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钱塘北岸的海宁，以海潮闻名于世。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潮水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故有“天下第一潮”的美誉。自古以来，此地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一代武侠小说作家泰斗、著名报人金庸就从这里走出。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他出生于海宁袁花赫山房（今袁花镇新伟村一组）。查家作为当地望族，向来有“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之称。至明清时科甲鼎盛，又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说。
在查家前厅挂有一块大匾，上面是康熙皇帝赐给查家先祖查昇的堂名：澹远堂。可见查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查良镛的祖父查文清字沧珊，乡亲们称他“沧珊先生”。他于清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在江苏丹阳任知县，为官清正廉明，
1891年4月，丹阳人民愤起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将教堂焚毁。上司要查文清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查文清很富有正义感，暗中通知那两人逃走，宁可自己辞官。
在少年查良镛心中，祖父无疑是一位英雄式人物。家中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虽为下人，主人家却对他非常客气。和生老实忠厚，终日勤愿地扫地、抹尘、接送孩子们上学堂。他是祖父辞官后悄悄带回家的。
原来和生本是丹阳狱中一个蒙冤的可怜人。他家里开了一小小的豆腐坊。父母为他定了一门亲事，未婚妻温柔美丽，但在成婚前，有人告发他偷盗，稀里糊涂地坐了牢，幸亏为查良镛祖父所救。和生后来成为金庸武侠小说《连城诀》的主人公原型。
祖父的才学也让查良镛受益匪浅。祖父去世以后，留下满满两间屋子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这里成为他童年时嬉戏玩要的好去处。在雕版堆里玩久了，他居然对雕版上的诗词也朗朗上口起来。
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是个心地纯厚之人，受过西洋教育。母亲徐禄亦来自海宁的名门望族，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堂姑。徐禄能写一手娟秀小楷，还擅绘画绣花。查良镛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自幼聪慧，深得父母的关怀厚爱。
查良镛没有上过私塾，7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龙山小学堂。从家去学校有一段泥路，路旁有池塘、杨柳，经过一座石桥，再走过一段石板路，就听到学堂里传来的当哪当哪的铃声了。
学校的生活温馨愉快。小学五年级时，查良镛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陈老师很喜欢这个聪颖的学生，对他的作文细加圈点，并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评。还让他一起参与编写年级刊物《喔喔啼》。这是查良人生中办的第一份刊物。
查良镛从小酷爱读书。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旧派武侠小说家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大大地震撼了：想不到世上竟然还有如此好看的书啊！他把零花钱下来买武侠小说。从此，一个瑰丽新奇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
1936年，查良镛考入嘉兴中学。担任校长的张印通曾留学日本，以为人正直办学有方而誉满乡里；数学老师章克标为人幽默。一次晚自习，有个调皮的学生故，意问“English”怎样读，章老师随口答：“洋格里稀。”引得学生们哈哈大笑
不久，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1937年8月16日，十多架日机空袭嘉兴、平湖。之后每天上午八时许，除了阴雨天，必有空袭警报。学校里虽然挖了防空洞、防空壕，窗户挂上黑布窗帘，仍是不安全。大多数学生撤退到二十里外的新腾镇。
11月5日拂晓，日军大举向浙西进犯，在大雾掩护下从杭州湾一带登陆，嘉兴危在旦夕。校长张印通带领学生匆忙离开新滕，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於潜，一路南下，踏上了流亡之路。
师生们过分水，到了桐庐。一天半夜里，学生们在睡梦中被叫醒，紧急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只见身后火光熊熊，浮桥被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天色微明，歇下来吃早饭时，才知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相距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状啊！
在流亡途中，张印通校长和师生同吃同住，每到一处宿营地，都是把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没有课本和桌椅，就在树荫、屋檐下，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
队伍经过建德、兰溪，走到金华时，长期驻扎嘉兴的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一一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指挥张发荃被师生们的事迹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赠送了一千元大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师生们终于到达了丽水碧湖镇。
11月20日，日寇侵入海宁石，23日，海宁县城（现盐官镇）沦陷。12月，日寇第七中队步兵中队长野口中什率兵150人，配备小炮一门，重机枪三挺，侵占了查良镛的故乡袁花镇。查家的祖屋在战火中化为灰熔。那经过多少代人积累起来的藏书也荡然无存。
在庵东镇，查良镛的母亲徐禄不幸得了急性菌痫，几日里腹疼沥血，食不下咽，父亲查枢卿亲自采摘草药，煎给妻子服用，但徐禄最终还是病亡了。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灵不肯离开。家乡沦陷，母亲病故，对于少年查良镛而言，无疑是心中永远都抹不去的伤痛。
碧湖镇风光秀美，松阴溪和大溪（瓯江上游）在此交汇。随着杭州等地的沦陷，逃难的人蜂拥而至，寂寞的山镇一时变得很是喧闹。由杭、嘉、湖七所省立中等学校组成的临时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初中部，就设在碧湖上街的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堂。查良镛在这里住了一年。
学生们尽管衣衫破旧，面带饥色，但都精神饱满，求学心切。天刚蒙蒙亮，山 坡上、田野里就到处都是他们朗读国文、英语的声音。学校增设了救护、防空、宣传、歌咏等内容，体育和童子军的课程和活动也没有落下。南山下，广场上，彩旗飘扬。清澈见底的江水倒映着蓝天、浮云和学子们稚气的面孔。
初三这一年面临升学考试，复习功课十分紧张。有一天，查良突发奇想：既然考学这么辛苦，何不编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他找来两个要好的同学大家说干就干，合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查良镛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赚到很多钱。
1939年6月，查良镛从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初中毕业，进入该校高中部。高中的课余生活很丰富。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当时各班级可自由编写壁报，这可为查良镛提供了用武之地。
有一天课间，走廊上的壁报前围了数十人，前面有人在朗诵，后面听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超超来到学校，兴高采烈邀游之际，忽见一条眼镜蛇东游西窜，喷毒汁威吓学生。
文章作者正是查良镛，这下他可闯祸了！原来这“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不讲情理，令人讨厌。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来往，也不，是谈恋爱，不过是关系亲密一点，就给开除。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沈乃昌恼羞成怒，一定要开除查良镛。张印通校长极力为他争取较轻的处分但训育主任一定要赶他走，校长也无可奈何，只好努力帮他转学。1940年7月，查良镛离开碧湖。他肩上挂着一个大书袋，手中捧着两盒围棋，来到了衢州石梁镇，转入衢州中学。
在衢州中学，查良镛与同学江文焕、王浩然成了“三驾马车”。他们经常一起 散步，沿着溪旁的大路徐徐前行，登上白云山，俯看石梁镇下的静岩村，只见“翠岗抱，阡陌纵横”，恍若“世外桃源”。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的《东南日报》。当时陈向平主编副刊“笔垒” 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1941年9月4 日，查良镛在“笔垒”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由此结识了陈向平先生
1942年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停课疏散，毕业班提前草草毕业。查良镛和几个同学拿着学校发的流亡学生证明，挤上去江西的火车，一路颠簸跋涉，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
查良镛如愿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却因为没有钱放弃了，而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他就到了这个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国民党“党立最高学府”外交系。不过他在重庆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就再一次失学了。
原来，查良镛天性中爱打抱不平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一些有国民党背景的学生横行霸道，学校对他们纵容包庇，令他们气焰更加嚣张。一日，查良镛看到这些学生在校园中殴打同学，终于忍无可忍，向学校投诉。校方给查良镛的回复是：勒令退学。
离开校园后，通过表哥蒋复的关系，查良镛进了中央图书馆工作。虽然薪水只够糊口，却有了大量的时间去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和英文原版作品。在此期间，他和几位老同学合办了一份《太平洋杂志》，可是由于纸价飞涨，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接二连三的失败对查良镛打击不小。正当他失落、仿的时候，湘西有个同学的哥哥邀请他去帮助经营农场，并承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树，就送他出国读书。在湘西种油桐树的时光是寂寞的，幸好，那里有山山水水和悠扬的民歌陪伴着他。
1945年8月15日，无线电传来消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战火踩的中国一片欢腾。只是，当年那个离开故乡、饱受了离乱之苦的游子，他的家已经大变样了。他的母亲不在了，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成了他的继母。查良镛回到袁花镇，在家里小住了半个月，和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
1946年11月20日，由陈向平推荐，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专事翻译工作。报社有间收音室，里面放着一架质量很好的收音机。晚上八点钟，查良镛拧开收音机，一边收听英语广播，一边将关键词记下来翻译成中文。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美丽的西子湖畔，那雷峰塔下的夕照，湖上的残荷，苏堤白堤，还有三潭印月，都是他熟悉的景致啊！多年以后，他在武侠小说中，一次次用亲切的笔触，勾勒出西湖的美丽神韵。
1947年10月6日，查良镛向总编辑汪远涵递交了一份请求长假的报告，随后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恰好上海《大公报》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翻译，查良镛凭着扎实的中英文功底，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报名取“忘已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自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以后，《大公报》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1948年，局势动荡，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在内地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了，胡政之亲自带领几名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是张契尼，但他因太太临产无法成行。王芸生对查良镛说：“你去半年再说！”这是查良镛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初到香港，查良镛眼中充满了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和新鲜感。那时候内地通货膨胀，在香港则“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两角，牛乳四角，花两毫子就可以坐双层电车
他在《大公报》的办公室只有一小间，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很狭小，连张办公桌也放不下。午夜十二点吃宵夜，腾出一小块地方来放几碟榨菜、咸蛋。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道赞善里八号。
隔着浅浅的深圳河，到处是枪炮声，孤悬南国的香港却一派平和。年逾六十的胡政之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与年轻人一起工作。一个月后他突发急病回上海就医。离别前，查良镛问：“胡先生，您就会回来吗？”胡政之回答：“就会回来。谁知这一别便是永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外交人才奇缺。查良镛因发表过一篇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引起国际法专家梅汝的关注。梅汝璈邀请他北上去外交部做其研究助理。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怀瑞着外交官之梦，只身来到北京。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另外的结局。他的家庭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使他不能顺利进入外交部。
查良镛只好重回《大公报》。1952年，他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主编“下午茶座”。开始他用“林欢”、“姚馥兰”的笔名大量撰写影评。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
1954年，香港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的吴公仪下战书，比武一决高下。擂台设在澳门的新花园，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此事在香港引起轰动。
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脑海中闪现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报纸上推出武侠小说，招徕读者呢？
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位置登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英雄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已也要操刀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是版面空缺非要他写一篇武侠小说顶上。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给报馆报了个《书剑恩仇录》的题目。
转眼发稿的时间到了，编辑派了一名老工友上门取稿。明天就要见报，可查良镛连一个字也没写呀。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他从塞外古道上走来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开始创作他的第 一部武侠小说。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开始连载。查良镛将名 字“镛”一拆为二，署名金庸，武侠小说家金庸自此横空出世。此时，仓年过而立，远离故乡，但故乡在游子的心中夜夜萦回。遥望江南，燕子、杨柳、杏花、微雨，拔动着一个游子浓浓的乡愁。他把这化不开的江南情，融入到武侠小说中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的头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一个多月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深深吸引着读者，使他们迫不及待地一路追读下去。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一天，刘芳和导演李晨风等在茶楼谈起，如果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应该怎么拍，忽然想不起书中某个人物的绰号了。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纷纷插话告诉他们。
1957年冬天，金庸辞职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担任专职编剧用“林欢”的笔名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还与人合作导演过《有女怀春》和《王老虎抢亲》。
其间，《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风行香港和东南亚。曼谷每一家中文报纸都转载他的作品，当时主要靠每天往来于香港至曼谷的班机送来报纸再转载。有的报馆为了抢先，破天荒地通过电报来拍发。
1959年，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他和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意外重逢，两人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可以放四张书桌的写字间。
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于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取名《明报》。他请书法家、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了报名。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创刊号发刊词由金庸撰写，提出《明报》的办刊宗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这一年金庸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个年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不久，《明报》迁到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每次要凑齐六个人才能开船。金庸夫妇宁愿吹着凉嗖嗖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
《明报》创业之初，压倒一切的是生存。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头版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伶星和马经等内容为主。金庸更亲自上阵，不断发动武侠小说的攻势，《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相继登场。
1962年5月，由于内地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大批难民涌入香港。突如其来的逃亡潮令港英当局束手无策。警察将难民堵在深圳河边的梧桐山一带。梧桐山上云愁雾惨，许多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只好吃树皮、木菌，坐以待毙。
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安于做一张娱乐性的报纸了。从5月11日起，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去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影子。《明报》头版发出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报馆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出现转机，从香港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令大报都黯然失色，发行量迅速突破4万份。
“逃亡潮”也使金庸的社评浮出水面。1962年6月8日，《明报》增设了“自由 谈”栏目，寄托了金庸“文人论政”的理想。“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明报》也从一份面向小市民的报纸，转变成一份为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报纸。
1967年5月，“文革”浪潮波及香港，酿成“五月风暴”，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此引发工潮。金庸在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他的立场招来一连串的攻击，“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一顶顶帽子朝他飞来。
一天，金庸收到一个邮包炸弹，于是报警，警方在他家门口引爆了炸弹。他只，好带着家人去新加坡避难。金庸虽人在新加坡，却心系香港，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明报》员工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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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大约8月底，香港局面趋向缓和。10月，金庸回到香港。金庸说：“《明报》固然受到敌人的严重威胁和压力，但从读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爱护和支持，却是十倍于彼也不止。”是啊，面对危险，他心里虽然也会害怕，可想到武侠小说中那些大丈夫，不免又振作起来。
1965年下半年，《明报》已出版六年，脚跟站稳了，金庸决意创办《明报月刊》。他在港岛跑马地租了一层楼作为编辑部，把间隔的墙壁拆掉，成为一间大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爱的图书与画册
他整天呆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翻图片，编稿件，忙得不亦乐乎。妻子朱玫每天在家里做好饭菜，坐船过海，给他送来。他最小的女儿阿讷只有两岁多，有一天爬 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手臂。他赶回家送孩子去医院，心里却想着《明报月刊》还没找到合适的插图呢。
金在《明报月刊》十周年纪念文章中阐明了《明报月刊》的文化观：“我们热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
《明报月刊》的主编胡菊人，当时在《今日世界》编辑部任职，月薪1200港币。金庸开出月薪2000港元，诚尽邀请他加入“明月”。胡菊人成为那个时代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宣布创办《明报周刊》，由《明报》娱乐版主编雷伟坡接任“明周”主编。“明周”发行量不断上升，稳居香港娱乐周刊的霸主地位。那时候，香港人每到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明报周刊》，以作谈资。
1969年12月1日，《明报》的“小七妹”《明报晚报》诞生。金庸在社评中说：“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十几年来，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成就了他的事业。至1972年封笔，他一共写下了11部长篇武侠小说，4部中短篇。他用书名首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它们和《明报》集团，都犹如是他的孩子。
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他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查资料。等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送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不就好似剪粉肠么？
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墨绿色的大厦前，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书房和会客室。会客室四壁漆得金碧辉煌，很有宫殿的味道。他成为“《明报》王国”名副其实的“大当家”。
金庸的英文名叫Louis Cha，国际新闻界称他为“查（茶）博士。”在《明报》内部，上至总编辑，下至排字房的工人，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他有一张典型的江南人的面孔，一说起话来便面带微笑，眼晴咪成一条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带着庄重含蓄的表情。
有趣的是，文笔出色的他却不擅辞令，有时说话急了，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响说不出话来。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喜欢以笔代口，给员工写字条。他的查氏字条很有名，写在一张便签纸上，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情。
在金庸看来，办报纸不是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有人说金庸对钱抓得很紧。有一次作家林燕妮要求《明报》增加稿费，金庸回答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作家亦舒也要金庸加稿费，他则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有什么用？”
金庸虽然是“不太够意思”的老板，但确实是很够意思的朋友。他的好朋友、名作家倪匡急等钱用，金庸就预支版税给他。倪匡支钱，可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要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一下眉头，顶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
1985年4月，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
他年轻时想做个外交官却羽而归，当他有机会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说：“我一直存了‘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1989年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提交的“基本法草案”。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范蠡，他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1989年6月1日，《明报》刊出《查良镛今日卸社长职，继任明报集团董事长》一文，金庸表示“年事已高，不胜剧繁”，想要退隐江湖。辞去社长之后，金庸已很少去明报集团，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下棋、研习佛经。
1990年，明报集团年盈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超过了6亿，荣登《资本》杂志“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翁榜”第64位。这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的神话。
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金庸开始费尽心思地为《明报》物色接班人，就在这时，于品海找上门来。这个跟他大儿子查传侠同年，相貌也有几分酷似的年轻人，后来收购了《明报》。
金庸卸下《明报》企业的重担之后，仍然充满了活力。他先是去伦敦访学，后又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更以八十高龄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博士。他好学不倦的精神令世人敬佩。
2001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编号10930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获此殊荣的另一位作家是巴金。2010年4月24日，英国华人青年联谊会在伦敦宣布：本年度“大本钟”奖之个人奖之“终生成就奖”获得者为金庸。
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照在香港北角渣华道嘉华国际中心一间办公室里。窗前，坐着一位温文儒雅的老人。窗外，维多利亚湾的海水，一如半个世纪前他初来香港的日子那般湛蓝。香港之于金庸，本以为是匆匆路过的驿站，未曾想到这一来，便是一生。
金庸已成为一个传奇。他在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栏目中曾说过，有一天，他走了，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