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述》这本书，好多年前曾在长途列车上走马观花了一番，最近闲暇时抽空又细读了一遍。
此书是彭德怀在后期被关押接受审查时所写，该书回忆了他本人从童年到抗美援朝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军事斗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也许是特殊时点与环境的关系，彭老总在书中尽可能地就事论事，平铺直叙。
但是，对于一些人，他在文中该赞美的不吝词语，该痛斥的毫不留情；对于一些事，他该坚持的坚决坚持，该反思的深刻反思。行文既不夸夸其谈，也不委曲求全，这符合彭老总一贯的做人风格。
现就里边涉及到的人与事，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扩展开来与大家聊一聊。
01 奶奶
一般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固然多是天生，但后天的生活环境，特别是童年时的遭遇，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走向。
少年的彭德怀母死父病，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家里只靠老奶奶苦苦支撑。
在他十岁时的大年初一，家中无米下锅，彭德怀与二弟出门讨饭受尽白眼，自尊心极强的他第二天便拒绝再去。
于是年过七十、白发苍苍的奶奶冒着风雪，拄着棍子，踮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弟弟，一步一扭，颤颤巍巍地出去了......
此时的彭德怀看了，心如刀割。而当奶奶晚上讨回饭来，倔强的他却又不肯吃，奶奶伤心地哭了，彭德怀说他自己每每回忆至此就流泪。
一个曾经金戈铁马、威震敌胆的元帅 ，此时也是一风烛残年的七十岁老头，在受尽了莫大委屈，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时候，回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与任劳任怨、慈祥可亲的老奶奶，怎不令人动容？
反正笔者看看到此处也是热泪盈眶。儿时有一次高烧不退，却嫌药苦而拒绝下咽，急得母亲抹泪哭泣的场景立马浮现于脑，真是感同身受。
之所以幼年时受尽苦难，彭德怀的一生简约朴素，十分痛恨奢侈，与项英的做派很是相似，是典型的清教徒式的生活状态，并且在他性格上也形成了逆上体下的风格。
我们以前看多了他的相关事迹，他会痛斥下属对自己稍好一点的接待，这固然是值得颂扬一种品质与作风，但方式方法欠妥，有时也会让下属下不来台，会有一点委屈感，并与自己有了些距离感。
想起了我们数年前的一位领导同志，他在年轻时下去考察工作，对于下面的适当接待不会冷面拒绝，当面给以难堪，等回来后，再用自己的工资寄过去补上，这就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也多了一点人情味。
而彭德怀自小所受苦难与白眼的遭遇，也使得他的性格多了一份自尊、倔强与逆反。
他经常对中高级军官甚至同僚与上级不留情面，而对下层士兵与民众多了一份体恤与温情，这从他在湘军时就组织救贫会与士兵委员会就可以看出。
对于彭德怀童年的遭遇，在另一本名著《西行漫记》中却有截然不同的描述。
该书中的彭德怀出身富农家庭，母死后父亲续弦，后母经常打骂虐待,尤其是他的奶奶暴躁蛮横又吸食鸦片，对他更是冷酷无情。
甚至有次他踢了奶奶的烟盘子后，她竟召集全族人要把他溺死......这些都出现在《西行漫记》的“彭德怀印象”一章中。
彭德怀身世在两本书中这么强烈的反差，实在令人迷茫。其实你打开《西行漫记》的这个章节中，没读几行就会发现问题，譬如“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
看红字部分就知道此书错误百出。众所周知，彭德怀上的军校是湖南军官讲武堂，没去过南昌上学，在旧军队中他的最高职务是团长，而且他是1898年生人，1927年都29岁了。
可是《西行漫记》在说到彭德怀的其他一些事情时又相对吻合，关于其童年，到底以哪个为准？
前面说了，彭德怀后期身处那么个环境，在《自述》中，他对于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该坚持的东西决不屈服，誓死捍卫，他爱憎分明的性格实在是没必要、也不可能对一个恶毒的奶奶进行违心的遮掩。
而且《彭德怀传》以及《彭德怀年谱》等文献中与《自述》是一脉相承的，《自述》肯定是准确的描述。
倒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作为一个外国人，当年又采访了那么多红军将领，有可能是将一些人与事张冠李戴了。
02 黄公略
黄公略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占有很多笔墨，彭德怀多次提到了他，我们从书中看早期黄公略的表现，会显得有些稚嫩与不成熟。
彭德怀与黄公略在当大头兵的时候便认识。彭德怀说他自己起初在湘军中广交知识分子，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个，但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最后只剩下了黄公略与李灿 ，称他们三人是最亲密的朋友。
彭德怀任连长时，因在南县安排士兵杀了恶霸地主欧盛钦，不久被捕，在中途逃跑后，离开了湘军一段时间。
后来黄公略与李灿来信相约在家中务农的彭德怀一起去考湖南军官讲武堂，报名手续都是他俩给办的，正是从此时的表格填写开始，彭德怀由彭得华改为了现名。
在学校中彭与黄公略不在一个班，但每天都见面。毕业后，两人又都回了湘军当连长，不久，黄公略去了黄埔军校高级班（干部进修班）学习。
在校期间，黄公略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入了党。可以说在党龄与革命资历方面，黄公略不输于彭德怀。
彭德怀任团长后，所在的师要办随营学校，于是他推荐尚未毕业的黄公略担任副校长（后来实际当的是校长），可以借机发展革命力量。
黄公略于1928年2月从黄埔毕业回到了湖南，彭德怀在南县召集了李灿、李力、张荣生等革命兄弟一起与他见面。
他们谈到了即将开办的随营学校章程，当黄公略闻听其中有“打倒新军阀（即蒋介石）”时勃然大怒，称“我们的校长”如何如何，众人大惊失色，没想到黄公略变了质。
这还了得？所有的机密已经都告诉了他，众人立即拿毛巾封了黄公略的嘴，并勒紧脖子致其脸色发白，准备绞死并灭迹。
幸亏黄公略在奄奄一息中用手指了指脚后跟，此举被邓萍发现，从皮鞋后跟取出了广东省委的介绍信。
半小时后黄公略才慢慢苏醒过来，他原来是用这种方式来考验当了团长的彭德怀的革命真假。
这玩笑开得是不是有点过大？险些造成了个人与革命的巨大损失。从这点看来，黄公略的做事与性格真是有些与众不同。
随后的平江起义虽早已酝酿很久，但是在仓促中进行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也与黄公略有关。
当时黄公略不在彭德怀的一团，他在三团三营当营长，率军驻扎于平江嘉义镇。
党的南华安特委交通员在长沙被捕，搜出了黄公略亲手签的通行证，正在长沙开会的国民党师长周磐认出了黄的笔迹，交通员即供出了黄公略的党员身份。
于是周磐密电副师长立即逮捕黄公略及他带来的随营学校两党员，幸亏此电报被彭德怀截获，电告师长假称马上会逮捕黄等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于当晚（1928年7月18日）决定7月22日起义。
关于黄公略亲签通行证这个事，在彭德怀他们密谋起义时，在场的张荣生（与彭黄皆为讲武堂同学，时任彭德怀团的传令排长，后任红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很生气地埋怨了黄公略不该这么做，这应该是黄的不谨慎之举，不符合党的秘密工作规程。
决定起义后，彭德怀派人嘱咐黄公略要在22日下午一时起义，只能略迟，不能提前。
结果20日黄昏，黄公略便以闹饷为名，杀死了三团团长侄子并率兵提前暴动了，再次使得整个起义陷入了被动。
彭德怀在书中总结起义时，提到了“个别同志因急躁提早起义，该局部虽未收到良好效果，但未危害全局”，算是对黄公略委婉的批评吧。
在李聚奎的回忆录里，黄公略在带兵起义前，把自己的钱都慷慨地拿出来分给了几个月没领饷的士兵们，也不容易。
不过，黄公略毕竟来这个营的时间短，情况也不熟，未能与士兵们建立起互信，24日开赴平江后，大部分还是叛逃了。
接着，敌人反扑平江城，当时黄公略任改编后五军4团党代表，彭德怀安排其在南侧对敌人进行夹击。
但黄公略未经请示擅自改变任务，率兵去追赶前几天叛逃的那支队伍，结果自损大半，并影响到了正面战场，致使整个起义部队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黄公略的残部竟然还迷了路，两三天后才在地方党向导的带领下归队。
黄公略如此随性，屡屡擅自做主，是性格使然？是对彭不太服气？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朋友之间一旦有了上下级关系就不好相处，不好管理？应该是兼而有之吧。
但黄公略后期的军事才能还是有目共睹的，起义后，彭德怀率领部队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而黄公略则率200人留下来在平江、浏阳一带打游击，创建了湘鄂赣苏区，军力也扩展到了2000人。
后来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彭德怀率部留守失败后重回湘鄂赣边区，与黄公略部合编为红5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
一段时间后，上级要求红五军支援组建红6军，黄公略去担任了军长，在他的指挥下，6军发展迅速。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一直把湘赣地区的红军视为“朱毛”与“彭黄”两股。
后来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改为红三军，编入了朱毛的红一军团，与林彪的红四军成为了朱毛的左膀右臂。
在当时，蒋介石悬赏5万大洋“缉拿”的四个人即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和黄公略四人，从敌人眼中的价值，完全可以体现出了黄公略在早期红军中的分量。
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表现异常出色，成为了主席当时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还为他写了三首诗，这也是主席赋词赞誉最多的一位将领。
但不幸的是，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军参加方石岭追击战后，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于吉安县东固镇六渡坳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时年33岁。
以黄公略当时的职务与十大元帅比起来，仅低于朱德、彭德怀、贺龙，与林彪、陈毅平级，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遑多让，假如不牺牲，正常发展是足以封帅的。
但历史也不能假设，也是可能会有很多变数的。前文说了，黄公略在性格与行事上有些随意，喜欢独断专行，会让人对他未来的发展产生一丝疑问。
如果他没有牺牲，不能够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改变自己，那么，他就很难像林彪一样，一直会有大放异彩的机会，他的人生轨迹也许就会高开低走，元帅之路也会渐行渐远。
03 关于滕代远对军事的一次干预
滕代远是在平江起义前夕以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抵达平江的，随后与彭德怀一起参与领导了起义。起义后，彭德怀又建议其留下来任红五军党代表。
在彭德怀与滕代远率红五军与朱毛的红四军会师后不久，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开始围剿井冈山，加之红四军缺衣少穿，决定撤离井冈山，由红五军留守。
红五军以七八百人面对敌人近三万人的进攻，在顽强防守后被迫撤离，从大汾突围出来时，只剩五百余人。
时值大年除夕，正遇一村庄地主大摆筵席，见到红军后撒腿就跑了。饥寒交迫的红军将士们在吃饱喝足之后，纷纷表示住一晚再走，而彭德怀觉得此地不宜久留，要求赶紧离开。
此时，对军事工作从未干预过的滕代远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终决定留宿，用彭的话讲：“把我气得难以形容”。
结果红军半夜被敌军袭击，慌乱之中又失散了一半人马，仅剩二百八十三人枪。
彭德怀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有多么气愤与憋屈，但也很无奈。因为滕代远是政委（前期叫党代表），也是军党委书记，在当时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
由于人民军队的特点，党指挥枪，军队、武力都要服从于党的领导，而政委这个职务，就是党的指导和政策在部队中的一种代表，履行党的指导权力和职责，所以政委是非常关键的角色。
说起“政委”这个职务，它实际上是“舶来品”，这个职务最早是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红军开始设立的。
当时是托洛茨基担心归顺的沙俄旧军官在战场上搞哗变或变节，而从党内抽调党员安插在军队每一级机关中，以便起到监督作用。
起初我党领导的军队，在组织架构上也承袭了苏联红军的特点。
我们看军史也经常会看到，初期的我军也存在很多由旧军队起义或暴动过来的情况，我党也会派政委过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保证他们成为真正受党领导的新军队。
举个例子，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警卫魏和尚被黑云寨二当家的击毙后，李云龙怒气冲冲正欲整队出发报仇时，孔捷团长急匆匆赶来制止，还说黑云寨土匪已经被他的团收编，他把要派去的指导员都带来了。
上级党委派滕代远来五军，便是要起到强化党对的军队的绝对领导作用。
五军虽然是彭德怀一手带出来的，与广大官兵亲如父子，威望空前，说一不二，但对于党是无条件地服从，尤其是他们这样刚从旧军队阵营过来的革命者。
所以，我们并不能用后来如日中天、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来对照此时的彭军长。
我军后来即便进入了稳定时期，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委的职位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而政委的权力，在红军时期最大的一个时期。
政委的最后决定权事件，比较著名的还有在长征时期，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四渡赤水走弯路不满，希望朱、毛首长"下课"，由彭总来指挥红军，这一意见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直接否决，林彪只能以个人身份表达意见。
粟裕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他在担任红七军团参谋长时，军团政委乐少华十分霸道，动辄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整人，滥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瞎指挥。
一次粟裕请示军团长寻淮州与乐少华是否继续追敌，寻淮州表示同意，乐少华默不作声，粟裕以为他也同意了，刚一转身，乐少华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只得停止追击。
到了1937年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政委被政训处主任取代了。
部队没有了政委，问题很快暴露，军队的政治思想水平与战斗力下降，毛主席根据黄克诚的建议，果断又恢复了政委制度。
在前文《黄永胜的是是非非》（点蓝字链接阅读）中，我们也说到了抗战期间，王平与黄永胜搭档出任政委，黄对王烦不胜烦，但拿王没脾气，因为王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政委的权力过大，是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与制衡作用，但会影响军事主官的决策的效率与效果，在实际执行中也渐渐地带来了一些弊端，本文说到的滕代远干预军事便是一例。
又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的很多决定，就很多都被副军长项英（实际行使政委职权）否决，导致失去了最佳突围时机。
后来叶挺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做了自我检讨，但也指出了政委制度的短板：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彼，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
我军的政委最后决定权，一直持续到了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在这期间遭遇了一次带血的教训后才做出了改变。
那是冀中八分区在面对日军突然袭击时，因为政委王远音动用了"最终决定权"，否决了司令员常德善及早跳出包围圈的正确主张，导致二人双双牺牲。
主席得知后非常震惊，1942年9月1日，延安致电八路军各大战略区，战争中军事行动由军事主官决策，其他问题由政委决策，出现争执报上级裁决。
而后的解放战争中，韩先楚与罗舜初的一次工作配合就体现出这次改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彼时韩先楚刚接替曾克林出任三纵司令员，与政委罗舜初搭档。在韩先楚大胆而冒险的奇袭威远堡方案一经提出，就遭到罗舜初的强烈反对。
最后，韩先楚与罗舜初将两个方案同时上报让野司决定，后野司支持了韩先楚的意见，罗舜初坚决执行，接下来便有了“奇袭威远堡”这个韩先楚的解放战争成名之战。
可以说，政委最终决定权的停止，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但决策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政委就被边缘化了，政委除了要管方向、管干部、管建设、管作风外，在重大作战问题上还是有权发表意见的。
还是说四野的一个典型例子，在锦州战役这个重大节点上，政委罗荣桓就针对林彪的犹豫提出了反对，进行了坚持，在决策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野拿下了锦州，最终完成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所以说，任何问题都是辩证的，政委制度也存在一个尽量在效率与效果上实现最优化的课题。
04 取消红三军团番号
红3军团是彭德怀的“起家”部队，但这支英雄的部队番号却在长征后期被“当家人”彭德怀本人主动取消了。
关于取消的缘由，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写道：
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山脉。
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作为一方面军的左膀右臂与绝对主力，在长征途中浴血奋战，屡立奇功，但在经历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战事后，人员锐减，实力大损。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2万人与1.5万人，均锐减为各3000人，再继续弄这么大框架与编制，已经不适应眼前的斗争形势了。
那从何处入手呢？这时便体现出了彭德怀的顾全大局与大公无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照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历史，必须保存一军团”。
再者说了，自己作为始作俑者，也只能去剜自己的心头肉了。
于是，红一方面军进行缩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这是彭德怀第一次在军队中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
支队下辖3个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以红一军团为基础；
第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10月由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以红三军团为基础，并把原三军团的13团划拨给了一纵队；
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以军委直属队编成。
在陕甘支队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师以后又进行了合并，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同时恢复了红一军团建制，但没有恢复红三军团。
这一次缩编的核心之处是取消了红三军团的番号，部队被编入了红一军团。但这一举动却在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成了彭德怀的一大阴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说起三军团，得先追溯到平江起义。
1928年平江起义后，部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担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下辖第13师，彭德怀与滕代远兼任师长与党代表。
随后，彭德怀率领五军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四军会师。不久，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决定红五军与一部分红四军老弱病残留守。
为了统一指挥，红五军临时缩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这一任命，使得彭德怀成为了朱德的副手，确立了彭德怀此后在军内第二的地位。
红五军失守井冈山后，于1929年4月1日在江西瑞金与朱毛第二次会师，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第5纵队。
后来，彭德怀提出打回井冈山，并与黄公略率领的红四军第2纵队会合，两支部队合编，恢复红五军番号。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红五军为基础正式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后来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编成红十六军，也加入了红三军团麾下
同一时期，红四军与红三军、红十二军也正式整编为红一军团。
1930年8月23日，红一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第三次会师，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总指挥），彭老总的称呼也由此诞生了。
接下来就是艰苦卓绝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三军团曾短暂地改编为红三军一段时间，再后来到达陕北便进行了前文所述的整编。
在那个有枪为王的时代，彭德怀能够把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主动地亲手交了出去，这种胸怀，无论是红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是第一人。
撤销三军团番号这个事情无论对彭德怀本人还是对于三军团广大将士们来讲，真的是难以割舍。
部队是军人发展的平台，是军人荣誉的归属，犹如学生的母校与农民的村庄，被合并撤销的心底之痛，真的是难以言表。
据王平上将回忆，在撤销合并命令宣布之后，彭德怀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在会上讲了话，他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首先说：红3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的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你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接着，他又做了自我批评：“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们批评和谅解。不过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说是‘骂’出来的吧！”
彭德怀的讲话，使三军团将士们也颇为感动，对他更加敬重。
由于两个军团的底子与作战风格以及生活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突然合并在一起共事，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于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子。
三军团将士看不惯一军团干部的生活作风，一军团干部有点不尊重三军团的干部，在艰苦行军打仗的同时，还要对三军团进行整顿、审查与压制，引起了三军团官兵的不满与反感。这说到底还是山头主义在作怪。
再后来红军东征东渡黄河时，中央提出了一个“猛烈发展红军”的口号，同时还流传一个消息，准备恢复红3军团，原红3军团的干部奔走相告，积极动员扩红。
在红四师攻打山西洪洞县时，由于城防坚固，久攻不下，伤亡很大。这时，师长陈光和政委彭雪枫对战局发生了重大分歧。
为了避免伤亡，给三军团留点种子，彭雪枫政委在前边命令吹收兵号，陈光师长却命令吹冲锋号，俩人当众吵了起来。
其实此种情况在其他战斗单位也存在，不仅仅是红四师，也不仅仅是原红三军团。
中央要加强陕北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从红一军团调干部，红一军团领导也是不愿意给。
此时，彭德怀再次主动进言，恢复红三军团恐怕弊大于利，不利于部队团结与融合。于是，决策层打消了恢复红三军团的念头。
在东征结束后的总结会上，毛、周、彭严厉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错误。聂荣臻代表红一军团作了自我批评，彭雪枫也作了检讨，承认自听到传闻后，自己打仗时便有些患得患失，敢打硬仗、争打恶仗的那股劲头远不如前。
自此，红三军团番号永远消失了，但它的余脉与火种继续着三军团的辉煌。
抗战开始后，原红三军团为主的红四师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威风。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授衔时，原红三军团的干部被授予元帅一人，即彭德怀；大将一人，即黄克诚；被授予上将的有王平、李天佑、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张爱萍、周桓、钟期光、唐亮、彭绍辉等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