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一生三起三落，他凭借顽强的革命意志走出困境，最终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走进新时代的伟人，国庆典礼上的一声“小平你好”，彰显着他的博大胸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进一步展现出他的卓越胆识。众所周知，毛主席在人民心中拥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可在1988年时，邓公在推翻了毛主席的一条规定，是什么事情让邓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时间追溯到建国后，在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物质基础，为了促进军队建设，设立军衔制被提上日程。那时中苏之间是拥有兄弟情谊的友好国家，苏联提供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先进技术，因此中国在设立军衔时曾借鉴苏联当时的军衔制，经历一年多的审核评定后，在1955年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共诞生了1048位将帅，肩膀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承载着英雄的故事，这一辉煌时刻被铭记于军史之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部队中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心理，有些军官开始利用军衔大搞官僚主义，这股不正之风与我军倡导的官兵平等理念背道而驰。

步入六十年代后，赫鲁晓夫撤回苏联专家，之后在频频向我国边境侵犯，中苏关系由好友走向破裂，曾借鉴苏联所实施的军衔制也遭到了质疑；那时我国技术有限，将帅的肩章需要从国外引进，彭老总得知后直接拒绝再穿元帅服。在这样的环境下，毛主席决定取消军衔制，1965年，人大常委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

施行10年的我军首次军衔制宣告结束之后，全体官兵统一佩戴全红五角星帽徽和领章，而军官与士兵的唯一区别就是上衣口袋：士兵有两个口袋、军官则有四个口袋。此举得到了老红军干部的支持，不但体现出简约质朴的军队作风，同时恢复了官兵平等的军容军貌，避免再出现倚仗军衔耀武扬威的事情发生。

无法辨别军职高低，在和平年代看不到弊端，但在战场上却容易出现问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下达命令的都是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官兵无法迅速辨别出军职高低，很容易发生错失战机的问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战场上有来自各大军区的军官，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一次我军在运输途中遇袭，现场立刻陷入混乱，一位师长爬上坦克试图临时指挥，可因不能及时辨别出职务而无人听他下达的指令。

这次事情已经凸显出军衔的重要性，这一年总政及时提交了《恢复军衔制度的初步方案》，就是想避免战场上再出现无法辨别军职的问题，只是这一方案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而被否决，然而没有军衔的弊端仍在继续。随着改革开放实施，中国军队开始与其他国家频繁往来交流，我军参与外事活动的将领经常因为没有军衔而无法向其他国家解释军衔级别。

1980年就发生了尴尬事情，当时中美之间已经进行友好往来，胥光义率代表团访问美国，众所周知，接待不同级别的将领均有不同的国际礼仪规格，但美国外交部门却不知用何等规格接待胥光义：胥光义在1955年时是少将军衔，而在1980年时已经担任后勤部副部长，显然不能用少将级别接待，美方无奈之下秉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最后用上将级别接待胥光义。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外交场合更要注重尊严，而我军却因为没有军衔频繁出现尴尬局面，因此于礼、于制都应该认识到军衔在国际往来中的重要性。1983年，邓公毅然决定恢复军衔制，这一年仍是由总政牵头着手研究如何恢复军衔制度，但是提议再次遭到一些老同志的反对，他们顾虑重重担心会重蹈覆辙，同时此举无异于推翻了毛主席的决策，并且如何安排军队配置也成了问题。

中国军队在建国后虽然经历几次精简，但仍然拥有四百万的兵力，1983年时官兵比例1：2.45，平均一个军官管两个半兵，因此邓公提出了“精兵、消肿”，经历了百万大裁军之后，于1988年恢复军衔制，邓公告诉众人：“放手去干，有什么事我一人负责！”邓公再一次用卓越的胆识做出了历史性的变革，让世界看到中国将士英姿飒爽的军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