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拟派115师去大别山，后来为何化整为零去了山东？
1938年春，延安的气氛紧张而忙碌。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们正在为抗日战争的战略部署绞尽脑汁。原本，115师被寄予厚望，准备派往大别山开辟新的战场。然而，一位从山东千里迢迢赶来的同志，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打乱了原有的部署计划。
山东的抗日形势如何？为何会引起主席的重视？115师最终是否如期开赴大别山？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计划的改变？这个决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揭开这个引人入胜的谜题。
1938年4月2日，延安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这位来自山东的同志不是别人，正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他此行的目的简单明确：向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山东的抗日形势，并寻求支援。
黎玉的到来，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从山东到延安，这可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黎玉为了完成这次汇报，不得不绕道重庆，再辗转多日才终于抵达延安。这样的艰辛journey，足以说明山东局势的紧迫性。
在主席和张闻天等人面前，黎玉详细介绍了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他的汇报内容，让在场的领导同志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忧虑。
欣喜的是，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短短9个月时间，当地的抗日武装就已发展到2万余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延安方面的预期。要知道，当时八路军的主力也不过3个师，总兵力约4万余人。山东地方武装的迅速壮大，无疑为抗日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忧虑的是，这支快速成长的抗日力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黎玉指出，由于缺乏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山东的抗日武装缺乏系统的训练和指导。这意味着，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难以保证。此外，由于缺少大功率电台，山东与延安之间的通讯极为困难，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战略部署和指挥。
黎玉的汇报，让主席陷入了沉思。原本，在延安的战略规划中，山东并不是重点关注的区域。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晋绥、华北等地区。但现在，山东的情况似乎正在改变这一切。
黎玉此行带来的两个请求，更加凸显了山东局势的重要性。他希望延安能够派遣一批干部支援山东，同时调拨一两部大功率电台。这两个请求，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整个山东抗日局势的走向。
主席听完汇报后，没有立即做出决定。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重新评估山东在整个抗日战略中的地位。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山东一地的抗日斗争，更可能影响整个华东乃至全国的战略部署。
黎玉的汇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延安的决策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原本被认为是＂辅助军区＂的山东，突然变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战略要地。这个变化，迫使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调整原有的战略规划。
就在这时，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主席面前。按照此前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八路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晋察绥地区。如何在不违背协议的前提下，又能为山东提供必要的支援？这个问题，将考验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们的智慧和决断力。
在黎玉带来山东抗日形势的汇报之前，延安的决策层已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关于115师的使用。
115师，作为八路军的主力之一，一直是延安的战略重心。在主席的原定计划中，115师肩负着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重任。这个决定并非随意做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大别山地区，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场所。更重要的是，大别山位于武汉、南京等重要城市的腹地，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掐住了日军的咽喉。因此，主席将115师派往大别山的决定，可以说是一步精心设计的妙棋。
然而，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就在115师即将出发之际，山东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黎玉的汇报，让主席意识到，原定的战略部署可能需要调整。
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主席为八路军制定的＂三步走＂战略思路。这个战略思路，是主席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经过反复思考而形成的。
第一步，是在山西站稳脚跟。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分别布局在晋西南、晋西北和晋东南。这个布局，不仅能够保卫陕甘宁边区，还能够打击日军的侧翼。
第二步，是向外发展。主席原本计划让115师向东发展，进入河北、山东等地。这样一来，八路军就能形成一个＂品＂字形的战略布局，既能相互呼应，又能各自为战。
第三步，则是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就是为什么主席原本打算派115师去大别山的原因。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将会极大地扩大八路军的活动范围，为将来的反攻奠定基础。
然而，山东的局势变化，打乱了这个精心设计的战略部署。主席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按原计划派115师去大别山，还是调整计划，支援山东？
这个决定并非易事。如果坚持原计划，那么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将会为八路军打开一个新的战场，但山东的抗日力量可能会因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而陷入困境。如果调整计划支援山东，虽然可以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抗日力量，但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可能会被迫推迟。
在这个关键时刻，主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决策能力。他没有固守原有的计划，而是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思考整个战略布局。
主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仔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这些会议上，不同的声音交锋碰撞。有人认为应该坚持原计划，因为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太过重要；也有人主张立即调整，认为山东的机会不容错过。
经过反复权衡，主席最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既不完全放弃大别山，也不完全放弃山东，而是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策略。
这个决定的核心，就是将115师的力量进行分配。一部分仍然按原计划向大别山方向发展，另一部分则以各种名义进入山东，支援当地的抗日斗争。
这个决定，既保证了大别山战略的推进，又解决了山东急需军事干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决定为八路军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然而，要实施这个计划并非易事。当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有严格限制，如何在不违反协议的情况下将部队派往山东，成为了一个新的难题。
就在这时，主席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化整为零。这个方法，不仅解决了派兵的难题，还为日后八路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黎玉带来的山东抗日形势报告，延安的决策层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山东根据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更是由于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
山东位于华东沿海，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重要枢纽。控制山东，就等于掌握了打击日军的一个重要支点。更重要的是，山东地区的群众基础良好，抗日热情高涨。这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山东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带来了挑战。它远离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的联系相对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支援山东，就必须克服地理阻隔带来的种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召开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诸葛亮会＂的重要会议。这个称呼源于会议的核心议题：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运筹帷幄，解决山东的问题。
会议上，主席首先强调了山东在整个抗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山东不仅是华东抗日的重要基地，更是未来反攻日本的重要跳板。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山东的抗日斗争。
然而，支援山东并非易事。当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有严格限制。根据1937年9月22日签订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晋察绥地区。这意味着，如果公开派遣大量部队进入山东，很可能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甚至破坏来之不易的抗日统一战线。
面对这一困境，会议上提出了多种方案。有人建议通过外交渠道与国民政府协商，争取放宽对八路军的限制；也有人提议以＂游击队＂的名义派遣部队，避开国民政府的监管。
经过激烈的讨论，主席最终提出了一个既大胆又巧妙的方案：化整为零。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不以整建制的方式派遣部队，而是分批、小规模地向山东输送干部和战士。
这个方案有几个明显的优势。首先，小规模的人员调动不易引起注意，可以避免与国民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其次，分批派遣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最后，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干部和战士熟悉不同地区的情况，为将来更大规模的行动积累经验。
然而，＂化整为零＂的策略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将大量人员输送到山东？如何确保这些分散的力量能够在山东有效地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考虑和周密安排。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主席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他决定在延安成立一个专门的培训班，为即将派往山东的干部进行集中训练。这个培训班不仅传授军事知识，还重点教授如何在敌后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根据地。
其次，主席指示要充分利用各种合法身份。例如，可以以＂学生＂、＂教师＂、＂商人＂等身份掩护干部进入山东。这不仅可以避免引起敌人的警觉，还能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最后，主席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作用。他指示山东省委要做好接应工作，为来自延安的干部提供必要的掩护和支持。同时，也要帮助这些干部尽快融入当地，开展工作。
这次＂诸葛亮会＂的决策，标志着八路军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不仅解决了当前支援山东的难题，更为日后八路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延安立即着手实施这个新的战略。115师和129师的部分力量开始以各种名义陆续进入山东。与此同时，一批批经过专门训练的干部也踏上了前往山东的征程。
随着＂诸葛亮会＂的战略决策落地，一场秘密而又宏大的行动悄然展开。这场行动的主角，是一批批经过精心挑选和培训的八路军干部。他们的任务，就是以各种身份潜入山东，为当地的抗日斗争注入新的血液。
这些干部的选拔过程异常严格。延安的决策层深知，能否在山东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先遣人员的质量。因此，他们不仅要求这些干部具备过硬的军事素质，还必须精通群众工作，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组织活动。
在选拔完成后，这些干部被集中到一个秘密地点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训练内容涵盖了军事、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接受了特殊的＂角色扮演＂训练。这种训练旨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各种身份，避免在敌占区暴露真实身份。
训练结束后，这些干部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通常不超过五人。他们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有的是＂流浪学生＂，有的是＂小商贩＂，还有的是＂农民工＂。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背景故事＂，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通过敌人的盘查。
这些小组并非同时出发。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被安排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路线进入山东。有的从陕西出发，经河南、安徽最后进入山东；有的则绕道河北，再南下进入山东。这种分散行动的方式，虽然增加了行程的时间和难度，但大大降低了被发现的风险。
在这场秘密行动中，有一个小组的经历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小组由五名干部组成，他们的身份是一个流动剧团。组长李大川曾经是八路军的一名政治干事，同时也有一些文艺表演的经验。其他四名成员分别扮演演员、道具师和后勤人员。
李大川的小组从延安出发，先是向东北方向行进，进入河北省。在河北，他们真的组织了几场演出，以积累实际经验。这些演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掩护，还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当地群众，了解敌占区的实际情况。
在河北停留了约一个月后，李大川的小组开始向南移动，准备进入山东。然而，就在他们即将跨过冀鲁边界时，遇到了一个意外情况。当地的日军突然加强了盘查，他们的行动陷入了困境。
面对这种情况，李大川临机决定，带领小组转向西南，暂时撤离危险地带。他们在一个小村庄停留了几天，等待形势好转。在此期间，李大川抓住机会，组织了一场即兴演出。这场演出不仅赢得了村民的好感，还无意中接触到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
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李大川的小组终于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进入山东。他们先是来到了沂蒙山区，在那里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随后，他们开始以＂流动剧团＂的身份在山东各地巡回演出，同时秘密开展组织工作。
李大川小组的经历只是这场大规模秘密行动中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小组还有很多，他们以各种身份，通过不同的路线，陆续进入山东。虽然每个小组的具体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在敌占区生存，如何与当地抗日力量建立联系，如何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这些八路军干部的到来，为山东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带来了延安的先进经验，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了组织能力和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使得山东与延安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为日后八路军在山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只是整个行动的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干部潜入山东，如何协调这些分散的力量，如何在敌后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成为了新的挑战。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宏大的战略布局，而这正是延安决策层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随着八路军干部陆续潜入山东，当地的抗日斗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来自延安的干部带来了先进的组织经验和革命理论，为山东的抗日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们的推动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首先，在军事方面，八路军干部帮助当地武装力量进行了重组和培训。他们引入了游击战术，教授了如何利用地形优势对抗装备优良的日军。例如，在沂蒙山区，一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在八路军干部的指导下，成功地利用山区复杂地形，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不仅提升了游击队的战斗力，还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
其次，在政治动员方面，八路军干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工作。他们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参与到抗日斗争中来。在胶东半岛，一位名叫张志远的八路军干部，以＂说书人＂的身份走村串户，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向农民讲解抗日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使得许多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农民逐渐认识到抗日斗争的必要性，并主动参与到各种抗日活动中来。
在经济建设方面，八路军干部也带来了新的理念。他们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口号，鼓励根据地人民在抗战的同时不忘发展生产。在临沂地区，一位叫做李明的八路军干部组织当地农民成立了互助组，通过集体劳动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还为抗日武装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在文化教育领域，八路军干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根据地创办了多所学校，开展扫盲运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在济南郊区的一个村庄，八路军干部王立创办了一所夜校，白天他以农民身份掩护，晚上则给村民们上课。这所夜校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传播抗日思想，成为当地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
此外，八路军干部还注重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积极与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合作，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青岛，一位名叫赵德明的八路军干部成功地联络了当地的一支国民党游击队，双方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这种合作大大增强了当地抗日力量的整体实力。
然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日军的＂蚕食＂政策和频繁的＂扫荡＂行动给根据地的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干部和当地抗日力量采取了灵活的应对策略。他们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走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有效地保存了抗日力量。
在沂蒙山区，当日军大规模＂扫荡＂时，抗日武装就暂时撤入深山，将武器藏在预先准备好的地窖中，队员们则化装成普通农民。等日军撤走后，他们又迅速集结，恢复武装斗争。这种策略不仅保存了抗日力量，还常常能给予日军突然袭击，取得不小的战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以沂蒙山区、胶东半岛和鲁西北地区为中心的三大战略区。这三个地区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抗日网络。特别是沂蒙山区，由于其复杂的地形和群众基础好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核心区域。
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根据地面积已达数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千万。抗日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了数万人。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充分证明了延安决策层制定的战略的正确性，也体现了八路军干部和山东人民在艰苦环境下的顽强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