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是她的化名，她的原名叫江竹君，她还有一个让世人都敬仰的名字“江姐”。
童年时期的江姐（右）和母亲、弟弟合影
江姐是四川自贡人，出生于1920年，父亲是个洒脱的人，常年游走于外，母亲就靠着几分薄田养活她和弟弟江正之。江姐8岁时，一场大旱让家乡的庄稼颗粒无收，母亲只好带着她和弟弟去投奔了重庆的外婆和三舅李义铭。
江姐的这位三舅在重庆可是个知名的人物，他不但涉及了商业，还涉及了医疗和教育。蜀通轮船公司董事的头衔已经是当时重庆响当当的人物了，可李义铭还是红十字医院的院长，还是精益中学的校长，同时他还开办着一家私人医院，妥妥的成功者，名利双收。
来到舅舅家，外婆由衷的高兴，将常常吃苦的女儿从头到脚看了个遍，随后满眼含泪地将她和两个外孙拉到厨房，把各种美味端出来让他们吃个够，从此，母女三人便在三舅家住了下来。
舅舅李义铭一家
虽说是骨肉至亲，可三舅家的富裕还是让江姐母女三人感到了贫富悬殊带来的压抑。首先，三舅母就很不喜欢从乡下过来的他们，常常白眼相待，这让已懂世事的江姐内心很不舒服，她时常说服母亲从这里离开。
可外婆无论如何都舍不得，便称自己身体有病，需要女儿照顾，更是以此为由说于媳妇听，以制止她对母女三人的做法。江姐他们留了下来，可隔三差五还是会听到舅母的风凉话，为了外婆，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随着时间的流逝，外婆终究是过世了，没等舅母赶，江姐和母亲、弟弟便搬离了三舅家，到城郊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住了下来，靠着母亲给人做针线活为生。母亲的针线做得好，时间久了，周遭的人家都会找上门来。靠着这些手工钱，母女三人的生活没有了问题，余下一些还能让10岁的江姐去教会小学读书。
江姐（右）和同学一起
这时，江姐的父亲也到了重庆，他在货船找了份零工。可能是因为年岁大了的原因，他居然知道把挣来的一部分钱交给妻子，贴补家用。
有了父亲的帮衬，弟弟也能去上学了。
可好景不长，只过了短短半年，父亲做零工的货船就破产了，他二话不说，便卷铺盖回了老家，将抚养姐弟的任务又丢给了母亲。
为了维持生计，江姐只好辍学。看着别的同学每天依然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她多么希望父亲重新找到工作，重新让她进学堂，然而两年后她却听到了噩耗，父亲生病去世了，江姐上学的最后希望也没有了。
但凡能挣钱的行当都有人跟随，做针线挣钱的人多了起来，江姐一家是外乡人，免不了遭到排挤，手工针线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没有办法，母亲只好去附近的袜厂做工。
为了帮母亲分担生活重担，只有8岁的江姐也去了袜厂。由于身高太矮，她压根儿就够不到机器，于是她想了个办法，搬个凳子踩上去就刚好够着。小小的身躯很快就熟练了机器上的活路，一天下来，她的生产量几乎和成年人一样，可老板发给她的依然是童工的工资。
江姐中学照
1932年，江姐12岁了，他依然和妈妈在袜厂做工，每天10多个小时，十分劳累。她自己倒不怕，就怕年岁大了的妈妈身体吃不消，正在这时，三舅突然光临了她们的寒舍。
原来，舅舅是来请妈妈回去帮忙照顾他小儿子的，报酬是让她们姐弟可以重新上学。
就因为这个报酬，妈妈爽快地答应了。
那所学校是孤儿院设立的小学，即便如此，当时的江姐也倍感珍惜，她怕再次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于是日夜苦读，从不间断，竟用三年半时间就学完了小学所有的知识。
历史老师丁尧夫关注到了这个刻苦的女孩，常常借些书籍给她阅读。在丁老师所借的书中，江姐知道了岳飞、霍去病、文天祥等爱国英雄，让她的内心燃起了正义。
1935年，丁老师突然被抓了，原因是他有加入我党组织的嫌疑。而江姐在学校与丁老师的长期相处，让她坚信丁老师是一个好人，于是她的内心有了确切地认定：丁老师的组织才是追求真理的。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江姐已是南岸中学的学生，面对侵略者的肆意妄为，将她内心的正义感彻底地激发了。保家卫国才是人间正道，江姐和她的同学们勇敢地走上街头，利用各种方法宣传抗日救亡。
江姐的入学登记表
1939年，江姐入党了，她的介绍人是她的同学戴克宇，也是她的闺蜜，两人的任务便是到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学习，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党组织。
此时的日军正疯狂侵略，江姐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可她总是不顾危险地奔走联系，一步一步地完成着党交给的任务，这也让她从最初的组织新人逐渐锻炼成了成稳的地下工作者。
1943年，江姐接到了新的任务，给时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当助手，而且她们的对外身份是夫妻。这样的身份让还是青春少女的江姐感到惊讶与别扭，但想着是组织给的任务，她毅然选择了接受。
一晃眼，江姐与彭咏梧以“夫妻身份”在一起工作已过去了一年多，两个人对彼此有了相互了解，也褪去了最初的尴尬感觉，反而是习惯了“彭太太”的称呼，两人之间更是生出了默契，用另一种说法就是别样的情愫。
然而，彭咏梧早已成家，妻子叫谭正伦，人称“幺姐”，她给老彭生了个可爱的儿子，所以内心萌发的感情再美，两人都必须恪守道义，将它深埋心底，一心扑在工作上。
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份感情在某一天又被重启。
江姐一家
1945年，江姐和彭咏梧接到了组织的秘密通知，为了目前紧要的工作，批准她们真正地结婚。
两人虽然走到了一起，但都怀着对谭正伦深深地歉意。
江姐与彭咏梧依然走在“悬崖刀尖”进行着党的工作，儿子出生后，取名彭云。
此时，内战爆发了。
随着战斗的深入，江姐和彭咏梧的工作更加地艰巨了。为了牵制敌人兵力，她决定去下川东与丈夫一同开辟第二战场，但孩子还小，不能一同前往。正当江姐考虑将孩子托付给谁时，下川东传来了老彭牺牲的噩耗。
这一刻，江姐的心痛到了极点，她发誓要接替丈夫的工作，与敌人战斗到底。
可是儿子怎么办呢？
江姐战友和彭云
有人建议让她托付给自己的母亲，或者托付给有钱的三舅，但江姐都没有选择，而是将儿子托付给了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正伦。
她先是找到了“幺姐”的弟弟谭竹安，与他进行了深入的沟通。谭竹安最终被她与老彭保家卫国的壮举感动了，并将她们的事迹说与了姐姐听，谭正伦敬重江姐的正义与胆识，不但释然了内心，还毅然接纳了小彭云。
儿子有了安全的去处，江姐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组织工作中。就在江姐和战友们大量印发《挺进报》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在敌人的渣滓洞监狱中，江姐经历了各种刑具，吊索、电刑、老虎凳，撬杠，最残忍的无疑于竹签钉十指。这些，江姐都挺过来了，她始终以坚贞不屈的态度回应着敌人的威逼利诱。最终，敌人放弃了，要将她置之死地。
彭云和妈妈的像
江姐也感到了死亡的来临，牺牲前，她越发想念自己的儿子。她从身上破了的棉袄里扯出一坨棉花，将其烧成了灰，然后兑上一些水，自制了一份“墨汁”，再用竹签蘸着给谭竹安写了一封信，趁难友出狱的机会带了出去。
江姐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竹安弟了，不要骄养，粗茶淡饭就行。”
1949年11月14日，江姐牺牲了。在众多倒下的烈士遗体里，那件红色绒线衣格外地刺眼，那是江姐就义前特意穿的，那抹红色，象征着胜利。
听闻江姐牺牲，“幺姐”谭正伦泣不成声，她将彭云抱在怀里，大声说道：“妹妹，我敬你呀，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云儿带好，将他养大成人！”
谭正伦和彭云
后来的彭云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着他娶妻生子，“幺姐”又想起了江姐，她几度哽咽后说道：“妹妹，你的嘱托我完成了。”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太多像江姐一样的烈士英雄用鲜血谱写了不朽的赞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然而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像“幺姐”一样的人，为党的事业撑起了另一片天，他们同样值得敬重与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