1949年10月1日至1959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有34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由于王幼平在罗马尼亚当首任大使后又到挪威、柬埔寨当首任大使，陈志方在叙利亚当首任大使后又到伊拉克当首任大使，袁仲贤在印度当首任大使时兼中国驻尼泊尔首任大使；根据1919年协议，与瑞士建交即与列支敦士登公国建交，而新中国未向列支敦士登派驻大使，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首任大使的人数为29个，少于建交国数。

新中国第一位大使——驻苏联首任大使的选派

苏联是新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党中央选派驻苏首任大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认真考虑了。驻苏大使不仅负责发展中苏两国全面关系，而且负责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这对于新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对秘密访问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表示，关于驻苏大使候选人，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作为未来的大使将在那里负责日常工作。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对从东北局回到平山县开会的王稼祥说：“全国快解放了，人事安排肯定会有变动。你不要回东北局了。党中央有重要工作交给你。现在有两个适合你的工作。这两个工作，你自己挑一个吧。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把握政治方向和文字的工作；一个是出任我们驻苏联的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两个工作都重要，也都适合你来担任。你想干哪一个？”

王稼祥认为，自己在苏联待过多年，还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那儿有许多朋友。随着中国革命成功，中苏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他选择了驻苏大使这个担子。党中央认为，王稼祥是中央资深领导成员，熟悉苏联情况。他任驻苏大使，得到党政军高级领导成员的一致赞同。

6月26日至8月14日，党中央派王稼祥与高岗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他们圆满完成了访苏任务。访苏期间，王稼祥相机参观了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馆址。

10月1日下午2时，周恩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下午3时，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日，毛泽东收阅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照会通知，苏联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决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大使。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报道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事后，王稼祥对夫人朱仲丽说：“我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俄语不成问题。除此以外，我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王明是不能胜任的。康生呢？不叫他去。张闻天呢？毛主席也会想到的。独独叫我去，这是对我的高度信任。”

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重要新闻：中苏任命首任大使，苏联为罗申，我国为王稼祥。报道配有两人半身肖像图片。

10月10日，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等3000多人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欢迎苏联驻新中国首任大使罗申。本月，周恩来先后电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7国外交部部长，欢迎这些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照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声明中国决定同其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9日，外交部办公厅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发出特别照会：王稼祥大使暨随员一行13人（内有苏联人二名——古早夫及阿洛夫同行）定于本月20日下午5时由京出发，前赴莫斯科。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

10月20日，毛泽东宴请苏联驻中国首任大使罗申，王稼祥作陪。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你今晚就要去莫斯科当大使了。我们在莫斯科相见。”当日晚，王稼祥大使携带着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和国字第一号国书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总理和苏联大使罗申为其送行。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任》的社论。

10月31日，王稼祥到达莫斯科。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等人到车站迎接。11月3日下午1时，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呈递新中国第一份国书。同日，王稼祥向北京报告递交国书情况：

（一）11月3日13点已递呈国书，除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外，参加典礼者有外交部副部长拉甫伦杰耶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高尔金，苏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库尔久柯夫，帮办谢斯杰尼柯夫，一等秘书克鲁杰柯夫，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及该司其他人员。一切均如礼完成，未发生不妥之事，事后甚得交际司副司长之好评。苏联递交国书一事（具体情况）另告。

（二）呈递国书与主席谈话一般为数分钟，此次亲密地延长到25分钟（按外交惯例，谈话长短表示亲疏）。从沿途及到莫后的情况，到国内的经济、文化，工人状况，土改后农村状况等，一一分别问及。详细内容另告。

（三）苏联迎接大使，按其正规礼节，只由交际司司长到站，但这次迎接我国大使，却破例的隆重。捷克驻苏大使馆参事施泰芳告戈（宝权）说，他在莫斯科4年，第一次见到如此隆重之礼节。此次参加者除葛罗米柯外，尚有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及军事要员。外国使团中，凡与我缔结外交关系国家或由大使或由代办到站欢迎，此实为空前未有之盛典。苏交际司副司长很友好地向我们解释：“诚然这是破例，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实应破例欢迎。”同时，外（交）部副司长也向戈表示：“你们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等于迎接外国元首。”

11月14日，王稼祥向北京续报了递交国书的具体情况。王稼祥的报告写得十分详细，对每一外交礼节记述都十分具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刚组建的外交部办外交还缺乏经验，驻苏使馆作为新中国驻外的第一个大使馆，其工作经验对新中国同其他一些国家建交后陆续建立起来的驻外使馆有示范作用，可以作为后来大使的借鉴。

驻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首任大使的选派

新中国与苏联建交并互派大使后，同年的3个月内，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等9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1950年又有越南、印度、缅甸、瑞典、丹麦、瑞士等9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然而，这时已无大使可派。原因是，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另起炉灶”的政策，既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驻外国大使身份，也不承认外国驻新中国的使节身份，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熟悉外事业务的中央外事组的王炳南、阎宝航、章汉夫、乔冠华、龚澎、章文晋、柯柏年、董越千（曾任白求恩的翻译）等都留在新成立的外交部任职；社会上一时很难找到符合首任大使政治标准的人士，因此，只能等一等了。两个月后，党中央把视线转移到军队这个“干部仓库”。

1949年12月27日，党中央给正在打仗的各野战军总部发出关于选派外交人员（大使、公使、领事）的6条标准：党员，政治上忠实可靠；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懂外语更好；有相当多的情报工作经验和军事知识；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师级、团级以上干部。除上述条件外，有外事经历即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成为一条重要依据。要求合适人员于1950年1月25日以前到北京报到。

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区、一野、二野、三野、四野总部收到通知后，立即按中央要求挑选合适人员。1945年8月，任辽东军区卫生部部长的王雨田因在山东时与奥地利大夫罗生特共过事，被认为有外事经历而于1950年1月调入外交部。1946年1月10日至1947年2月27日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执行小组的工作经历，以及同外国人打过交道成为入选的一个重要因素。

华北军区推荐耿飚并被中央批准，除了他的级别和政治条件，还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担任过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一职。在军调部和执行小组工作过的冯铉、黄镇、韩念龙、伍修权、姚仲明、谢甫生、张越、黄华、符浩、陈叔亮等人亦被各单位推荐到外交部，或出国当首任大使，或留在部内工作。

曾于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参加关于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事件谈判的三野8兵团政委袁仲贤和炮兵3团政委康矛召被调入外交部。曾于1951年10月23日至1953年7月27日，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方代表团成员丁国钰、柴成文、伍修权等被调入外交部；曾于1953年10月15日至1954年2月，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组的马牧鸣、王泽、浦山、裘克安、过家鼎、毕季龙、冀朝铸、杨冠群等被调入外交部；曾于1953年4月至1954年2月，参加朝鲜停战谈判解释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马毓真、凌青、江承宗、金桂华、韩莉莉等亦先后被调入外交部。

由于多年在部队工作，这些人对部队怀有很深的感情，不太愿意离开。杨罗耿兵团的副司令员耿飚在兵团驻地接到调令，感到十分意外。李志明政委说：“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杨得志司令员说：“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耿飚知道外交的重要性，不过他对部队、战友、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依恋之情，舍不得离开。到北京后，他对周总理说：“我对外交一窍不通。”周总理说：“边干边学嘛！”

王幼平在湖南邵阳接到“着调王幼平星夜来京”的调令后，与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告别，去长沙的二野司令部表示了自己的想法。邓小平说：“上面指名要调阎红彦、刘志坚、王幼平三人。阎红彦、刘志坚申请不去，中央同意了。你再不去，调三个去两个，还可以；调三个，一个也不去，不好交代。”韩念龙在杭州接到调令后，向陈毅司令员表示要继续留在部队作战。陈毅说：“少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北京来电报催了！”在杭州任职的姬鹏飞接到调令，想不通。他到上海找老首长粟裕，求他给说说情。粟裕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姬鹏飞只好服从命令。

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袁仲贤说：“我们去搞外交，依我看，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去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到了外交部，将军们仍有想法：“我可不会对付洋鬼子，那是秀才活。听不懂外语，不会行外国礼，还不是把俺憋屈死啊。”

将军当大使本来就不情愿。他们回国参加使节会议时参观了国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很想加入其中。1958年10月29日，在巴基斯坦当大使的耿飚给外交部部长陈毅发了一份电报，要求调换工作：“我自1949年冬奉命由军队调外交部工作，1950年初奉命搞外交，先到北欧三国，后到巴基斯坦。过去抗战八年，现在搞外交将近9周年了，觉得做这个工作做得太久了，而且非我所长。特电恳请在明年调回国内，并将我的希望一、公安；二、工业；三、仍回军队中工作的3个志愿呈明，以供参考。”

陈毅看了电报，大发脾气，回电说：“耿飚你辞职的做法不对！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周恩来得知此事，于11月3日给耿飚发电报，说他9年来在外交工作上是有成绩的，通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对外交事务已比较熟悉，看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是合适的。周恩来还说：“我国的外交今后要有更大的开展，现在正需要密切注意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你留下来，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耿飚立即向国内发报：“服从组织安排。”

1958年4月，王幼平自挪威离任之前，给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写信，说：“我坚决要求调动工作。如果组织不好安排，就是叫我到黄沙白草之间放羊牧马也可以。”离任之后，他又去找帅孟奇。帅孟奇对王幼平说：“为了你的事，总理都批评我了。总理说：‘你这位大姐，怎么老是王幼平王幼平的？他学外文可以，调离外交部不行。可以批准他离职学两年外文。’”周恩来亲自找王幼平谈了一次，勉励他安心做外事工作，不要再提调动问题。王幼平只好服从安排。后来，他回忆说，有一个顺口溜：第一次出国高兴，第二次出国扫兴，第三次出国凭党性。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去哪里，就去哪里。

已定但未派出的使节

1950年1月7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

1950年1月18日，周恩来在访问苏联的路上用电话同毛泽东联系，商量并决定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团长张闻天，副团长李一氓，秘书长刘贯一，顾问李克农，军事代表耿飚，经社理事会代表冀朝鼎，托管理事会代表孟用潜，专员柳斌、陈忠经、钱三强、王铁崖、陈叔亮、郑森禹等。张闻天领导全体代表团成员迅速准备资料，咨询专家、列出学习计划、搜集有关图书。他们购买了整套十分昂贵的《筹办夷务始末》，逐字逐句地学习。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我没有做过外交工作。”毛泽东说：“王稼祥告诉我，苏联有一句话，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搞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体会，多请示汇报就是了。”

1月19日，以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的照会，通知其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首席代表。电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1950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由于美国从中作梗，张闻天一行未能成行。此外，中央考虑调配的大使人选还有粟裕、韦国清、张爱萍、孙志远、苏井观等人，都因故没能履新。

初期派出的首任大使共29人，除陈家康、吉雅泰、王任叔、白认外，都在军队任过要职，因此出现了“将军大使”的说法。在派遣时，大使、公使、公使衔参赞、一等参赞，由兵团级和军级干部或同级地方干部担任；公使衔总领事由军级和师级干部担任；二等参赞、总领事、一等秘书由师级和团级干部担任。

大使培训班

接到调令后的彭明治、谭希林、曹祥仁、耿飚、袁仲贤、姬鹏飞、王幼平等和其他人员约40人，根据规定于1950年1月底之前到北京报到。他们先住进解放饭店，后住新华饭店。2月至5月参加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与副主任阎宝航具体操办的大使培训班。参加人员为大使夫妇、参赞和秘书。培训班在外交部街的外交部办公大楼举行。他们的学习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

业务课学习。由外国驻中国大使和多位专家上课。苏联人上课时，由毛岸英当翻译。苏联大使主要讲了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做外交工作要谨慎寡言，不能多说话；资产阶级的人员有时用酒色引诱，让人犯错误，切记不要上当；不论到哪一个国家都要做调查研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就不能开展工作；大使要团结好使馆的队伍。匈牙利大使介绍了匈牙利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罗马尼亚大使介绍了使馆情况及做外交工作的体会。北京大学的何思敬（黄华的岳父）和王铁崖教授主讲外交豁免权、外交史、国际法。清华大学张奚若教授讲西方政治史。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张太雷的堂兄）讲国际法。武汉大学教授周鲠生讲国际政治学。梅汝璈博士讲远东军事审判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阎宝航副主任讲外交礼仪。龚澎副司长讲外交调研。龚普生副司长讲西方宗教史。胡济邦科长（毕季龙的夫人）讲大使夫人的外交礼仪。

参观外交文书。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组织学员参观国书、颂词、照会、电报、备忘录、协议、会谈纪要等外交文书展览。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组织学员参观苏联驻华大使馆馆舍。

周恩来讲话。1950年3月4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一次与学员见面时，手拿一大摞干部档案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点名，一边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接着，他对大家说：“你们这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你们现在脱了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出去以后要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组织一些同志学习驻在国语言，既显得尊重人家，又便于工作；要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天涯处处有芳草。任何一个民族能存活下来，一定有很多的优点。”“为使你们适应从打武仗到打文仗的转变，为你们举办这个培训班，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学习，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外交使节。”

观摩递交国书仪式。1950年3月10日，阎宝航组织学员观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仪式过程。学员们站在现场的屏风后面，看怎样接收国书、怎样谈话、怎样握手、怎样告别等细节。

毛泽东接见。1950年3月10日，在培训班学员观摩递交国书仪式完毕后，毛泽东对他们说：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当然首批中应包括已去苏联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刚才谈到，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不过，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凡事都不会孤立地存在，要看到事物间的联系。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

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谈到调查研究，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并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土地物产、风俗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朝廷派他和辽国进行划分边界的谈判时，他对有关数据、资料十分熟悉，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使辽国占不了便宜。

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毛泽东对即将担任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听周恩来报告。1950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他指出：“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我们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要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

学吃西餐。阎宝航组织培训班学员到北京饭店学习吃西餐，介绍了许多具体知识。如右手用刀，左手用叉；刀子不能往嘴里放；用餐时与人讲话，手不能指着人家；如何让酒、布菜；宴会结束时，服务员送来的一碗水，是吃海鲜时洗手用的，千万不能喝；等等。

制装。学习班结束后，国家给大使及其夫人每人发1000元人民币的制装费。他们多用于购买手表、大衣、中山装、西服、旗袍、皮鞋、手提包等物品。有的为了节约，还买了一些旧货。如黄镇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件带皮领子的冬大衣。

外交工作报告

周恩来在国内作的外交工作报告，通过电报或信使文件方式传达给使馆。

1951年8月，周恩来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外交工作报告时，专门谈了外交干部的选拔、培养问题。周恩来根据外交部建部两年的工作实践和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选拔、培养干部的“十六字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四条标准。把“掌握政策，熟悉业务”正式列为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内容。这16个字既体现了党选拔干部的普遍原则，也明确了对外交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的特殊要求。

周恩来明确指出，做外交工作必须从根本上确立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又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外交人员是代表国家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外交系统和军队一样，“必须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不能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更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起领导作用”。周恩来告诫干部：立场不稳，“就有可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应该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两者要正确结合；他们必须具有先进的世界观，时时处处站在党的政策和方针的立场上认识事物，指导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明辨是非，坚持原则，既坚决维护祖国的合法利益，又勇于捍卫和平，维护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利益。

周恩来强调：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任务，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制定的行动准则。外交是严肃的政治行动，“一次活动、一次握手、一顿饭都有它的意义”，有时会牵动全局。因此，从事外交工作的每一个干部都必须牢记党的政策，严格按政策办事，认清总的形势，掌握党的外交战略，从全局上把握和执行政策。

周恩来经常抓住重大外交事件、重要代表团出访以及大使出国等机会，对干部进行政策教育，反复强调外交人员也要学习、了解国内政策。因为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党和国家总政策中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了解国内政策，就不能正确地宣传自己，在执行对外政策中也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失误。

1953年6月5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论述国际上的主要矛盾问题时说：“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有利于和平民主方面。现在已经很明显，这些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将来会更加发展。”“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能够被制止。”“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战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经证明得很清楚。”美国在朝鲜打了3年，一无所得。“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就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一事，在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他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是适时的。“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先。”“因此，我们要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各方面进行工作，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做工作。对于国际共管的主张，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在外交上，“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是：我们要和平，它要战争；我们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嚣战争；我们要集体和平，它要搞对立的军事集团。我们主张根据五项原则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搞侵略集团的企图，都要揭穿它。”

11月3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我们主张和平竞赛，不是用武力。”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实现。为了加强外交战线的工作，党中央最近从各地调来一批从事党、政、群工作的干部，使外交部的干部成分发生了变化，干部配备比较全面了。新来的这些干部是很好的财富，对于外交部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这些干部长于做党群工作，但在外交战线上是新兵。我们既要欢迎他们，向他们学习党、政、民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又要帮助他们了解熟悉外交部的情况。希望大家安心外交工作，把这项工作做到底，做到老。在目前还有阶级、还有冷战和热战的情况下，就必须有外交。

在阶级斗争和国家还存在的社会中，一种是打文仗，一种是打武仗。武仗不是年年有，文仗则天天有，且时时刻刻有。因此，外交工作是长期的专业，是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的。我们要经常感到自己不行，要兢兢业业地搞。外交工作中，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一个文件，做错了一件事，甚至办错了一件行政工作，往往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周恩来强调要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

1958年3月19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阐述对三类国家的基本方针：一、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跟它建交，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最好推迟，就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集中力量孤立美帝战争集团，特别警惕日本国内的潜在的帝国主义影响，他们想要搞武装，同日本的贸易要以我们不吃亏为前提；二、对民族主义国家，求同存异，以利于反战、反对殖民主义，这是大前提，但现在要防止它损害我们主权，要防止不利的因素；三、对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加强政治团结、经济协作和文化交流，但也要防止盲目地学习，要自觉地学习先进经验。

4月15日至16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国际上最本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外事工作不是简单的交际和应酬工作，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作。在外事工作中，如其他工作一样，政治和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是工作顺利完成的保证；外交战线上的斗争，必须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散作战，统筹安排下的分工协作；广泛地开展文化、科学方面的对外活动，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在和平竞赛中进行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对海外华侨工作是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要在国际斗争中经常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国际资料，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外事工作队伍必须是一支又红又专的队伍。

使节会议

新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于1952年4月至5月在北京召开，中国驻外大使均被召回参加会议。会议目的一方面是让使节知道党中央的最新指示，一方面让使节了解祖国在各方面的变化。

周恩来在使节会议期间带领与会人员到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站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周恩来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大使们现在的职务和原来所在部队的番号。毛泽东在谈话时，要求大家要“分清敌友”，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争取团结，在策略上要“细水长流”，要“弯弓不发”，策略上“后发制人”比较主动。帝国主义先打我们，先侵略我们，我们再后发制人，“不为天下先”。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外交部门比其他部门（队伍）要纯一些。外交工作复杂，如不注意，要出乱子。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些人跑不了。”

周恩来在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总结发言，阐明中国政府为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而实行的外交方针是：

“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且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而且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

“礼尚往来”，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

“互通有无”，即“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

“团结世界人民”。同时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周恩来强调：“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外交工作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周恩来说：“为了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除搜集公开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研究驻在国的国情外，必须改变过去有的馆‘关起大门，少问外事’的作风，要逐步地适当地开展外交活动，同驻在国中上层人物接触，以求更具体地了解驻在国的政策和情况。”

周恩来强调，既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又不要失去民族自尊心。外交人员要善于调查研究，要多方面搜集情况、占有资料，摸清形势发展的脉搏，从中抓住本质，准确地把握时机，提出有独到见解的报告。这就需要在理论政策水平、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有扎实的根底和长期磨炼的功夫。他要求外交人员接待外宾时要穿着朴素、态度大方、礼节周到。

会议之后，外交部组织使节参观了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沈阳、大连、旅顺等城市。使节们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出国，没有亲眼见证祖国的巨大变化。通过这次参观，他们大开眼界，对做好外交工作充满了信心。这次参观由袁仲贤大使带队，在大连拜会了饶漱石，在沈阳拜会了高岗。韩念龙回忆这次使节会议时说：“第一批大使大部分不懂外文，没有国际知识。外交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太生、太难啦！当时国内一派新气象，使馆一派新气象。大家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工作兢兢业业。规定两年休假一次，我主动放弃，一气干了三年半。”

1956年4月，新中国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外交政策。4月5日，周恩来作报告。他说：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思想懒惰训练不出品质优良、有坚强意志的共产党员。驻外使节对兄弟党的经验，不管哪一方面，都要经过思考，不要硬搬。在外交方面，苏联有好的方面，也有僵化的方面。我们不要骄傲，要防止大国主义，有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非常危险。目前最主要的是防止骄傲。骄傲的结果对内是脱离群众，对外是大国主义。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把王幼平叫到办公室，说：“苏共二十大引起了毛主席的深刻思考。这两个月，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研究苏联党和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借鉴了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主席把它概括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这些问题中央还在讨论，因为你走得急，先给你吹吹风。”

毛泽东教大使写调研报告

在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带领参加会议的黄镇、耿飚、伍修权、王幼平等10多个八大代表到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与他们共进早餐，谈到大使应该自己动手写汇报材料时说：“要写好文章，必须做到6个字：思、谈、听、看、放、改。在动手写作以前，先要做到前3个字。”他对每个字都作了解释：

所谓“思”，就是要思考。要想一想应该写些什么，有什么观点，用什么材料，怎样结构，怎样分段。总之，要对文章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有个腹稿。

所谓“谈”，就是要找人谈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征求意见。谈话对象的面要广一些，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找不同专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广泛交谈。

所谓“听”，就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看看别人支持不支持自己的想法，同意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从而改进自己原来的写作方案。

毛泽东谈到后3个字时说：“上述3个字做到后，就可以动手写作。在写出初稿后，还要做到后3个字。”

所谓“看”，毛泽东说，就是要对初稿多看几遍，反复斟酌，看看有什么错误的、遗漏的、说得不清楚的、表达得不准确或不充分的地方。

所谓“放”，就是文章写好了，不要急于发出去，而要放一放，在书桌上放它几天。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跳出原有思想的框框，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文章的内容和写法，然后和写好的文章作比较，找出应该改进的地方，以便加以修改。在“放”的同时，还可以请人看看文章，给人讲讲内容，继续征求意见。

最后一个“改”字，是要在“看”和“放”的基础上参考别人的意见进行修改，改一遍不行就多改几遍，直到改得满意为止。

毛泽东补充说：“写汇报材料，除这6个字外，还应该注意几点：要一事一报，不要把几件事写在一起，东拉西扯，纠缠不清。要开门见山，先写明事由，再加以叙述、分析。好比看人，先要看清他的五官面貌，再看他的手足服饰……”

回国述职

大使除通过电报、通报、文件、电话、传真等方式接受国内指示外，另一个方式是回国述职。根据规定，大使在国外工作满两年要回国述职，述职分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两种。要向外交部汇报驻在国的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华侨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全面情况。对发展两国关系提出初步建议。

除外交部主管领导给首任大使作具体指示外，毛泽东有时间总要亲自与他们谈话。1956年9月，毛泽东对大使们谈到如何学习外国经验和研究国际情况等问题。他说：“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也要一分为二。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糟粕，也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你们把他们的好经验报告回来，我们可以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使用，或者参考，使其能对我们的建设起到有用的作用。学习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把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工作和生产，取得成绩。对于我们自己的发明，也要这样看。发明也是手段，目的是把文明用于生产建设，使其对国家、社会产生利益。”“研究问题要看背景。马克思对建立巴黎公社，开始并不赞成。但是巴黎公社失败后，他马上表示支持和赞扬。他从巴黎公社烈士们的鲜血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争取人类解放的决心。”毛泽东的讲话开阔了大使们的眼界，为使馆调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4年11月，周恩来对回国述职后转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黄镇说：“印尼是东南亚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它与你们过去待过的匈牙利不一样，情况和工作条件可能要复杂些，希望你们到任后很快开展工作。”“苏加诺是一个爱国者，印尼的民族领袖，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他的好朋友。”“要注意做好各党派、各方面人士的友好工作，他们对我们还不很了解。”“战后亚非形势发展很快，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亚非人民已经逐渐觉醒起来。当然，有些国家要取得真正的独立还需努力。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向他们学习。”“印尼的局势还不十分安定，不时发生地方叛乱，台湾国民党分子也活跃，你们去了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听了周恩来的谈话，黄镇对未来工作充满了信心。

对于新中国来说，每一位首任大使的工作都是开拓性的，而驻苏联大使的工作尤为重要。王稼祥大使到任不久，就接待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的毛泽东一行并参与了毛泽东访苏的全部活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苏联莫斯科北站时，王稼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毛泽东访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面。

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在克里姆林宫的签字仪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斯大林破例出席王稼祥为毛泽东访苏举行的答谢宴会。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条约的会议上说：“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意义。”

7月，驻朝鲜首任大使倪志亮赴任后与柴成文参赞商定一个关于朝鲜战事的“汇报提纲”，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驻印度首任大使袁仲贤于1954年6月接待了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印度政府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它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写入中印联合声明之中。

耿飚是新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任驻瑞典首任大使的同时，还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任职期间，他非常注意学习他们的工业、农业、林业、贸易方面的长处，对三国做了切实有效的调研并写出书面报告供国内参考。

驻匈牙利首任大使黄镇任职期间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转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后，为周恩来顺利出席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保证了周恩来的安全。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驻瑞士公使冯铉（1956年6月任首任大使）不仅接待了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讨论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取得了进展）的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配合李克农为会议作了充分的后勤准备，而且在深入发展中瑞关系和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6月至1958年4月，王幼平在挪威任职，回国休假时向周恩来汇报了挪威的造船、航海、捕鱼、电力、旅游等几大支柱产业发展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具体建议。周恩来很感兴趣，并提出问题一起讨论。

驻阿尔及利亚首任大使曾涛准确判断形势、排除障碍，向国内提出建议。周恩来、陈毅于1963年12月21日成功访问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对他说：“你还是大胆的，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向上写报告，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先摸上面的意图。按上面的看法写，那样要误事的。”

首任大使是飞速前进的祖国列车上的重要零部件，他们为新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不起的作用。

29位首任大使在任职期满回国后，职务不断发生变化。

王稼祥1950年2月从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吉雅泰1953年7月从蒙古回国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宣传部部长，继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王任叔1952年1月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后先在外交部工作，1954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冯铉1959年4月从瑞士回国后调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副秘书长。

曹祥仁1954年10月从保加利亚回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继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

倪志亮1952年3月从朝鲜回国后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希林从捷克斯洛伐克回国后于1954年10月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彭明治1952年4月从波兰回国后任河北军区司令员，1957年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白认1960年12月从摩洛哥回国后任中共西北局计委副主任，1978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姬鹏飞1955年1月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79年后任中联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袁仲贤1956年2月从印度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幼平在任罗马尼亚、古巴、挪威等7个国家的大使后回国，1979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黄镇1961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77年12月以后，历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

耿飚1960年1月从巴基斯坦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71年1月任中联部部长。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辛仁1958年12月从芬兰回国后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72年后出使伊朗、荷兰、菲律宾，1980年12月从菲律宾回国后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姚仲明于1966年4月从印度尼西亚回国，1972年7月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78年7月任文化部副部长，1981年任对外文委副主任。

徐以新从叙利亚回国后于1966年1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韩念龙1958年10月从瑞典回国后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196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丁国钰1966年10月从巴基斯坦回国后任北京市委书记，1980年7月调任驻挪威、埃及大使。

张灿明1978年从芬兰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后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

罗贵波1957年9月从越南回国后，于1958年1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78年12月任山西省省长。

伍修权1955年1月从南斯拉夫回国，1958年10月任中联部副部长，1975年4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曾涛任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社长，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1977年2月后历任新华社副社长、社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其他首任大使如柯华、王雨田、陈志方、郑为之、王若杰等，或转到其他国家任职，或调回外交部及其所属单位任职。

首任大使的党性很强，一是服从分配，二是认真工作，不论干什么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他们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之下，由军人变为外交官，由打仗改为调研、交涉、办案、授权谈判，由外行变为内行，是新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的奠基者。虽然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姬鹏飞和耿飚只上过小学，上过大学的有王稼祥、徐以新、伍修权、陈家康、陈辛仁、柯华、王雨田、陈志方、郑为之等人，其他人都是初中生、中专生或黄埔军校学生，但是他们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坚定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组织性、纪律性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外交人。

他们的工作岗位多次变化，组织上把他们放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安心工作，从无怨言。即使一时想不通，也坚决服从分配。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对执行外交政策的一丝不苟，对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全力以赴的精神事迹，至今为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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