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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位于江西省北部，万里长江中下游南岸，是一块富庶之地，在历史长河中，九江在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历史悠久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九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九江。九江文化内涵丰富，既有本地、母体、传统的文化基因，又有来自外地的文化因素。
就物质文化来说，九江地区属于长江文化，而历史上长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农业文化。赖以长江、鄱阳湖优势而兴起的九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在农业文化之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棉花、林果生产的商品化，以及筑建于农业商品化生产之上的棉纺织业和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结果，使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导致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因此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九江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就精神文化而言，九江处于吴楚、徽州文化包围圈之中，这些文化融入九江文化基因之中。随着便捷的水陆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京津、齐鲁、金陵等文化的传入，使得九江文化具有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九江文化的先进性，是以其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学习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的结果。正是在其影响下，社会生产力才得到解放；传统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被打破；商品经济大发展，孕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昭示着社会生产关系势必发生变革。“本业抛农务，群情逐贸迁“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在商品经济推动下，九江地区经济奇迹般的发展，也透视出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幼芽。
但是，历史上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重要地位，在资本主义萌芽所出现的生产单位里，封建势力大量存在，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场，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又由于封建王朝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无情的摧残和打击，致使其发展异常缓慢。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毕竟是九江区域社会经济中的新因素，它的出现，标志着九江区域封建经济逐步走上缓慢解体的道路。
就社会形态而言，封建制度较奴隶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而集中代表封建阶级利益的儒家文化，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只是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即将破土之时，儒家文化才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特别是对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所起的作用远不如长江等水文化大，当然长江等水文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融汇了包括吴楚、徽州、金陵等多种文化成分在内的兼容性文化。但九江长江等水文化的形成，绝不是多种文化成分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渗透融汇，又有冲击、排斥。明显的事实是，在多种文化渗透、融汇中，“利”占了“义”的上风，商业文化占了礼仪文化的上风。融汇而成的长江等水文化，其显著特征是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
在长江等水文化的推动和影响下，九江地区的工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大振，明清时九江成为全国著名的茶市、米市，“百货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百姓，不事耕桑”。九江工商经济的发展，既为当时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富裕了当地百姓。
大中路上的九江米市雕塑 编者配图
如何探究九江文化的特质？我认为九江文化的特质，是在几千年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历史上对江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而且现实中也为我们认识和发扬光大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九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来考量，运用文化形态学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的“四层说”，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炼九江文化的特质:
第一，水文化形成的智慧特质。九江北有长江环绕而过，中有浩阔的鄱阳湖，境内河流、湖泊密布，水的灵动使智慧在九江文化发展中发挥突出作用，使九江人形成了勤思、善思和巧思的优良传统。首先是勤思，九江人凡事爱动脑筋而不使蛮劲，如俗话“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九江人办事，处处体现着多想办法，多动脑筋的指导思想，有着强烈的思考欲望，与周边地区人们有着明显的不同风格。
其次是善思。九江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不仅善于抓住机遇，而且在时机的等待上也善于从大处做好工作，准备之细，忍耐之坚，都是有口皆碑的。再次是巧思。历史上九江出了许多富于巧思妙想的人物，他们的创新精神留下了丰富的人文财富，比如建昌(今永修)人雷发达由于技艺高超，担任工部样式房负责人，先后主持设计重建故宫三大殿，解决诸多难题，声名传扬京城内外，留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微题命，金殿封官“的佳话。
1898年的九江城门 编者配图
第二，南北文化交流形成的宽容特质。中国历史上文化有南北之分的说法，当代学者有海洋文化圈和大陆文化圈之说。这两大文化从地理上看均以长江为交汇点，九江也就是界于这两大文化的交汇之处，促使九江文化形成了价值多元化、富于交融性和社会和谐的宽容特质。首先，价值多元化。九江人在价值取向上不偏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最突出表现是历史上九江虽重儒学但并不轻商，工商同道，在儒学之外的商业等领域里获得成就的人同样可以获得社会的尊重。
九江自古学校教育、书院发达，唐代德安义门东佳书院，是我国设立最早的书院；宋代白鹿洞书院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学府，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遵行的准绳和法规。九江人好读书、会读书，学风浓郁。这一点影响到九江经济的发展上就是九江商人中读书人多，知书达理者多，不以巧取豪夺图暴发，而以勤劳智慧求发展。儒家中庸的思想也给商人们提供了和气生财的理念，和谐共进的追求。可以说，书院文化、才子文化使九江商人表现出更多的儒商气质。
九江各地老字号就充分体现出儒商特点，儒商气质使九江老字号更加看重传统道德，自觉地以传统道德创业，以传统道德兴业，以传统道德守业。许多老字号能够百年不衰，就是因为九江商人的才子底蕴使他们在价值追求上将经商的智慧与守德画上等号。在九江老字号中，很少见有欺诈顾客的事件发生，在各地的商业活动中，各代九江商人在外的口碑都很好，他们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获得经济收益。
民国时期的大中路 编者配图
概言之，九江的商人亦儒亦商，重利也重义。其次，富于交融性。历史上西晋之末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和两宋之交靖康之变等社会动荡使北方文化大规模进入江南的九江，但九江文化并没有受到冲击，相反是迅速吸收新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大交流中形成新的文化中心，文化交融使九江文化充满了活力。
再次，社会和谐。九江的地理位置使九江文化有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条件，也有被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可能，这就使九江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发展形态，不封闭，不排外，和谐之风自古有之。人们对待矛盾少有激烈的行为，而是柔性化解，求同存异。和气生财”不仅是一种广泛遵守的商业法则，而且也是九江地区民风的一种表现，和睦相处成为九江居民的自觉追求。
第三，富庶安定形成的尽善特质。一般而言，富庶安定最易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然而九江人则不这样，九江人追求尽善，地尽其利，事尽其心和人尽其才，富庶安定的地域条件为之提供了可以实现这个追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地尽其利：九江少有闲人，少有闲地。比如古城浔阳就是利用长江、鄱阳湖水道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隋唐之际，浔阳城不仅是江南数州物资集散地，且已成为“世称雄镇，且曰天府”的江南一大商埠。
再如明清时期，九江始有人工栽培的双季稻，充分利用了江南的气候条件，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言：“岁多一岁两栽两获者”。《清实录》曾载：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始闻听“江南、江西、湖广、粤东数省，有一岁再熟之稻”。事尽其心：九江人做事唯精而弃粗，小心谨慎，事事推敲，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明，而是务求认真的求善之道。
人尽其才：九江向称“真儒过化之地”，九江精神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孕育发展的结果。人们认识九江在全省、全国的地位都是要与人才相联系的，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吸引、人才的发挥，这些都是九江文化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因素。自古以来，九江名人辈出，英才荟萃。据市政协编撰的《九江历史名人》统计，收录自晋至当代九江籍名人120个，其中宰相9个，状元6个，进士1319个，九江人才之盛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的白鹿洞书院 编者配图
客观地讲，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的理学具有多层次的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为两点，一是吸收佛、道的思想内容而建立起的精细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一是将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儒家的社会责任感集中表现在“教化”的思想与实践上，在将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完全纳入儒家规范方面的效果非常明显，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已注意到了将知识分子口中讨论的“儒学”和普通百姓中践履的“儒教”区分开来的必要性，也有人指出“儒家文化在长期的社会传播中，实际上形成了三种既一脉相承又有明显区别的价值层面……分别称之为士林儒学、官方儒学和世俗儒学”。九江文化中的儒学影响印证了这一点。
我个人倾向认为，无论哪一个“区域文化”特质，其成分基本都是中国文化所共有的，地方文化特质的体现，是由于各种成分配置比重的差异，或者说何种成分占有突出地位。由这种观点看去，九江的庐山文化、长江(鄱阳湖)水文化的确比其他地方强大一些，这两种相互影响的因素的发展，促进了其他方面的文化的繁荣。
崔若林（作者像）
【读后记】本地文化的特质是什么？这是每一位地方文史研究者都会向自己提出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在弘扬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今天。崔老师在这篇文章提出，九江的文化特质有三：智慧、宽容和尽善。您是否同意崔老师的观点，您觉得九江最突出的文化特质是什么？欢迎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