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氏世居嘉兴桐乡，是当地有名的望族。在其家族史上，曾先后涌现过陆费熙、陆费墀、陆费元鐄、陆费瑔等能人。其中尤以担任过《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的陆费墀声名最著，他是陆费逵的太高祖。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9月17日，陆费逵出生于陕西汉中。当时他的父亲陆费炆正在汉中府做幕友。陆费逵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丁，他的出世给这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官宦世家带来了新的期盼。
小时候的陆费逵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有一年正月，他在街上见有人制作蜡烛，回家后就与母亲和乳母商量，把祭祀祖宗时余下的蜡泪收集起来放到锅中熔化，再加了灯芯后制成了一支很细的蜡烛。夜间出行，他用以照明，乐不可支。
1891年冬，陆费逵跟随父母举家移居南昌。上船之际，乳母来送行，陆费逵依依不舍。乳母只得随船再送一程，到城固县时，本想趁其不注意偷偷上岸，不想竟被陆费逵发现，仍大哭不止。
到南昌后，陆费逵由母亲吴幼堂教他识字。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早餐后七点盘辫，八点开始学习。正是在母亲的教导下，陆费逵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读物。
父亲由于公务繁忙，只教过陆费逵一年。课余还教他查阅类书，学习尺。有一次特意给儿子讲解岳飞的事迹，并教他背通《满江红》等词作，这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陆费逵还很喜欢绘画，但父亲担心影响学业，严厉制止。他于是一早就起床，偷偷地画。一次邻居请他画了四张条幅挂在堂前，并将此事告之其父。其父不信，陆费逵为此十分得意。
到了十三岁，陆费逵已读了“四书”及《诗经》《左传》等经典，也能独立阅读书报。他接触到《时务报》等新式报纸和新书籍后，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开始接受新思想。
于是陆费逵不想再按照老路子读书，他把想法告诉了父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从此他就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古文、地理，还自习数学，走上了自学的道路。
当时南昌城里新开了一家阅书报社，有五大间，陆费逵便隔日去看一次书。他带上大饼、馒头作午餐，早上九点去，下午五点回家，数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起初的时候，来阅书报社看书的有二三十人，几个月后就只剩下陆费逵一人。由于与图书管理员混熟了，人家就干脆把钥匙给了他。这让陆费逵特别高兴，他就把这里收藏的新书刊差不多都看了一遍。
十七岁时，陆费逵进入南昌熊氏英文学塾附设的日文专修科学习日语。老师叫吕烈煌，是当时南昌有名的日语教师。他注重词汇量的掌握，强调背诵和口语、听力的练习。
陆费逵入学时，其他同学已经学习了两个多月。由于得到吕烈煌的赏识和帮助，陆费逵经过努力，在短时间内便赶上了他们。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能看懂日文书籍，还能用日语对话。
虽然小时候没有专门练习写作，但陆费逵还是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四川名士朱虹父看了陆费逵的文章后主动提出要给他修改，陆费逵便拿出四篇向他请教。这些文章经修改后，因观点新颖，行文更加畅达，被朋友们争相传阅。
随着年龄的增长，陆费逵觉得应该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便和几位朋友商量，筹资二十三元，开办了正蒙学堂。陆费逵任教员，同时被推举为堂长。
陆费逵为学堂的兴办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一面管理学堂事务，招聘教师，订立课程，维持教学秩序；一面亲自授课，解读文章，讲解试题。虽然只维持了八个月，却使他拥有了一次难得的社会历练。
1903年春，陆费逵应吕烈煌之邀，北上武昌。他住在老师家，白天教他的三个弟弟国文和算术，晚上则由吕烈煌继续教授他日文，彼此不用出学费，陆费逵的日文水平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次年，陆费逵与几位日语班的同学聚会，有人提议在武昌开办一家书店。此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们便集资一千五百元，在横街租了几间旧房子，开办了新学界书店。
陆费逵出任书店经理，负责具体的经营。所售书籍涉及面较广，包括不少进步书籍，比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这些书因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书店招揽了不少读者。
作为经理的陆费逵以店为家，对书店的经营可谓殚精竭虑。平时忙着进书、售书，到了年关同事们都回家过年了，他就独自一人守店。他还利用售书的便利，挤出时间读了很多书，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在经营书店期间，陆费逵开始与革命党相往来。当时刘静庵等人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陆费逵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并被选为评议员。他还负责起草了日知会的会章，受到众人的推重。
因为书店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一年后陆费逵便辞去了经理一职。随后，他与日知会同人冯特民、张汉杰一起受聘进入《楚报》，成为一名记者。他们打算将该报办成革命的舆论阵地。
为了阐明全新的办报宗旨，对改版后的栏目进行界定，陆费逵伏案撰写了《本报实行改良说》等文，陆续发表在《楚报》上。经过他们的努力，《楚报》的内容与风格均为之一新。
改良后的《楚报》更加关注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对粤汉铁路向英国借款，湖广总督张之洞秘密赋予英方优先借款权一事进行了如实报道，引发各界哗然。
此举招致了张之洞的极大不满，他借机发难，派人逮捕了张汉杰。陆费逵与冯特民一面托人照料张汉杰，一面继续撰文揭露当局行径。《楚报》随即被查封。二人情急之下乘船逃往了上海。
陆费逵到达上海后，有着日知会背景的昌明公司总经理马刚侯慕名想请他出任上海支店经理。陆费逵因初来乍到，没有马上答应。马刚侯亲自登门拜访，陆费逵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他的聘请。
昌明公司是一家印刷机构，陆费逵在出任上海支店经理后，与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加深了对书业状况的了解。他认真研究，对比国内外的书业现状，认为我国的书业必定有光明的前途，遂决定将此作为终生的志业。
1905年，上海书业商会成立，陆费逵作为发起人之一被推荐为章程起草者，并担任评议员兼书记。稍后又出任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和会刊《图书月报》主编，逐渐成为业界瞩目的人物。
次年冬，陆费逵转至以出版教科书为主业的文明书局担任编辑，同时兼任文明学校校长。根据实际需求，他与俞复等人一起编写教材，而由他独立编写的就有《新编初等小学修身教授书》《初等小学算术书》等多种。
任职文明书局期间，陆费逵除了编辑书稿，还承担了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工作。他每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结识了许多出版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1908年秋，经高梦旦推荐，陆费逵被张元济高薪聘请到商务印书馆，在其直接领导下的编译所担任国文部编辑，是三十六个编辑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入职后，陆费逵如鱼得水，继续发挥特长，编写了《伦理学大意讲义》《修身讲义》等多种教科书。半年后，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及师范讲义社主任。
次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创办我国第一份教育类刊物《教育杂志》，陆费逵因深研教育问题，被委以总编辑的重任。该杂志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发表了大量关于教育和文字改革的文章。
在主持编务之余，陆费逵还亲自执笔，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观点鲜明的论文。其教育主张往往能左右舆论，既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切实地启发了当时的教育改革。
陆费逵事业上的起色，令高梦旦深感欣慰，他于是又做媒将自己的亲侄女高君隐介绍给了陆费逵为妻。作为一名知识女性，高君隐知书达理，对上能孝敬公婆，对下能体恤弟妹，成了陆费逵的贤内助。
1911年，清政府在北京召开中央教育会，陆费逵以《教育杂志》记者身份与张元济、汪美臣乘坐招商局的新丰轮船北上参会。半路上又遇见陈叔通、杜海生等人，大家就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中央教育会上，陆费逵积极参与讨论相关问题，还将所见所闻写成了《论中央教育会》一文，对会议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报道，同时也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随后，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费逵参与起草了《中国教育会章程》，被选为编辑股股长兼调查股股员。通过这次会议，他广泛接触到教育界著名人士，与蔡元培、范源廉、张謇、黄炎培等深入交流，加深了对中国教育的认识。
居京期间，陆费逵与朋友们游览了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和农事试验场、清华学堂等处。清政府的昏聩无能与现代文明的勃勃生机在他心中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坚定了他要以书业推进社会进步的决心。
中央教育会结束后，陆费逵慕名转道天津，专门考察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高等女学堂、水产学堂、南开中学等学校。他时而走进课堂听课，时而与校长、教师交流，掌握了教学一线的详细情况。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同一天，中华书局也于上海宣告成立，2月正式开业。《申报》上发表了陆费逵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明确宣布了中华书局“养成中华共和国民”的出版宗旨。
陆费逵担任中华书局局长，为法人代表，主持全局工作。他每天忙于筹划创业要务，主持编印各种书籍，常常通宵不寐。
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后，为了迎接教育新局面的到来，陆费逵第一时间埋头撰写了《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就当前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向民国政府建言献策。
文章发表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到上海召集陆费逵、蒋维乔等人座谈，征求对教育改革问题的意见。陆费逵针对编印新教科书、组织新春开学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受到蔡元培的赞赏与重视。
会见后，陆费逵和蒋维乔受蔡元培委托，负责起草《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后均由教育部通令施行，被称为是民国教育史的开端。
在民国教育变革的新形势下，陆费逵把握良机，首倡“教科书革命”。从1912年2月开始，中华书局以最快的时效陆续出版了“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了整个教材市场。
随着业务的不断壮大，为了实现规模经营，陆费逵和戴克敦亲赴北京、奉天和武汉等地联络设立分局。经他们的努力，中华书局几年内就在各地设立了二十七家分局和经理处，将发行网络撒向了大半个中国。
自从业以后，陆费逵一直关注着日本出版行业的飞速发展。1913年，他决定亲赴日本考察，对日本的出版印刷业务和杂志的编辑出版均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日本之行，陆费逵深受启发，归国后即致力于总厂和总店的规划与筹建。至1916年6月，中华书局总厂建成，编辑所、事务所、印刷所迁入。8月，总店落成，总公司、上海店迁入。
陆费逵访日归来的第二个重要举措就是相继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大中华》等七份杂志，它们与原有的《中华教育界》一起，被总称为“八大杂志”，风行一时。
通过创办杂志，中华书局不仅及时宣传了自己的业务，周围还渐渐聚拢起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为之撰稿。比如《大中华》杂志，陆费逵就聘请梁启超为主任撰述，其他作者还有林纾、马君武、谢无量等人。
1915年，经过陆费逵、徐元诰等人的多年努力，《中华大字典》印行出版。为了《中华大字典》的修订，陆费逵精心谋划，物色最佳人选，但就编辑印刷的费用就投入了将近五万元之巨。
此时袁世凯加紧称帝前的舆论准备，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出版社修改教科书，增加称颂袁世凯的内容。陆费逵在与商务印书馆达成一致意见后，专程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反对修改。
就在陆费逵热火朝天干事业的时候，其母吴幼堂突然病故。悲伤至极的陆费逵遵照父命，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写出了《祭先妣文》。往事历历在目，他边哭边写，妻子高君隐一直就陪在他的身边。
1917年，因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同行竞争白热化，加之副局长沈知方等人挪用公款，资金周转不灵，中华书局陷入危机。面对困境，陆费逵主动承担责任，在辞去局长一职后，仍积极应对，与书局同人共克时艰。
祸不单行，就在陆费逵疲于应付中华书局生存危机的时候，妻子高君隐突然病逝，令他悲痛不已。此时，陆费逵正患流行性感冒，加之悲伤过度，身体极度虚弱，心情亦陷入苦闷而不能自拔。
为了使陆费逵尽早走出中年丧妻的困顿，亲友们撮合了他与杨敬勤的婚事。杨敬勤勤俭知大体，与陆费逵志同道合，成了他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同期，中华书局由局长负责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经董事会聘任，陆费逵出任总经理一职。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陆费逵立即着手制定振兴计划，视察各地分局，查找弊端，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他在考察天津期间，对几所中小学和大学进行了走访，还会晤了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孙等。在与严范孙的交流中，两人就新旧学说之争、出版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为了紧跟时代潮流，陆费逵为中华书局广揽新式人才。经郭虞裳推荐，他辗转联系到左舜生，聘其为新文化部负责人。在左舜生的影响下，许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如张闻天、田汉等也先后进入中华书局任职。
由于得到陆费逵的全力支持，左舜生依托中华书局的平台，先后组织出版了“新文化丛书”和“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这些作品多为东西方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名著，在新文化运动中广受好评。
一次陆费逵应邀到吴淞中国公学演讲，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舒新城。此时陆费逵正在为物色《辞海》的主持人而伤脑筋，通过接触，他认为舒新城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随后数年的交往中，陆费逵对舒新城始终以诚相待，先后七次发出邀请。这使舒新城深受感动，终于于1928年接受聘请，正式调入后被任命为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
陆费逵所要着力推进的大型出版工程还有《四部备要》的校印和《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为此他不辞辛劳，亲自确定出版方针，物色选定编辑队伍，为两套书的出版提供全面保障。
在着手《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时，舒新城建议以雍正初年的铜活字本为底本，可是此版本一时无从寻觅。经多方打听，陆费逵得知富商陈炳谦处藏有一套，于是亲自登门拜访商借，得到了陈炳谦的热情支持。
陆费逵自1913年在北京主持召开读音统一会后，一直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和国语统一运动。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他紧跟形势出版了畅销一时的《国语课本》，还亲自到北京邀请该书作者黎锦晖加盟中华书局。
1920年，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准备在上海创办国语专修学校，陆费逵作为该会的发起人之一，以中华书局名义承办了建校任务。经陆费逵精心擘画，学校于次年4月正式开班。
尽管出版工作千头万绪，陆费逵一直关心着国语专修学校的办学。他还亲自到校给学生做题为《书业商之修养》的演讲，勉励他们毕业后要秉持良心从业，出版有价值的书籍，贡献社会。
为了使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陆费逵聘请留日技师、名雕刻家沈逢吉出任雕刻课主任，培养雕刻人才。又从国外引进雕刻制版设备，承揽高、精、尖印件的印制。
陆费逵还偕舒新城等赴日本考察书业，参观了大阪和东京等地的精版株式会社、秀英社、共同印刷社等处。应邀出席了东京油墨同业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致答词。
正是在陆费逵和同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逐渐走出“民六危机”的挫折。到了1936年，随着《辞海》《四部备要》等几大出版工程的相继完工，中华书局迎来了自成立以来的全盛时期。
但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继起，中华书局又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沦陷前夕，有人告知陆费逵，已被列入伪组织成员名单。陆费逵得知后大怒，立即携带行李，奔赴香港。
陆费逵在香港成立了中华书局香港办事处，积极推进固有业务开展的同时，发起创立保安实业公司，制造防毒面具、药品、登陆艇等，供军民抗战之需。
上海沦陷后，编辑、印刷两所停办。在陆费逵组织下，劳资双方经反复谈判后达成处置协议，在解决职工就业问题的同时，将上海的部分业务转移至香港、广西等地。
自1938年起，陆费逵连续多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陆费逵在重庆参加参政会第五次会议期间与董必武进行了交流，又应后者之邀，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调拨了一批图书运往延安，支持解放区的文化建设。
1941年7月9日8点30分，陆费逵在香港寓所跌倒后猝然病逝。8月10日，香港分局与港厂同人以及香港各界人士二千余人，在孔圣堂举行追悼大会。灵柩移葬香港华人永久坟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总部迁往北京，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实行公私合营。后又改为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享誉海内外。
2000年10月13日，为了纪念陆费逵逝世六十周年，经桐乡市人民政府批准，陆费逵图书馆在桐乡市图书馆挂牌成立，从此该馆两名并用。
2014年4月20日，由桐乡市人民政府与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发起设立的“伯鸿书香奖”首届颁奖典礼在桐乡举行。陆费逵献身书业、推动文化繁荣的精神与热情，如同“伯鸿书香奖”，一本本书传承，一代代人传递，将淡雅书香溢满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