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清朝（藏地噶厦政权）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廓尔喀（今尼泊尔）沙阿王朝因贸易、政治矛盾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边境战争。
此时已垂垂老矣的乾隆帝并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反应迟钝，在闻报廓尔喀入侵藏地后勃然大怒，当即以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为统兵主将，参赞大臣海兰察、四川总督孙士毅等为副将，率大军入藏反击廓尔喀的入侵，以维护天朝上国的权威和保卫藏地的安全。
而包括福长安在内的京师军机处全班，也在乾隆帝的诏命下‘一体筹划赞襄’，全力筹划后勤物资供应与军事调配联络事宜，以配合在藏地前线的将士们出征作战，维护出征大军的后方补给供应。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和奋勇作战，福康安、海兰察率军先击败入侵藏地的廓尔喀军，又乘胜攻入廓尔喀境内，并一直打到了距廊尔喀都城阳布（尼泊尔加德满都）只有一百余里的热索桥，迫使廓尔喀摄政王巴杜尔沙阿沙、国王喇特纳巴都尔遣使求和。
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八月，在乾隆帝的同意下，福康安接受了廊尔喀沙阿王朝的求和之请，从雪山南麓班师回国，‘征廊尔喀之役’至此结束。
而平定了廓尔喀后，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帝在欣喜之余，亲自撰文作《御制十全记》以夸耀自己继位以来的‘十大武功’，并按照之前出征得胜后的惯例，绘制‘平定廓尔喀前十五功臣、后十五功臣’，图像紫光阁以嘉其功。
‘平定廓尔喀前十五功臣’排名前六为——
一、大学士、一等忠锐嘉勇公、两广总督福康安；
二、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三、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四、大学士王杰；
五、大学士孙士毅；
六、原任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超勇公海兰察。
这六位功臣中，福康安、海兰察、孙士毅都是此次领军出征、参与战事的统兵将领；而阿桂、和珅、王杰则是入直军机、赞画谋略、驰咨军务的后方干才柱石重臣。他们都以自己的优异功绩，为‘平定廓尔喀之役’取胜、圆满结束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名列功臣榜排名第七位的，就是时任户部尚书的福长安；和上面的六人一样，身为军机大臣的福长安也以‘入直军机、赞画驰咨’的功劳，被乾隆帝列入了‘平定廓尔喀前十五功臣’中，第二次图像紫光阁；这是福长安无上的荣耀，也更稳固和凸显了他在此时的朝堂上的重要地位。
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入直军机处以来，福长安在任职军机大臣期间，逐渐与先入军机四年的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和珅于乾隆四十一年入直军机）之间关系逐渐密切；而和珅作为乾隆帝晚年最倚、最信任重的大臣（其受宠程度还在阿桂之上，与福康安不相上下），在乾隆晚期的朝堂上权势滔天、威福赫赫，党羽众多，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臣。
而同为军机大臣的福长安，虽然没有公开地去依附、投靠和珅，但他们两人在日常处理军政要务时，很多事情上面都持相似的立场，同样的处理意见；这就让和珅对福长安越来越有好感，而福长安与和珅的私人关系也越来越近、越来越紧密。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十六岁高龄的乾隆帝兑现了自己青年时许下的诺言，宣布将禅位给秘立为储君已经二十二年的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即将来的嘉庆帝），自己退位为‘太上皇帝’，但仍旧实际掌握着朝廷的大权。
次年，即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帝举行了正式的禅位大典，皇太子颙琰得以登基，即嘉庆帝；而乾隆帝仍旧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听政、训政’，嘉庆帝实际上没有任何皇帝的权利。
乾隆帝这种"退而不休、独占大权"的做法，使得朝廷上下形成了‘二帝并立’的复杂权力模式，臣子们都在这种复杂模式中小心应付。
作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福长安，同样不得不在乾隆帝、嘉庆帝，以及权势赫赫的和珅三者中小心地周旋，谨慎地应对，既不过分亲近嘉庆帝，也不公开主动靠拢、党附和珅，尽量避免卷入到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去。
乾隆六十年（1795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福长安以户部尚书入直军机；嘉庆三年（1798年），清军在平定川楚白莲教起义中的安乐坪之役中，生擒了白莲教重要首领王三槐；福长安以‘日直枢禁、劳绩倍著’之功，再加‘自办理军务以来、一体始终其事’的辛劳，被嘉庆帝（其实是太上皇帝乾隆帝的意思），加恩赏封为‘一等侯爵’，照例承袭，走上了仕途的巅峰。这也是富察氏家族李荣保一系的第九个世爵。
但在仕途上已经登峰造极、位高权重的福长安，看似顺风顺水的官场前途在这个时候已经在暗中形成了巨大的政治隐患——随着太上皇帝乾隆帝年事已高、精力衰退，他对于继续掌控已经紧握了六十多年的朝政大权逐渐有了力不从心的迹象。
而新帝嘉庆帝虽然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处处以乾隆帝的意志为行事准则，但随着他登基之后的时间推移，嘉庆帝也开始逐渐显露出自己独立执政的意愿，以及对这种‘大权独揽’场景早日接手的热切期盼。
自嘉庆三年（1798年）以后，朝堂中的权力格局随着太上皇帝的身体衰老、以及嘉庆帝逐步接手实权政务的过程，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两代皇帝之间的实际权力移交时间也显得越来越近。
而在这场迟早要到来的权力交接过程中，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福长安的处境变得愈发地微妙——他既要保证对太上帝皇的一贯忠诚，又不能不向嘉庆帝表示绝对的效忠，两边都不能怠慢和得罪，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夹在太上皇帝和皇帝中间的君臣关系，看似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
可福长安不知道，这种看似中立、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将在后来太上皇帝驾崩后的巨大政治风暴中，给他带来多么致命的后果。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在位六十年、在太上皇帝位三年、寿高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帝乾隆帝驾崩于养心殿；而随着太上皇帝的崩殂，当了三年‘儿皇帝’的嘉庆帝立即动手开始进行朝政整顿、将早就该归于自己的军政大权彻底归拢到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主’。
而嘉庆帝在控制朝政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对太上皇帝晚年第一宠臣、实际上的朝廷首揆、领班军机大臣、一等忠襄公和珅的严厉处置。
正月初三，太上皇帝乾隆帝刚刚驾崩，嘉庆帝就命身为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和珅‘总理丧事’、守灵养心殿，无故不得离开，实际上就是将和珅给软禁起来。
之后，在嘉庆帝的暗中指使下，以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和珅‘不法状’开始，朝中文武百官纷纷弹劾和珅‘弄权、作威福、结党、贪鄙、欺君’等诸项大罪；嘉庆帝随即在正月初九以宣读乾隆帝遗诏的方式，传旨将和珅逮治、革职查办，再命王大臣会鞫。
正月十五，嘉庆帝亲自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 然后下旨抄家，共抄得和珅家产折白银八亿两。正月十八，王大臣会审和珅后举行御前廷议，奏请嘉庆帝将和珅凌迟。
但因和珅儿媳固伦和孝公主（嘉庆帝之妹、乾隆帝第十女、和珅独子丰绅殷德之妻）和大学士刘墉等人的求情和建议，以及嘉庆帝本人对稳定朝局的考虑，最后嘉庆帝下旨‘姑念和珅曾任首辅大臣，免其肆市，著加恩赐令自尽’，改赐和珅于当日在狱中自尽。
而被嘉庆帝和大多数朝臣们视为和珅死党的福长安（实际上也确实是同党），在和珅被革职问罪仅仅两天后，也遭到了牵连——嘉庆帝下旨将福长安革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官职，一体下狱论罪。
当和珅于正月十八被嘉庆帝‘从宽免凌迟、赐白绫狱中自尽’的同时，面对王大臣提出的‘福长安与和珅同罪、理应同刑’意见，嘉庆帝出乎意料地做出了不同的长篇大论量刑判决：
“福长安与和珅朝夕相处、凡和坤贪默营私种种不法罪行,伊知之最详；若伊将和坤早予直陈，则朕必将和珅早治罪正法；但三年伊中并未奏及和珅罪迹，福长安隐拘情弊显然；现在查伊家内财产，已非伊家所应有，若非平曰肆意贪婪，何从得此饶裕？应即照大学士等所请，按例办理。但科道并未将福长安指款参劾，而所抄资产，究不及和珅之一二。和珅现已从宽赐令自尽，福长安亦著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著内监提出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亲视和珅自尽后，再押本狱监禁。”
于是，在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这天，同陷囹圄福长安被押送至关押和珅的监房内，亲眼‘跪视’和珅以白绫上吊自尽后，再押回自己的监房，以待‘秋后处决’。
但在清朝的刑律判决中，所谓的‘斩监候、绞监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基本上不会真的在秋天被拉出去砍头的（除非是自己作死不长眼，硬要一再对抗皇权，那就没人能救了）；所以，福长安的这条命算是保住了，不用步和珅的‘赐死’后尘。
可福长安虽然命勉强是保住了，可他的巨大家产（按嘉庆帝谕旨中的话，他的家产有和珅家产的‘一二’，那也不少了）被全部抄没，一等侯的爵位也被罢黜夺爵。
再加上下狱时就被革去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官职，转眼间福长安就成了无权无势、精光溜净的白丁罪囚一个，可以说是从高高在上的顶级显贵跌落到了卑微尘埃之中，一无所有（就像他的祖父李荣保当年因受二哥马齐的牵连、被康熙帝革职罢黜一样，可李荣保至少没有被判‘斩监候’不是）。
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十九（恰好就在当年秋决的日期），眼见对福长安的‘惩戒’目的基本达到，于是嘉庆帝在‘秋决’之前下旨（可不要弄假成真了），将福长安从宽释放出狱，让他到裕陵（乾隆帝与孝贤皇后的合葬陵寝）去充任‘供茶拜唐阿’（就是在乾隆帝裕陵的享殿中管理祭祀所用茶点祭品的低等无品级官员），以‘戴罪立功’。
到了裕陵供职后不久，因为要对臣子显示自己的‘仁德宽宏’，以及看在嫡母‘孝贤纯皇后’的面子上，嘉庆帝很快将福长安晋升为‘员外郎’（从五品），恢复其官身和一定的朝堂地位，但继续命其看守裕陵，无旨不得回京（就待在裕陵好好办差、反省）。
福长安在恢复了部分官场地位后，起初尚小心翼翼地供职办差，不敢稍有纰漏，很是安静了一阵子；但不知何故，在冷冷清清的裕陵办差时间久了之后，因为越来越不喜欢看守皇陵的清苦差事（之前也没喜欢过，但那个时候哪敢说出口），福长安暗自揣摩，觉得嘉庆帝这会儿应该不会再因和珅的事情问罪自己了，于是找了个‘腿脚不好’的借口，向嘉庆帝奏请要回京师养病。
面对如此不上道、没眼力见、顺杆子爬的福长安，嘉庆帝自然是很生气，直接下旨斥责福长安说‘看守皇陵是你的本分，本应老实勤勉地办差，怎么能觉得这差事是辛苦，要找借口溜回京师躲懒呢？’
于是，福长安又被嘉庆帝革职问罪，不但员外郎的官职丢了，而且还被嘉庆帝从重责罚，从虽然清苦、但好歹差事轻松得闲的裕陵贬往关外盛京（今辽宁省），以‘批甲’（就是没有品级的普通大头兵）的身份从军戍边（对曾经当过军机大臣的福长安来说，这就相当于充军发配了）。
但福长安毕竟曾经当过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又是八旗顶级贵胄家族出身，要是给赶到关外去当一辈子大头兵，那也太浪费‘人才’了；于是，过了几年后，认为已经给了福长安深刻教训的嘉庆帝还是再度起用了他，先后任命他为‘木兰围场总管’、马兰镇总兵、古北口提督（即直隶提督），又一次恢复了福长安的官场地位和（部分）仕途前程。
但为了警醒福长安不要重蹈覆辙、再度犯错，嘉庆帝时刻没有放松对他的‘监管’，经常以福长安‘办差不利、供事不勤’的理由训斥责罚他，以至福长安‘屡坐事谴谪’，在很长时间内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懈怠夤惰之心。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已经五十七岁、早就被多年的岁月风雨磨平了棱角的福长安，被嘉庆帝授命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当年的鹿鼎公韦爵爷就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总算又爬到了正二品的官位上，可谓是苦尽甘来了（但一等侯爵的世爵，嘉庆帝并没有给福长安恢复）。
任职副都统仅仅一年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福长安卒于任上，时年五十八岁，而‘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就是这位曾经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一等侯爵的最终官位。
与三位兄长相比，也只有福长安没有给子孙留下可以承袭的世爵（福灵安的承嗣子孙世袭云骑尉；福隆安直系大宗子孙世袭一等忠勇公、最后一代一等忠勇公是麟光；福康安的直系子孙在经历政治风雨后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罔替）。
福长安的儿子德勤克尼 （玛），曾经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出任新疆和阗办事大臣，福长安两个孙子名云书、联俊，平生的仕途不详。这也是福长安后裔子孙在史书中的最后记载。
《富察氏世系.福长安篇》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