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战役疑云：明明地盘全丢，彭德怀为何直到去世也不承认打错

有的战役很好判断胜与败，比如张垣保卫战，二战四平、南麻受挫、二打榆林等等，完全失利，毋庸讳败为胜。

有的却不太好判断。比如西府战役，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判断，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单从彭总在这场战役中剧烈变化的指挥风格来看，就能察觉到西府战役的不寻常。

一、彭总风格大变

了解军史的人大概都能感觉到，很多平庸的高级指挥员，其作战指挥风格是连续的、缺乏变化的。高明的指挥员，会时不时主动寻求变化，从一种打法突然跳跃到另一种打法，使敌人完全出乎意料，导致节奏大乱。

比如粟裕沙土集之战，东野三下江南，徐帅晋中战役，刘帅飞兵宿县等等。

论者大多以为彭总指挥作战刚猛霸气有余，精巧设计不足。西府战役前后的风格变化，可以有力回击这种论调。

我们简略梳理一下西府战役前后的时间线。

1947年3月底西野组建后，连续打出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斗，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9月岔口追击战、10月黄龙战役、延清战役，二打榆林，1948年2月宜川瓦子街战役。

除了二打榆林失利，其余都获得全胜。

一系列战役战斗有一个规律性特点，基本以整编师以下单位为作战目标，打掉一个整编旅或数个团，都属于战术级胜利。

刘帅自嘲淮海战役围攻黄维是“瘦狗屙硬屎”，其实论兵力之寡弱、论武器装备之差劲，彭总比中野还差得多，但瓦子街大捷胜的非常干净利落，体现了彭总极其高明的指挥艺术。

说彭总不善于精巧设计的，应该好好看看这一系列战事。

但是到了西府战役，彭总指挥风格突然发生极大变化，从精巧设计、围歼敌人一部、在陕北绕圈圈打游击，转换为大开大合、深入国军腹地、进行重兵突击集中作战。

那么问题来了，明明采取之前的模式能连续打胜仗，为什么要换风格？

单看西北战局，我们不太容易得出答案。因为客观条件很清晰，西野全军当时七八万人，与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相比，根本不具备重兵突击的条件。

但拿到解放战争全局看，能观察到很有意思的规律。

为什么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可保苏中不失，仍要放弃之，全军北上山东。

为什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本区作战连续取胜的条件下，非要千里挺进大别山。

为什么华野内线作战连获莱芜、孟良崮等辉煌胜利，非要搞七月分兵。

为什么东野长围长春，稳扎稳打便可拿下东北第一大城市，非要置长春于不顾南下锦州。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场战役、两场战役乃至多场战役胜利，属于量变。按部就班地积累量变没有错，但一旦遇到可以产生质变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厚积薄发，尽可能地抢占主动权。

具体到西野，局部打小仗基本没问题了，但一直打小仗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北局势？说不好。

西出宝鸡、向陇东发展，进行战略上的造势，尽可能地把战区向胡宗南后方转移，既可减轻陕甘宁老区经济压力，也可打乱胡宗南军部署，让他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转。

从战略上看，彭总目的基本达到了。战线一步步向关中压缩，整编17师在延安日夜不安，终于不战而撤，延安回到人民手中。紧接着，洛川守敌第61旅也随之撤退，西野在西府得而复失的几座城，在陕甘宁老区全都补回来了。

二、对战略全局的支持

西北战局自起初就非常危险，中央屡屡有把贺龙晋绥军区部队和陈赓兵团全都拉到陕甘宁作战，但全国战争一盘棋，陈赓兵团最终被派做他用，晋绥军区部队也没能全拨给西野，一直在配合华北部队作战。

1948年4月，彭总筹划西府作战计划，把目标定位为向甘肃扩大解放区，解决陕甘宁无法支撑大军后勤供应的问题。报告报给中央，同步要求把一纵的独立第7旅、三纵的独立第3旅归还建制（该两旅都在山西作战）。

从当时毛主席、周恩来的反应来看，彭总的胃口显然超出中央预期。据《彭德怀全传》载，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西北野战军目前行动计划是好的”，但须独自对付当前之敌。毛主席4月26日复电：“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也强调，独3、独7两旅目前不能给西北，须以西野现有兵力部署一切。

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原电笔者目前看不到，查《毛泽东军事文集》与《毛泽东年谱》，4月26日复彭总电报均失载。

这意味着，回电属于一般性电报，重要性不够，故被略去。我们说超出中央预期即据此而言。以七八万弱旅，想进行战略性开创任务，中央原不抱奢望。对彭总此举可能带来的战略效应，也没有多作推想。

结果此战一打，胡宗南部队大乱，纷纷向关中集中，极大减轻了山西和中原两个战场的压力。本来胡宗南左连阎锡山、右接青宁二马的战略形势，被西府战役彻底破坏掉，胡宗南与阎锡山互相割裂开了。

中原战场也减轻了背后之忧，陈赓兵团再也不必担忧胡宗南在豫西掣肘。

但这些变化在总体上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是趋势性的而非标志性的，不注意全国战局演进，很难察觉到。

1948年5、6月间西野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总结会议，彭总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对作战不力的纵队领导点名批评，直接影响到后来某些纵队级高级将领的军旅前途，还撤了一个旅长的职，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压抑。

尽管贺龙等人到会，帮助彭总打圆场，说西府战役决心是好的云云。但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更像是漂亮话，没有什么说服力，全军上下沉浸在沮丧的气氛中。

但我们细观彭总言行，他从未根本否定西府战役的决策。战役中有错，从他到一线部队都有错。

《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录了彭总1948年5月26日春季攻势总结讲话，总结的失误有这么几点：

1.对胡马配合低估了，认为他们有矛盾，不可能齐心协力，结果马家军整编82师打的相当凶悍。

2.对胡宗南可能集中的兵力估计过低，胡宗南把所有归他指挥的部队全集中过来，放弃对山西和河南的支援配合。笔者认为，之所以低估，反而是彭总先高估了胡宗南的战略观念，即宝鸡一受攻，胡宗南就乱了方寸，顾不上大局，把本不需要全部集中的兵力全调过来。徐向前打临汾能够不受胡宗南干扰，即得益于西野在西府的牵制。

3.西野兵力分配有误，不应把实力较强的王震二纵放在后面而把四纵当前锋，对四纵的游击习气、战斗意志不足没有充分认识。

等等。

西府战役积极效果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能真正意识到积极作用的，除了设计者彭总本人， 大概徐帅能察觉到一点，中原战场大概陈赓能察觉一些，再就是伟人。

只有站在他的位置，才能综合各个战场的变化趋势，最终认识到这场神奇的仗的真正功效。

彭总对西府战役的态度也一直没变，即使晚年，他在已经无法完全按自己意志说话时，在《彭德怀自述》中，仍然坚持1948年总结时的论点。

到了今天，我们应该能看懂，彭总的观点是正确的。

三、战术上有什么价值？

战略层面具有积极意义，战术层面也不都是失误。

彭总通过这仗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

第一，把西野训练成真正的野战军。

第二，摸清胡马联军的真正底线。

第三，消灭了骄兵悍将的傲慢。

第二个目的不需要多说了，马家军有事真上，让彭总坚定了消灭马家军必须扩大野战军规模的决心。

我们展开说一下第一个和第三个。

西北本无成立野战军的打算，丢失延安之时，西野勉强拉起来架子，属于战略上应招，而非其他战区主动招。

西北各纵原本任务都偏于守备，所谓警备旅、独立旅，大家看看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野战军不是说拉起架子就能名实相符的。

野战军要具备什么能力才叫野战军呢？

1.各级指挥员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和水平。彭总有，有的纵队首长有，但不是全有。比如那位给彭总挖了人生中最大一个坑的四纵司令。

2.部队要有战必胜、攻必取、守必死的作风，不能轻易放弃作战目标。擅自让出防守阵地，与野司指定的防守位置偏了十几里，这种情况放在其他野战军是不会出现的。不是说别的战区就比西野高明，而是在西野成军之前，他们就已经经过一年大兵团战争实践，进入大兵团作战时代。这个过程必须有，打的越是强敌，跨过这一过程就越快，认识就越到位。

类比今日，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当今之世，谁对美军强大的信息能力和精准打击能力认识最深刻，谁最先进入智能化战争时代，勿庸讳言，是俄军。死了数万军人，死了十几个将军，这个亏不是白吃的，越吃亏越长记性。

而不是天天自吹自擂多少新武器下水上天就能跟上时代的。

万幸我们高层头脑是清醒的，前段时间军媒出面怼那些自吹党很有必要。偏题了，我们说回来。

3.协同配合的严密性与准确性。在野战军层面，纵队与纵队配合是大问题。在全军层面，各大野战军配合是大问题。配合什么？不同单位的作战风格，融合到一起、互相能补台，这才叫大兵团作战。各打各打，一加一小于二，这就不是协同，而是拆台。

彭总批评四纵游击习气，即是此例。游击习气不全是错，意味着这支纵队作战比较灵活。如果把二、四纵易位而处，让王震去干冲锋陷阵和死扛硬拼的活，让四纵外围配合作战，说不定也能收到一定成效。

等等，不一而足。

消灭骄傲之气，也是西府战役的一个副产品。

宜川、瓦子街大捷之后，西野弥漫着一股骄悍之气。彭总批评说，打完这仗，我们很多同志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嘴上挂着“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军队”。

骄气从哪来，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敲打了一番，什么老山头，什么老底子，全都老老实实，收起了狂傲之气。当然贺老总也非常大气，主动帮彭总补位，给老晋绥部队出身的将领们做思想工作。

评价一场战役，从多个维度去观察，总能发现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