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乾隆帝奉崇庆皇太后（乾隆帝生母钮钴禄氏）出巡江南，这也是他的第四次南巡，而皇后那拉氏及其他的后宫嫔妃都陪着乾隆帝一起，奉皇太后出宫游览江南盛景。
当时，乾隆帝女婿、和硕额驸福隆安也以‘銮仪卫掌卫事大臣、管光禄寺事务’的身份，奉旨随帝后南巡、并担任沿途的护卫重任。
当年闰二月十八，乾隆帝一行沿运河抵达了杭州；可就在当天晚上，皇后那拉氏不知何故与乾隆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以‘自行断发’来进行反抗；就此，帝后夫妻反目决裂。
就在那拉氏皇后断发的当天，怒气冲天的乾隆帝指派随驾的和硕额驸福隆安‘护送’皇后、按照提前指定的路线由水路即刻回京，将皇后即刻遣送进宫；乾隆帝还特别嘱咐女婿（福隆安）说：
‘每日日行两站、加紧回京，沿路马匹纤夫须准备充足，不得延误。’
同时，乾隆帝还让福隆安在回程途中通知各地方官员筹备接驾，并查看沿途水路河道的通航情况，以备返程事宜（也只有福隆安这个女婿才能担此隐秘重任，要不然皇后和皇帝夫妻反目、恩断义绝的难堪事，就不好瞒住了）。
对岳父下达的这个‘秘密任务 ’和‘护送密旨’，福隆安圆满且顺利地完成了——他将‘岳母之一’的那拉氏皇后给安全‘护送’（其实是监视软禁押送）返京回宫。
按照史料记载，皇后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闰二月二十八抵达京师、回到皇宫的。但实际上这个日期是乾隆帝授意修改的，皇后真实抵京的时间，一定不会早于当年三月初五；而乾隆帝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解释。
那拉氏皇后回宫后，就被乾隆帝以‘养病’的名义安置在翊坤宫后殿内，并不许她见一人；五月十四，那拉氏皇后的四份册宝（立妃、贵妃、皇贵妃、皇后时所授）都被收缴，其位下的宫女和太监也被裁撤了大部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初七，那拉氏皇后的族人都被改隶为镶蓝旗，其家族世管佐领也改为公中佐领，皇后的侄子讷苏肯被从一等承恩侯降为三等侍卫，交乌什参赞大臣差遣；同年七月十四未时，那拉氏皇后崩于翊坤宫后殿，年四十九岁。
当年九月二十八，那拉氏皇后的梓宫以皇贵妃之礼（实际只有嫔礼）被安葬在裕陵（乾隆帝陵寝）妃园寝内的纯惠皇贵妃（也就是福隆安的正牌岳母、和硕和嘉公主之母）地宫内，并没有单独立券宫（这也是大大地失制了，可见乾隆帝恨那拉氏皇后之深）。
圆满利索地办完这趟‘护送’差事后，福隆安更得岳父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在原本的官职差事之外，又加上了‘管圆明园事务’，也就是负责乾隆帝住所的日常宿卫安全，其所掌握的权力和在朝廷上的地位，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福隆安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可家庭生活中却遭遇了难以解决的烦心事——他的妻子和硕和嘉公主，自从成婚之后就身体欠佳，尤其是诞育了长子丰绅济伦后，之前羸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这几年来病情日渐加重，已经到了‘沉疴难愈’的地步了。
当初，和嘉公主的生母皇贵妃苏佳氏就是因‘脾肺两虚’（肺结核）不治而薨逝的，其同母兄循郡王永璋的去世原因也是‘肺伤咳血’（很有可能是在照料患病的生母时，被苏佳氏传染了肺结核）直至病重去世。
而和嘉公主当初必然也亲自侍奉照料过患病的生母苏佳氏，由此被传染上‘肺病’的几率不小，再加上年纪轻轻就有孕生子，身体因产子而虚弱无力，逐渐病情加重，抵抗力越来越差，最后就是‘沉疴难愈’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夏，和嘉公主的病情加重、已经到了‘不起’的地步，额驸福隆安在焦急之下，火速奏报岳父乾隆帝，请求朝廷派良医为公主诊治。
当时，乾隆帝正奉崇庆皇太后在避暑山庄内消暑，得福隆安急报、知悉和嘉公主病重后，焦急万分的乾隆帝立即命太医院太医前往公主府为和嘉公主诊治；但宫中的两名太医奉旨为和嘉公主诊病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公主‘脾肺大亏、中气不固，已属不治之症，回天乏力’，剩下时间的只有捱日子而已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初，得知爱女‘病重即将不治’消息后的乾隆帝，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得命内务府预备‘陀罗尼经被’（皇室成员去世后、在內棺中覆盖遗体所用）以备公主身后事；另外，尚存一丝希望的乾隆帝又特命目前住在京师的章嘉呼图克图（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另外三位为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公主诊病，期盼有奇迹产生。
但乾隆帝的期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当年九月初七，和硕和嘉公主因病重不治而不幸去世，年仅二十三岁，抛下了额驸福隆安，以及刚满五岁的儿子丰绅济伦（丰绅果尔敏未知是否为公主所诞育）。
和嘉公主去世后，乾隆帝在哀悼思念女儿的同时，也没忘记继续提携女婿、照顾外孙；福隆安在朝中的官职差事不断擢升，年幼的丰绅济伦也被外祖父时常接入宫中亲自照看、教导；乾隆帝在出巡各地、北上避暑的时候，还经常带着丰绅济伦一同出行，以示爱护；丰绅济伦未满十岁，便已蒙外祖父皇恩、得赐赏穿黄马褂。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福隆安以‘銮仪卫掌卫事大臣’的身份出任为兵部尚书，并奉旨‘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也就是进入了朝廷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办差，成为‘见习军机大臣’。
而这个时候的领班军机大臣，就是福隆安的父亲傅恒；父子同入军机，这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富察氏家族的荣耀，以此达到了顶点（但还不是最高峰）。
之后，福隆安在四月补调工部尚书，十一月再暂署步军统领衙门事务，次年正月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这么多头衔和差使集于一身，再加上‘和硕额驸’的身份，福隆安如今的朝堂地位，在尊荣方面甚至比其父傅恒都要强那么两分。
就在福隆安先失去妻子、后由因岳父乾隆帝的照顾而不断升官晋职的前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他的长兄、多罗额驸、御前侍卫福灵安奉乾隆帝谕旨，以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的身份千里迢迢赶赴云南，秘密调查（第二次）‘征缅之役’中，云贵总督杨应琚、云南提督李时升等人‘谎报军情、讳败为胜’的欺君行为，搞清楚云南前线的真实战况。
福灵安疾驰抵达云南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搞清楚了云南前线清军的真实战绩，以及以云贵地方官员们虚报战绩、欺君罔上的罪行实情。
随后福灵安便立即向乾隆帝发出密奏，将云南前线的实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乾隆帝，并附带加上自己弹劾云贵总督杨应琚、云南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等人渎职失误、弄虚作假的奏章。
从福灵安的密奏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雷霆震怒的乾隆帝下旨将李时升、朱仑等人逮捕进京、论罪处死，云贵总督杨应琚则解职押送进京，议罪后赐死。
而立下‘调查地方实情、肃清官员罪行’福灵安则被乾隆帝留在了云南，以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的身份署任云南永北镇总兵，以配合其堂兄、由伊犁将军调任云贵总督、出任新一任征缅主帅的明瑞（福灵安、福隆安堂兄，傅恒四兄傅文之子），准备第三次出征缅甸。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明瑞由新疆抵达云南，在云贵总督后便开始筹划发起第三次‘征缅之役’。而身为云南永北镇总兵的福灵安也积极执行堂兄的军令，筹备战前物资、整训属下军队、侦查前线敌情，在云南各地往来奔波、操持军务。
但福灵安在筹备新的征缅之役过程中实在是操劳过度，身体因此受损严重，又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所以不幸患上了瘴疫，且医治无效，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六月初病故于云南永昌（保山），英年早逝。
堂弟突然病故后，哀痛不已的明瑞将这个不幸的消息急报给了乾隆帝、以及叔父傅恒，然后派人将福灵安的灵柩送还京师。乾隆帝闻报后同样痛惜不已，命礼部议恤福灵安应得恤典，赐祭葬典仪如旧例。
另外，福灵安与多罗愉郡王弘庆之女郡主成婚后一直没有诞育子嗣，而他在之前的‘平准、平回’之战中因功已经有了‘云骑尉’（正五品）的世职；为了不让福灵安在身后断绝祭祀、无人承嗣，乾隆帝特别下达谕旨，以其二弟福隆安的次子丰绅果尔敏为伯父福灵安嗣子，入祀长房并袭云骑尉世职。
但丰绅果尔敏无福得享富贵，刚刚过继给大伯、还未及成年就不幸夭折了；乾隆帝又将福灵安四弟福长安（傅恒过继第四子、实为其七兄傅玉之子）之子锡麟再过继到福灵安名下为承嗣子，并袭云骑尉的世职。（丰绅果尔敏实在是运气不好）。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福隆安的堂兄、云贵总督明瑞在指挥（第三次）‘征缅之役’南路清军作战中，由于北路清军主将额尔登额故意掣肘、坐视观望、拒不救援，因此在率军由缅甸小孟育至云南宛顶的突围过程中，主动留下为大军断后、阻击缅军的追击，最终因伤重而自尽、壮烈殉国。
事后，得知明瑞殉国真相、怒不可遏的乾隆帝命领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为主审，会审已经逮捕进京的额尔登额及同样负有责任的云南提督谭五格二人、明定其罪。
已经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福灵安）、一个侄子（明瑞）而心痛哀悸不已的傅恒，虽然切齿痛恨额尔登额、谭五格，但始终没有‘挟私报复、公报私仇’，而是以清醒的头脑严厉而缜密询问，将额尔登额审问地哑口无言、老老实实叩头认罪，承认了自己‘贻误战机、有心玩误’的罪名。
此后，得到傅恒审讯结果后的乾隆帝直接同意了额尔登额‘磔刑’的判决，并在判决的当月就将额尔登额押送到菜市口行刑，谭五格则减刑一等‘弃市’。
处理了贻误战机、坐视玩误的额尔登额之后，不甘心被缅甸‘冒犯’的乾隆帝再次调集了精兵强将，准备对缅甸发动第四次进攻；而第四次征缅作战的主帅，就由自告奋勇向乾隆帝请求‘督师’、要亲自前往云南指挥大军出征缅甸的福隆安之父、领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所担任。
对傅恒的自荐请求乾隆帝很是满意，加授傅恒为‘经略’，授命其为第四次征缅主帅，全权统管第四次‘征缅之役’诸项军务事宜。
经过了大半年的前期准备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傅恒率大军从京师出发，赶往云南会合已经提前抵达的副手——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赞大臣阿里衮，内大臣、兵部尚书阿桂，第四次出兵征讨缅甸。
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率军自腾越（云南腾冲）誓师出兵，至当年十一月初，经历了四个月的艰苦作战后，傅恒所率大军虽然先后招降孟拱土司，夺取了缅属猛养、南准寨土司，攻克新街（缅甸八莫附近），但在缅军的顽强阻击下顿兵于老官屯（也在八莫附近）。
随后，清缅两军在此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激烈对战，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伤亡惨重，而老官屯当地的‘瘴气、恶水’让清军患病减员比在战场上的损失还要大，主帅傅恒也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身染瘴疾，其他患病乃至因此病故的将士不计其数。
因为战争久拖不决，双方的普通士兵乃至中高级将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厌战情绪，重病缠身的傅恒无奈之下，以自己‘治军不力、督战踟蹰、劳师糜饷’为由向乾隆帝上奏疏，请乾隆帝对自己‘作战不利、劳师糜饷’的过失从重治罪。
而缅甸方面，因新街大败而惶恐忧心不已的缅王孟驳慑于清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也不想继续打下去了，于是授命缅军老官屯前线主将诺尔塔（即玛哈·希哈修亚），可以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选择和清军停战、罢兵议和。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初九，缅军主将诺尔塔主动向清军主将傅恒致信请求停战，缔结和约。而在听取了下属们的建议后，傅恒也同意议和；经过之后的几轮交涉后，清缅两军代表于十一月十六在老官屯举行仪式、正式达成议和协定，各自定议画押、宣布停战。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身染重病的主将、‘经略’傅恒将后续军务交予副将阿桂处置（另一位副将阿里衮已经病逝军中），自己率军回撤到虎踞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病中的傅恒坚持履行‘经略’职责，率南征大军班师回朝。
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月，经过长途跋涉后的傅恒率军抵达了天津，并拜见了亲自来到天津迎接自己凯旋的乾隆帝。对于傅恒这一次征缅的功劳和辛苦乾隆帝心知肚明，因此除了按制重赏傅恒之外，又特别授予傅恒可以佩戴“三眼花翎”的荣耀（之前，按朝廷制度，三眼花翎只有皇后所出的固伦公主之夫固伦额驸、以及获封贝子爵位的宗室成与外藩贵族成员才能佩戴）。
傅恒虽然不负乾隆帝重托、降服缅甸后凯旋归来，但因征讨缅甸时受当地恶劣瘴疠的感染，因此患病并久久不能痊愈。
而回朝后的傅恒即使在乾隆帝的关照下由太医精心诊病且静心休养，但身体状况毫无起色，病势延宕日久、愈发沉重，最终药石无效，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十三薨逝于位于京师西郊的富察氏私宅春和园中，时年四十九岁。
傅恒自云南班师回朝至在京去世前后这大半年，福隆安依旧在仕途上高飞猛进，不但署理了步军统领衙门（即九门提督），还继续担任工部尚书、内务府总管、且兼管理藩院。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月二十一，福隆安的父亲、故保和殿大学士、前领班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傅恒的丧事基本办完后，乾隆帝下旨以傅恒次子、自己的女婿、工部尚书、和硕額驸福隆安袭爵，承袭傅恒所开创的公爵之位，即富察氏家族的第二代一等忠勇公。
（傅恒的长子福灵安已经去世三年，且不确定是否为傅恒的嫡长子；所以，身为傅恒次子、和硕额驸、且生母明确为傅恒嫡妻叶赫那拉氏的福隆安，袭父爵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福隆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