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印
晚清国家转型的独特路径及其成败
清代中国经历了从“国家形成”到“国家转型”的过程。国家形成始自清朝迁都北京，控制中原地区，终至1750年代完成疆域的整合。19世纪40年代以后，晚清中国开启了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曲折多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然而，相较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沦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的遭遇，相较于世界近代史上所有其他帝国在衰亡过程中走向四分五裂的命运，晚清中国大体上维持住了1750年代以来即已定形的疆域格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最为醒目之处。下面拟从三个方面总结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及其成败。
晚清中国何以“落后”
1840年以后的中国，相较于英法等欧洲列强，相较于1890年代以后的日本，在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军事实力方面，无疑显得“落后”。如前所述，以往对晚清中国落后挨打的解释，往往只注重19世纪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即晚清政权本身的闭关自守和腐败无能，与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侵略野心。本章已经证明，除了这些最直接的原因，19世纪中国“落后”的根源，乃在18世纪业已形成的“三重均衡陷阱”。正是这一陷阱，使清代中国失去了在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军事能力方面不断提升和演进的动力。这三重陷阱一环扣一环。首先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均衡态，即17世纪中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从一个以汉人农耕社会为主体，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的国家，转型为一个囊括长城内外游牧和农耕两大地带的国家，造成了游牧社会的征战能力与农耕社会的财政能力的优化组合，这种组合使清朝能够在同等军事技术条件下，凭借巨大的财力，战胜周边所有对手。但是在18世纪中叶消灭准噶尔部以后，由于不再存在来自邻国的直接威胁，清朝政权也失去了扩充和提升其军事能力的动力，而长期的和平环境又进一步导致其军事组织和战斗能力的萎缩；相较于同时代欧洲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落后是必然结局。
其次是财政构造的均衡态。国内和周边的长期安宁，以及相对稳定的军事和行政开支，导致清朝国库收入与支出的大体稳定，收入略大于支出，且有足够的盈余应对国用常项之外的开销。但这种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以田赋为最主要来源的财政均衡态，带来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财政上对田赋的依赖导致统治者把稳定农业放在其经济政策的首位，为此贬抑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而缺乏制造业和内外贸易的刺激，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可能有突破和推广的条件，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这跟同时代欧洲各国为寻求财政扩张而力行重商主义，最终导致制造业扩张和工业革命南辕北辙。其二是这种财政构造缺乏足够的弹性和扩张能力。一旦支撑农业人口纳税能力的前提条件——适度的人口与耕地比率及稳定的银钱比率——发生变动，或者出现严重的外来威胁或内部动乱，导致军事开支的剧增，便会出现供应不足或需求过量、入不敷出，而财政失衡反过来又会削弱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
再则是权力结构和政治认同的均衡态。地缘均衡态的形成，使清朝政权有可能通过施行以轻徭薄赋为核心的“仁政”，辅之以压制与笼络两手对付汉人精英，成功地处理本来十分棘手的满汉关系；与此同时，财政均衡态的形成，也使清朝政权有可能通过实施“零汲取”(中央无须边疆上缴地方税款)的策略，成功地处理同样棘手的中央与边疆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清朝的内地和边疆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长期稳定、安宁状态。但这种政治均衡态也产生了巨大的惯性，使清廷内外的统治精英均对其治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有效性确信无疑，把来自中国之外的一切不同于大清体制法度的思想、制度乃至器物视为异端，动辄以“夷夏大防”为由对其加以贬斥，使各种从内部展开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举措变得异常艰难。
所有这些，都与同时代欧洲在列国竞争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地缘、财政、认同的高度不均衡，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于欧洲各国之在启蒙主义、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荡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产业革命蓬勃发展、民族建国浪潮汹涌澎湃，18世纪后期的中国显得悄无声息。当1840年代中西方终于发生碰撞时，双方力量对比，高下立见。19世纪的清政权在处理中外关系方面的保守政策，以及在应对外来危机方面因循守旧、颟顸无能的表现，只是其落后挨打的表层原因。18世纪后期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所带来的农业内卷化，以及中国由于缺乏西欧国家摆脱内卷化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而形成的“大分流”，同样也仅仅能解释19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的浅层原因。晚清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端在17世纪50年代已初步成形、18世纪50年代以后牢固存在的三重均衡陷阱。
大国的优势与劣势
清代中国之大，不仅在于其疆域之辽阔，更为重要的是其人口之众及经济规模之巨。清朝疆域之扩充和巩固，尤其是环绕内地的各边疆的建立——从东北的满洲，到北部的内外蒙古、西部的新疆和西南部的西藏——为内地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而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巨大的内地，为清朝提供了充沛的财源，使其足以维持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一支军队和富有效率的官僚机器，而不必提高对内地经济的汲取程度，因为相对于内地庞大的人口和资源，清朝的财政需求在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毕竟是有限的。清朝的国库岁入，与其他国家相比固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却始终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以较少的投入维系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从而有可能使清朝在内地实行低汲取、在边疆实行零汲取的治理政策，这是清朝作为一个大国最为突出的优势。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李怀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学问 2025年1月。
1840年以后，清廷的财政收支一度严重失衡。为了应对外患、平息内乱，晚清政权耗费浩繁，不得不在田赋之外开辟新的财源。短短几十年间，国库岁入从鸦片战争前的4,000万两剧升至1880年前后的8,000万两，再进一步膨胀至清朝末年的近3亿两。所有这些，都是在传统农业依然主导中国经济、现代工商业发展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的。凭借新的财源，晚清政权不仅有能力支付所有战争赔款，避免了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命运，而且有能力从事大规模国防近代化建设，有能力用兵边陲、收复新疆，确保了清朝自18世纪50年代鼎盛时期以来所形成的疆域格局的基本完整，避免了所有其他帝国在衰落之时走向四分五裂的宿命。大国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再次彰显出来。
但晚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劣势也是明显的。清朝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周边环境相对安宁、国内人口规模比较适度的条件下，固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出现外来挑战与内部动乱交相侵袭的局面，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相对于其人口来说规模较小的治理体系，在应对其辽阔疆域上所出现的内外危机时，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其自然而然的应对方式，便是把中央的部分权力和责任下移到地方，由各省督抚开拓、掌控新的资源，这便是所谓“地方化集中主义”的肇端。这种新型的权力再分配格局的运作，在19世纪60年代—80年代收到预期效果。
以中国经济规模之大，只要给区域掌权者以适当的动力和刺激，确可动员足够的资源，使当局克服国内外危机的道道难关。一度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居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中兴”局面。“中兴”只是表征，背后的支撑则是此一阶段再度形成的地缘、财政和政治三重均衡态。然而，这种均衡态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它在维持“中兴”表象的同时，也使晚清政权失去了朝着现代国家的方向进一步转型的动力：一旦内忧外患得以暂时解除，财政构造的集中化和科层化，军事能力的更新换代，以及行政控制和协调能力的强化，便不再构成主政者的首要关心。挽救晚清政权的地方化集中主义，因此适成其再度陷入停滞和被动挨打局面的又一陷阱。
甲午以后新一轮地缘、财政和政治三重不均衡态的出现，逼使清廷把国家的现代转型提上议事日程；完成这一转型需要数倍于以往的财政投入，同时也需要朝廷上下、内外臣工打造前所未有的共识。不幸的是，清末上层统治集团解决财政和认同危机的努力，仅仅加剧了满汉精英之间的分裂和晚清政权在权力结构和认同层面的失衡，最终导致清政权不期然而然的覆亡。作为一个大国，晚清中国的现代转型，注定是一个漫长而多艰的过程。
晚清国家转型的成与败
晚清中国的转型过程，留下了很多失败的记录。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给清廷带来支付战争赔款的巨额负担，而且导致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虽然直至其覆没之际，清朝依然能够维持由内地十八省和东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边疆构成的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但1840年以后，它先后被迫割让了香港岛、台湾、澎湖列岛、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以及西北边境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外国租界在部分口岸城市的设立，订约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在华投资、经商、传教等各项特权，以及进口商品的固定关税税率等，都对中国的国家主权造成严重损害。
晚清政权的最大失败发生在20世纪初的新政时期。作为新政核心内容的国家体制的重建，最终演变成满汉政治精英之间重新分配权力的一场角逐。满汉关系本来一直是清王朝的“阿喀琉斯之踵”，慈禧太后执政期间一直避免触碰，竭力维持其微妙平衡。但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满汉关系急剧失衡，最终导致汉人朝野精英放弃对清廷的忠诚。这种源自太平天国时期的汉人精英集团的有条件忠诚，既在1860年代后对晚清政权的起死回生起过关键作用，又在1900年后成为颠覆清王朝的最强大杠杆。尤有进者，新政期间财政构造的严重失衡，导致清廷偏离了两百多年来在边疆地区实行的零汲取和听其自主的传统制度，在蒙古地区推行改旗设省、拓垦牧区、终止对蒙旗王公的财政支持、要求其报效朝廷等政策，导致外蒙古上层精英离心离德，在清朝覆亡之后反复寻求脱离中国，最终在1924年建立共和制，并经1945年公投，于1946年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正式承认。
但晚清中国的历史并非只有失败。恰恰相反，相对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纷纷沦亡或解体的厄运，19世纪的中国算是较为成功的。晚清的成功，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晚清政权自1840年起经受了历时二十多年的外患内忧反复冲击之后，通过“地方化集中主义”权力再分配机制，借助大国的红利，再次构造了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结构的均衡态，不仅从危难之中挽救了自身的统治地位，而且避免了疆域四分五裂和沦为殖民地的命运。所谓“同光中兴”，并非统治者聊以自慰的虚骄之言，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业绩上。其中最值得称道者，莫过于在左宗棠主持下新疆的收复和建省；这对奠定现代中国疆域的贡献，不下于18世纪前半期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用兵行动。而如果没有现代的军事能力和雄厚的财政资源做支撑，这是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这一时期先进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输入和人才的培养，为日后中国各个领域走向现代化构筑了必要的条件。
其二，在整个18和19世纪，清朝政权依托内地各省的充沛财力，在对边疆上层精英以赏赐、庇护、册封乃至通婚等手段加以笼络的同时，在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治理方面，一直实行听其自主和零汲取甚至倒贴的财政政策，因而成功维系了边疆上层精英对朝廷的向心力，避免了这些地方的失控和分离。相较近现代世界史上各帝国在走衰过程中，边疆和外围地带纷纷脱离，最终疆域毫无例外地缩回本土——所谓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程，清朝在18世纪中叶奠定其疆域后一直能维持其总体格局的能力，无疑是令人瞩目的。
总之，如果我们以疆域、人口、主权及政权这四个学界公认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来界定一个现代国家的话，那么，就疆域和人口而言，晚清中国总体上取得成功，维持住其疆域格局和人口族群构成的基本形态，实现了从清朝到民国“五族共和”的平稳过渡。就主权而言，晚清政权在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并维持本国主权方面，丢失部分领土和主权，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为其最大败笔，大体上可以说半成半败。最后，就政权而言，晚清政权在重塑自身合法性和维持其统治地位方面，最终归于失败。
总体来说，晚清中国的国家转型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1912年民国肇建之后，其中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基本完成；外国在华租界、在华领事裁判权和固定关税等特权，至此已经全部取消。政权建设经过数十年奋斗，在1949年取得突破，为此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铺平了道路。而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最终统一，将构成21世纪前期国家转型完成过程中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本文节选自《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第四章“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以‘三重均衡态’分析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