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九年（1754年），此时正忙于协助乾隆帝进行‘平准之役’、带领军机处全班‘全力辅佐、尽心办差’，主办后方军务、后勤、人事等繁琐差事，不分昼夜处理西域前线军务急报、补给供应的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傅恒，得到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取名为‘傅康安’。
因为傅康安幼年聪慧、乖巧机敏，所以极得姑父乾隆帝（傅恒之姐，即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喜爱，平日里多有宠待，经常将其接入宫亲自恩养教习，后来更是改赐其名为‘福康安’以示恩宠，连带着其兄弟、傅恒其余三子也均将名字中的‘傅’改成了‘福’，即福灵安、福隆安、福长安三兄弟。
（傅恒一共诞育五子，但其中的第三子、第五子幼年夭折，而实际上的第四子福康安后来才序齿为第三子；而傅恒序齿的第四子福长安，其实是其七哥傅玉之子，并不是他的亲子，后来才过继给傅恒的）。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年仅十四岁（虚岁）的福康安承父荫出仕，被乾隆帝授予三等侍卫之职（正五品）、乾清门行走，并加云骑尉世职。
有关福康安的云骑尉世职，这里也有另外一说——福康安的长兄福灵安，早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因征伐西域得力之功、已经被乾隆帝授予了云骑尉的世职。
而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时，福灵安奉乾隆帝谕旨前往云南，调查征缅作战中云南地方官员欺君谎报之事，后来在完成差使后又奉命留在云南，以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的身份暂署云南永北镇总兵，配合新任云贵总督、堂兄明瑞（傅恒之侄、傅文之子）筹备进行第三次出兵征缅行动。
但就在云南当地执行军令，筹备物资、整训军队、侦查敌情期间，福灵安突然患病，且病势日趋加剧，最终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六月初病故于云南永昌府；因福灵安没有亲儿子，所以乾隆帝先后将其侄子丰绅果尔敏（福隆安次子、后不幸夭折）、锡麟（福长安之子）过继到福灵安名下为承嗣子。
而根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福灵安去世后，乾隆帝起先并没有让他的承继子（丰绅果尔敏）袭云骑尉世职，而是让福康安承袭了云骑尉；后来福康安在第二次平定金川之役的过程中奋勇争先、屡立战功，战后乾隆帝论功行赏，晋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而他之前云骑尉的世职就转交长兄福灵安的嗣子丰绅果尔敏所承袭了。
但在《清史稿》福康安篇中，又没有这个记载，只有‘金川平，论功，封福康安三等嘉勇男，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的内容。
另外，《清史稿》记录乾隆帝在抚恤福灵安的谕旨中，有‘福灵安前从永昌力疾趋赴木邦中途病势加剧，复回永昌调理不痊，于六月初旬身故，朕心深为轸惜，著加恩交部议恤所有应得恤典，该部查例具奏，其灵榇还京，著官为照料办理，赐祭葬如例，所遗云骑尉世职，以其侄、福隆安次子丰绅果尔敏袭；钦此。’的内容。
而这两个相对矛盾的记载，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我这里也分不清楚，如果有了解内情的读者知道，还请解读告知为感了。
因为年纪尚幼，所以福康安虽然顺利出仕，但并没有立即得到出外办差、从军出征的机会，只在皇宫中担任礼仪性的侍卫站班事务。
而其长兄福灵安所参与（并因此病亡云南）的第三次征缅之役（由福康安堂兄明瑞指挥），以及明瑞力竭撤军、阵亡沙场后，福康安之父傅恒亲自南下云南指挥的第四次征缅之役，福康安就都没能赶上。不知道这是他的不走运，还是非常地走运（也许就此立下大功，也许如同堂兄明瑞一样不幸阵亡战场了）。
因为追思、怀念孝贤皇后的缘故，所以乾隆帝比较厚待富察氏（李荣保一系）家族成员，年轻的福康安也不例外，出仕之后短时间内官位就连连升迁；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六岁的福康安就升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在御前行走（即乾隆帝的贴身保镖）。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福康安又被乾隆帝拔擢为一等侍卫(正三品）。
但就在升任一等侍卫的这一年，福康安之父、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在顺利完成第四次征缅之役（缅甸请和称臣）班师回朝后，因征讨缅甸时受瘴疠感染患病且久久不愈，即使静心休养多日身体也毫无起色，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十三薨逝于京师私宅，年仅四十九岁。
傅恒去世后，乾隆帝亲自前往傅恒私宅奠酒致哀，追赠傅恒为太傅，赐谥号‘文忠’，诏命按宗室镇国公的典仪规格操办傅恒的身后葬礼，不但称呼傅恒为‘社稷之臣’，还御制诗以为悼念：
‘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酇侯不战，宜居首功’。
对傅恒的三个儿子（傅恒长子福灵安已经去世），乾隆帝也一一加以恩抚——
傅恒次子福隆安，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三月就与乾隆帝之女和硕和嘉公主奉旨成婚，并被授予了‘和硕额驸’的称号；此后，福隆安又担任‘銮仪卫掌卫事大臣、管光禄寺事务’等官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福隆安奉旨‘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就是见习军机大臣），并补任工部尚书、署步军统领衙门事务、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进入了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而傅恒的丧事基本办完后，乾隆帝便以傅恒次子、自己的女婿、工部尚书、和硕額驸福隆安袭爵，承袭了傅恒所留下的一等忠勇公爵位。
傅恒第四子、时年十一岁的福长安，在父亲去世后，被姑父乾隆帝时常接进宫中亲自教导读书，栽培抚育，几乎当做皇子一样看待；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六岁（虚岁）的福长安受亡父傅恒荫顾，被乾隆帝授为蓝翎侍卫（正六品）、御前听用，正式步入了仕途。
至于已经出仕、但尚未承担过重要差使的傅恒第三子福康安，乾隆帝更加不吝栽培，于乾隆三十六（1771年）升授其为户部右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正二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福康安再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也就是和其兄福隆安一样进入军机处，担任了排名靠后的见习军机大臣；这一年，福康安只有十九岁而已。
不久之后，因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爆发，福康安被乾隆帝改任为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往四川前线任领队大臣、‘出军机’（这件事在稍后的篇幅中再细说）。
而福康安在后世最为人津津乐道、谈论探究的事迹，其实就是‘乾隆帝私生子’的这件事；而究其原因——
一来，福康安是清朝（康熙中期以后）除了宗室成员、外藩王公之外，唯一生封‘贝子’显爵的异姓臣子，死后更是追封‘嘉勇郡王’（其父傅恒因福康安之功，也只是身后追赠郡王，且无嘉号）。
二来，福康安自幼就被乾隆帝亲自抚育教导，经常接入宫中生活，乾隆帝对待他的态度，简直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好（这也是日后嘉庆帝有意压制、贬损福康安及其子德麟的原因所在，虽然那时候福康安已经去世了）。
还有，福康安十四岁以三等侍卫出仕，十六岁晋升二等侍卫，十七岁提升为一等侍卫，十九岁就被授予户部右侍郎之职，并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成为了见习军机大臣；这个升迁速度，不要说后来的和珅和大人，就是其父傅恒，当初入仕时的晋升过程也没有这么快（傅恒是二十三岁才入军机的）。
最后，福康安四兄弟中，长兄福灵安迎娶了多罗愉郡王弘庆之女宗室郡主，为‘多罗额驸’；次兄福隆安更是尚乾隆帝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为‘和硕额驸’；四弟福长安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福晋的出身，但福长安并不是傅恒的亲儿子，所以这也是引证之一。
但偏偏是福康安自己的正妻福晋，并没有出自于皇室，而是总督明山之女伊尔根觉罗氏（阿颜觉罗氏）；但他与皇室联姻的其他兄弟，受宠眷的程度却远远不及福康安自己；按照乾隆帝对福康安的宠信和重用来看，没有给这个‘视如亲子’的侄子安排和皇室联姻，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因此，在福康安尚在世时，朝野上下以及民间传闻中就隐隐约约产生了‘嘉勇公’（福康安）是‘上之私产子’的流言。但慑于皇权的威严和皇帝本身的巨大震慑力，在之后的整个清朝统治期间，这个故事都没有正大光明地流传。
辛亥之后，清朝灭亡，因散播皇室秘密的传闻而遭到来自皇室的权威压制和严厉追究压力不复存在，于是，有关福康安是乾隆帝私生子的‘秘闻’，就迅速在民间传了开来。
在这其中，成于清末民初的《满清外史》、《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言辞凿凿地笃定，明确说福康安就是乾隆帝与傅恒夫人叶赫那拉氏的私生子，其文如下：
一、弘历（即乾隆帝）渔色甚至，傅恒之妻，孝贤皇后嫂也，以淑房戚，得出入宫掖；弘历乘间逼幸之，傅恒妻不敢拒，遂有娠；未几，生一男，即福康安也。
二、家人燕儿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单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福康安身后谥号文襄）。
三、傅恒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宠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独不尚主，其故可想见矣。
四、福康安生前晋封贝子显爵，然终不及封王而死；其死也，弘历乃以郡王封之，其为皇子封爵矣。
也就是说，在清朝灭亡后成书的《满清外史》、《清朝野史大观》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中，只是根据当初福康安一些相对比较传奇的生平事迹，以及乾隆帝对其异乎寻常的‘宠爱、亲近’隆恩，才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地强拉硬拽，把福康安说成了乾隆帝的‘私生子’，以满足民间老百姓们对皇朝隐私的好奇感和私窥心，以及茶余饭后闲聊的谈资而已。
像这样的‘前朝秘事’文学作品，在清朝灭亡后有很多很多，几乎都是夸大事实、无中生有、弄真作假的风言风语而已，比如——‘道光帝踢死皇长子奕纬’、‘慈禧暗中毒害慈安’、‘嘉庆帝被雷劈死’、‘顺治帝出家’、‘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雍正帝被吕四娘刺杀’、‘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民间文学中捕风捉影的‘外史、秘事’记载，比如《满清外史》中所说‘傅恒之妻入宫探视孝贤皇后，乾隆帝乘间逼幸，未几生一男即福康安’这种说法，在正史上就大大地站不住脚——
其一：乾隆帝嫡妻孝贤皇后富察氏，是崩逝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而福康安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要是其母叶赫那拉氏是在入宫探视大姑子孝贤皇后时与乾隆帝‘云雨受孕’、诞育福康安的话，那么孕期起码也得有六七年，即便是哪吒都可以生两个有余了，这不是荒唐的无稽之谈么！
而‘傅恒四子，其三子皆尚公主为，恩遇宠眷不及福康安；福康安独不尚公主’，这个也好解释：福灵安、福隆安确实是迎娶了宗室女或者公主，但福长安又没有记载是‘尚主’，这是其一。
其二：福隆安、福长安的际遇恩宠也并不在福康安之下——
福隆安出仕之后，除了尚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成为‘和硕额驸’之外，还历任御前侍卫、銮仪卫掌卫事大臣、管光禄寺事务、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镶黄旗满洲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国史馆正总裁，前后入直军机（就是担任军机大臣）十七年，还是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第六位，图像紫光阁，并在父亲傅恒去世后承袭了一等忠勇公的爵位；这样显赫的官爵地位，一点都不比三弟福康安逊色，受乾隆帝的‘恩宠’程度，当然也不会比福康安要低。
而福长安出仕后，先后任蓝翎侍卫、工部右侍郎，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户部左侍郎、銮仪卫掌卫事大臣、内大臣、户部尚书、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税监，入直军机（军机大臣）十八年，名列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第六位，平定廓尔喀前十五功臣第七位，图像紫光阁，晋封一等侯爵。要不是在乾隆帝驾崩后被嘉庆帝以‘党附和珅’的名义进行了‘政治清算’，官爵世职被一撸到底，福长安的政治地位和‘皇家恩宠’程度，未必就会比三哥福康安要低。
所以，‘福康安其他兄弟受乾隆帝恩宠程度不及福康安’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而福康安在生前即封‘固山贝子’的显爵，成为了清朝自康熙中期以来（几乎）唯一获封皇族爵位的异姓臣子者（宗室、外藩不算），这也都是他个人无与伦比的战绩和显赫功业所致，并不是所谓的‘乾隆帝私生子’身份给他带来的‘殊恩’——
福康安出仕后，先后出任领队大臣、户部右侍郎、镶白旗蒙古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总管銮仪卫大臣、四川总督、成都将军、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将当时朝廷内外的要职几乎当了个遍。
另外，如同两个兄弟一样，福康安先后入直军机二十四年，甚至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三兄弟同入军机’的盛况，这个也是他的显赫功业所致，并不是所谓的‘私生子’身份带来。
而福康安的爵位，也由云骑尉、嘉勇巴图鲁开始，从三等嘉勇男、一等嘉勇侯、一等嘉勇公、一等忠锐嘉勇公、固山贝子一路晋封，最后在病亡出征湘西的军中后，由嘉庆帝（其实是太上皇帝乾隆帝的意思）追封为‘嘉勇郡王’，子孙降等袭（宗）爵。
而之所以福康安一生的际遇异于常人、无论官爵还是生前身后的禄位都达到了顶点，让后世的人们津津乐道于‘他是乾隆帝的私生子才会有如此殊宠’的议论传言，从实际的历史进程史实来说，还是由于福康安本身的能力和功绩过硬、成就非凡，堪称乾隆朝后期的‘国家柱石、社稷栋梁’，所以才会达到‘位极人臣、命历异数、恩宠无二’的人生顶点，这也是他应得的生前身后令名。
下一篇文章继续福康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