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因前三次征缅之役虎头蛇尾、未竟全功，心中不甘心用兵缅甸不利、天朝上国颜面受损的乾隆帝为了完成自己的‘武功成就’于是以心腹重臣、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傅恒为‘经略’，率大军从京师赶往云南，会合已经在云南的副手—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赞大臣阿里衮，内大臣、兵部尚书阿桂，筹备第四次出兵事宜、继续发兵征讨缅甸贡榜王朝。
而傅恒奉诏出征之时，从京师驻防八旗中征调了一万三千六百人从征；之后，乾隆帝又给傅恒增补了八旗军一千五百人、贵州绿营兵三千人。
而傅恒之后率军正式攻入缅甸、与缅军主力对峙于老官屯前线后，乾隆帝为了一战成功，又加派八旗兵三千人、福建绿营水师二千人驰援，可以说乾隆帝这一次把自己最后仰仗的军队老本都一股脑地压上了，以求给缅甸最后一击。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傅恒率军抵达了永昌前线；经与已经先期抵达云南的副将军阿桂、阿里衮两人多次商议后，再加又吸取了之前数次作战中被缅军切断后路的惨痛教训，傅恒决定进攻主方向选定中缅边界北段以西，这是因为缅都阿瓦（曼德勒）在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以西，若依旧由东路锡箔江进军，则阿瓦还是被大江隔开，不利于进攻。
于是，傅恒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伊洛瓦底江（大金沙江）上游的戛鸠江出河西（兰鸠江，或槟榔江），取道孟拱（缅甸密支 那西）、孟养（缅甸密支 那），直捣缅甸阿瓦；另一路则由大金沙江东岸的蛮暮、老官屯，取道孟密（缅甸杰氻）夹江南下，配合主力夹攻阿瓦。
而边境南段与缅甸所接壤的宛顶、普洱等处，傅恒只保留了少量兵力以作牵制之用。
因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在云南境内这一段几乎不能行船（独龙江、大盈江），一直到蛮莫的附近江面开阔、才能通航行船，所以傅恒在五月间提前派副将军阿桂、漕运总督傅显（和傅恒没有亲戚关系）、副都统明亮（傅恒侄子）率数千军队及数百熟练工匠，赶到蛮莫上游有参天大树昼楠、夜槐可以作为原料，且凉爽无瘴的翁古山、野牛坝处秘密打造战船，以备后期作战使用。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率四千精兵自腾越（云南腾冲）誓师出兵，对缅甸发动了第四次进攻；在京师的乾隆帝得知经略傅恒已经率军深入缅甸后，急切敦促其他诸将按照原定商议的军事计划迅速集结，配合傅恒共同作战（实在是被明瑞之前兵败的教训给吓怕了）。
八月初二，傅恒会合部分早就部署到位的军队，合计八千余人自戛鸠渡过大金沙江，深入缅属的孟拱、孟养土司地区。而原驻这里的数千缅兵因难于抵挡傅恒的猛攻，于是主动放弃防守，退并至新街（亦在缅甸八莫）附近的老官屯（上一次征缅之役时，额尔登额就是顿兵于此、并败于缅军）。
因一路上缅军并未设防，所以傅恒出兵后行程二千里，初战告捷，顺利招降孟拱土司，夺取猛养、南准寨土司；但因气候和道路恶劣的缘由，傅恒迟迟未抵达原定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蛮暮（蛮莫）。
九月，清军在野牛坝处建造的战船已经造好，而配合作战的广东、福建水师也先后调至，所以负责督促造船的阿里衮、阿桂等人率清军一万五千余人自野牛坝出使，水陆并进攻入缅甸，准备按原计划与先期率军入缅的主将傅恒会攻阿瓦。
从野牛坝出师之后，总兵哈国兴率水师，阿桂、阿里衮率陆师，其中阿桂沿江东岸进军，阿里衮则沿江西岸进军，直驱蛮暮（缅甸八莫）。九月十八，清军与缅军在大盈江与大金沙江两江交会处的甘立寨发生了激战，缅军水陆皆溃，战船被清军水师击沉十三艘，陆路也不敌而后撤。
击败缅军的水陆拦截后，阿桂、阿里衮指挥水师由大盈江出大金沙江，陆师也到达了新街附近，水陆两路都控制了交通要道；此后阿桂、阿里衮派兵数千渡江到西岸的哈坎扎营，然后再从哈坎出兵二千，接应傅恒大军南下会合。
但在接应傅恒南下的时候，阿桂又奏请乾隆帝，请等傅恒到达哈坎后再行进攻缅军驻守的要地老官屯，另外还向乾隆帝说明了目前军粮已经出现不足的实际情况。
可乾隆帝认为阿桂所奏是怯懦拒战的表现，于是下旨革去其副将军之职，改授为参赞大臣，继续在军前效力以赎其过。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二十九，傅恒率军由孟养到达哈坎；此时的傅恒在经历了之前艰难的进军后，已经知道大金沙江西岸道路确实难行，原先制定的沿江西岸攻占缅甸旧都木疏（缅甸甘布鲁）、再由陆路夹江左右并进、直取缅都阿瓦的作战计划已不能执行。
因此，傅恒当机立断，改变原有作战计划，指挥两路大军合兵于哈坎，再向南进军，与驻守新街、老官屯的缅军主力进行决战，击溃缅军主力后再进军阿瓦。
十月初二，为了更有力地指挥全军，傅恒自西岸渡过大金沙江，进驻东岸清军的主营中，统帅全军作战。
在清军第四次大举来攻之时，缅军也很快打探清楚了清军的进攻方向，于是将几乎所有的主力军队大约三万人（包括法国雇佣兵数百人）都部署在新街、老官屯（也就是八莫附近）一带，与清军夹江展开对峙。
而傅恒此次出征，名义上是率领了八旗及绿营水陆大军六万人，但由于后勤供应方面的限制（一路上吃喝拉撒所需的物资供应量实在太庞大了），实际上只有二万八千三百人参战，其中还包括云南宛顶、普洱驻军五千人（防备缅军偷袭），所以出征缅甸的只有二万三千三百人。
再扣除进军沿路上的台站驻兵四千四百人（维持后勤补给通畅、保证后路不被缅军切断，明瑞当初的惨痛教训太深刻啊），所以抵达了新街、老官屯前线的清军实际上只有一万八千九百人兵（其中还包括水师三千人）。
因此，，第四次清缅战争中的两军对抗，缅甸因‘主场之利’而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因为清军在野战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中南半岛上的国家政权，在野战中从来都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整个老官屯战役的全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清军长期保持进攻优势，而缅军基本保持稳固防守的长期对峙局面。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初十，清缅两军在新街爆发了激战，双方水师于大金沙江上抵近交战；缅军水师作战不利被清军水师击败，不得不退到南面沙洲处（滚弄洲）以据守，清军水师联合登船的陆师一起水陆攻击，大败缅军水师，斩首两千，夺战船六艘。
与此同时，西岸清军在阿里衮的率领下，以精兵六百破缅军三座营寨，斩首一千五百，也是大获全胜；此战之后，缅军见清军攻势凶猛，于是主动退守新街数十里外的老官屯，清军则顺利占领之前被缅军占据的军事重镇新街（八莫附近）。
十月二十，清军乘胜进军至老官屯；老官屯是缅甸由北往南大道上的水陆交通咽喉之地,其地在大金沙江以东，东接猛密，西连猛墅，北往孟拱、孟养，南临缅都阿瓦，号称水陆通衢，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初明瑞第三次征缅时，北路清军额尔登额部就被缅军阻击于此地，久战不能获胜，最后不得不后撤，由此影响到援救深入缅甸腹地的明瑞大军主力，导致明瑞在掩护全军撤退时阵亡在小孟育战场上。
因此，当清军攻占新街时，南撤的缅军早早就在老官屯建立了两座坚固的大营，并设木寨、水寨，据险坚抗，等待清军来攻。
当时，缅军主力在老官屯江东的大寨中，另有数千缅军在西岸扎营，其营栅远远伸入大江之中，而缅军水师船舶就停泊在两营之间的江面上，左右策应、水陆互为犄角。
而傅恒率大军抵达了老官屯前线后，即命副都统海兰察（乾隆朝后期的名将、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超勇公）、御前侍卫奎林（傅恒之侄、明瑞之弟）首先出击西岸的缅军，拆毁缅军的阻挡木栅。
当海兰察和奎林发起对西岸缅军的进攻后，东岸缅军也出营攻击，缅军水师也随即发动；海兰察、奎林击退了缅军，乘胜追击俘获两名俘虏，胜利回到大营；双方水师也展开交战，清军告捷，获得了缅军水师的船纛。
与此同时，双方的军队不断隔江以火炮互轰，互有伤亡，而缅军稍处下风。战斗结束后，清军在大江两岸扎营，与当面的缅军分别对峙。缅军两座大营之间的江面水流湍急，还有沙洲连接，清军水师无法突破阻碍前进。因此，第二天东岸清军就派小股部队到缅军的南面扎营，准备断其水路连接。
十月二十二，傅恒、阿桂、阿里衮等人出营指挥作战、一直冒险前进抵达了缅军大营木栅外数十步处，在第一线指挥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而缅军营寨外不但挖有深壕，树立的木栅也坚固无比，外加缅军使用的火枪火炮都是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购来，火力极其凶猛，清军的连续多次攻势都被缅军所击退，激战中清军总兵德福不幸中枪阵亡。
同一天，清缅两军的水师在大金沙江再次展开交锋，清军水师又击沉了缅军水师的二十艘战船，大获全胜。此后三天内，清军在陆上以火攻、炮击、抵近冲锋等方式试图摧毁缅军的木栅，但均以失败告终。
十月二十六，清军水师率先发动攻势，乘夜攻占了缅军大江两营之间靠近西岸的沙洲，夺取战船二艘，俘十一人，缅军水师不敌后只得退守东岸，缅军的水路运输由此被被断，清军将士因此士气大振；但陆上对战的结果，还是因为缅军的坚守，导致清军火攻再次失败。
十月二十九，清军再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准备轰开缅军木栅，但被明军识破后化解；此后清军组织人手编织了数百丈长的藤条，预备挂住木栅将其拉倒，结果还是被缅军砍断藤条而失败。
十一月初一，大金沙江西岸突然杀来大股来援的缅军，猛攻西岸的清军，并以先进的西洋火炮轰击江面上的清军水师，幸好驻守西岸的三百名八旗骑兵殊死掩护，西岸清军和水师才来得及安全后撤；由此缅军的水路运输线再次打通，从西岸到东岸的物资补给源源不断。
至此，清缅双方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激烈对战后，均已打得精疲力尽、伤亡惨重，双方的将士厌战情绪不断显现，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了。自十一月初二至十一月初九，双方除了零星的小战之外，主力大军都未出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停战。
而且，老官屯一带的区域地处热带原始森林地带，整天都是雾瘴漫天、水土恶劣，后勤物资的维持供应极其艰难，身为本地人的缅军都因过度作战造成了疫情感染下士卒病亡严重，而远道而来、又久居北方的京营八旗（以及南方绿营）在身体上根本无法适应，征缅将士中因此染上瘴疾，患病甚至病重而亡的人数，比战死疆场的还要多。
傅恒率军出征时的水陆两军三万人， 在经过半年的艰苦征战后，阵亡者与染病死亡者相加已经占全军人数的半数，扣除后方驻守军队及各地台站守军，此时老官屯前线的清军仅存一万三千人左右。
另外，清军参战大军中的各级将领也减员严重——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水师提督叶相德、漕运总督傅显、总兵吴士胜等人纷纷感染了瘴气恶疾，在军中病重去世；最后，就连全军的主帅傅恒、以及副将军阿里衮也未能幸免，同样染上了瘴病，连日腹泻，导致一病不起。
无奈之下，重病中的傅恒只得向乾隆帝上奏说明前线的情况：
‘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且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军中因疫病亡者甚众，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矣。”
在战场上努力拼杀也不能获胜的傅恒，在现实情况的打击下不得不以自己治军不力、督战踟蹰、劳师糜饷为由，请乾隆帝对自己从重予以治罪，并指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
下一篇文章继续第四次征缅之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