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延安,人们首先想起的，是宝塔山,是延河水,是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是红色革命的炬火。
但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圣地延安曾掀起过西方交际舞的热潮。
晚饭后，古城钟楼东侧的基督教堂或者操场里，经常有人翩翩起舞。这是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美国女记者带来的风潮交际舞是舶来品。
即便是在17世纪前的美国，跳交际舞也被认为是“邪恶的消遣”，是“无所事事、贪图享乐”的代名词。
洋卫道士们认为，这种罪恶的娱乐是一种耻辱，终将毁掉所有人。
直到20世纪20年代，跳舞在美国才真正流行开来。
同一时期，有着“东方小巴黎”之称的上海滩，舞场也开始兴盛起来，“社交舞术”“交际舞术”这类书也应运而生。
而在革命的延安，很快也刮起了一股交际舞旋风。
这场旋风的刮起，首先要归功于一个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1937年1月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延安采访。
她是继斯诺之后，第二个来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性格活泼开朗，言语直率，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
她和女翻译吴莉莉喜欢穿鲜艳的毛衣和裙子，烫发涂口红，在“满眼灰衣服”的延安非常显眼。
一开始，很多人对她们的穿着打扮感到惊讶，甚至议论纷纷。但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史沫特莱刚到延安，就会见了毛泽东和朱德，并与他们建立了珍贵的友谊。
延安没有城市里的娱乐生活，除了严肃紧张的工作、生产、战斗,平时的生活显得单一。
喜爱舞蹈的史沫特莱想到了组织人们跳舞，丰富娱乐。
她先找到了朱德作为舞伴。
朱德虽然是军人,可骨子里还是有着浪漫的情怀。就这样,史沫特莱展开了交际舞的推广。
3月1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住处接见史沫特莱，回答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
饭后，史沫特莱抓住机会，放上一张《西波涅》舞曲，邀请毛泽东跳舞。
一开始，毛泽东拒绝说：“我不会，也不喜欢跳舞。”
史沫特莱走到他面前，深鞠一躬，说：“主席，我教你跳舞！”
毛泽东盛情难却，平生第一次学跳西洋交际舞。
由于毛泽东对交际舞的接纳，跳舞在延安更加流行了。
每逢周末、节日或晚会，各处的公共场所都有人们跳舞的身影。
史沫特莱还点评过各位首长的舞姿：“朱德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舞会从上层开始，逐渐向下层延展。
到了1941年，中央办公厅、青年艺术剧院、文化俱乐部、作家俱乐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等，都常在周末、假日举办舞会。
杨家岭沟口有一块平地，周围有几棵树，人们把它平整了一下，命名为中央公园。
这里举办的周末露天舞会很受欢迎。
尽管当时物质贫乏，但大家参加舞会时还是很注重衣着打扮的，有的甚至把压箱底的好衣服拿出来穿上。人人都希望以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去跳舞。
贺子珍出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仍是穷乡僻壤，但在政治、精神上已经很先进了。它学习各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交际舞就是其中的代表。
延安的舞会，是当年革命者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反对跳舞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
反对者绝大多数是囿于传统观念，觉得那是一种不健康的作风。
特别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同志，大都反对跳舞。毕竟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历史太长了。
革命队伍里的女性，只爱武装不爱红装。
在经过长征的洗礼后,这些女英雄没有心思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好像被遗忘一样。
交际舞一男一女式的勾肩搭背，款款舞之,让已婚的女英雄们受不了，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的毒草”。
她们不仅自己不爱跳，也反对丈夫出去跳舞。
因此，反舞会与办舞会，在延安时期一直并存着。
两拨人马各持己见，谁也不能说服谁。
但是，延安的交际舞曾掀起过两场轩然大波： 一是贺子珍出走；二是王实味遭到灭顶之灾。
贺子珍一直讨厌跳舞。
这种讨厌，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史沫特莱就开始了。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记得，史沫特莱在窑洞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用西洋礼节和他拥抱。
贺子珍在另一间窑洞看到了这一幕，心生不悦。送走客人后，她就气呼呼地说：“你干什么当着大家的面拥抱女人！”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西洋礼节嘛！”
两个人在此时就已经为史沫特莱闹了不愉快。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史沫特莱在延安工作，经常和毛泽东聊天，谈话范围很广，也很投机。
当时贺子珍的心情很不好，她怀孕了，健康状况日下，不能像其他女同志那样更好地工作。同时，她觉得毛泽东和外国女人一起跳舞，心中非常郁闷。
有一次，贺子珍经过史沫特莱的窑洞，见门口站着毛泽东的警卫员，顿时大发脾气，破门而入。
毛泽东正在窑洞内和史沫特莱、吴莉莉谈话。
贺子珍愤怒了，她用手电照着史沫特莱、吴莉莉大骂：“资产阶级舞蹈家”。
这说明，她在内心深处，对交际舞，特别是毛泽东跳舞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感到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贺子珍十分委屈和气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她。
矛头自然指向了史沫特莱。
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贺子珍出走延安、远赴苏联。
作为交际舞发起人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妇女中被恶言相向,指责她败坏军风。
1937年9月，史沫特莱怀着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延安。
王实味被处决交际舞带来的另一场风波，主角是作家王实味。
王实味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恋爱问题脱党，1937年春重新入党。
1937年10月，他来到了延安，先后任陕北公学第七队队长、马列学院编译、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王实味性格狂躁、偏狭，对人对事出言刻薄，颇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因此，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
延安掀起交际舞热潮后，王实味就是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他对跳舞特别憎恶，曾扬言说：“跳舞的没有好东西。跳、跳，跳你个鬼！”
如果仅仅是口头上说说也就罢了，可王实味偏偏还要诉诸于文字。
1942年3月，他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5000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正是这篇文章，为他惹来杀身大祸。
在《野百合花》开头，王实味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中央大礼堂的通宵达旦地举行舞会，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
文章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动。国民党看到后，更是如获至宝。
西安的特务机关把王实味的文章印成书，到处散发，国统区的反动刊物更是借此大肆攻击延安。
王实味本人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他被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等多项帽子，开除出党。即使他痛哭流悌，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甚至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6年，王实味的审查结论公布，他被定为“反革命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被国民党轰炸，王实味被转移至晋绥根据地。后来经过康生秘密批准，王实味于当年7月被处决。
对于他的死，毛泽东感到十分遗憾。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王实味，但一直怀揣着治病救人的心态，还曾让秘书胡乔木给他写信，找他谈话，帮助他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1948年4月初，毛泽东从陕北渡黄河，进入晋绥根据地时，才知道王实味已死。
他悲愤地说道：“说杀就杀，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1979年以后，王实味的原配妻子刘莹为夫上访，四处鸣冤。1991年，公安部终于做出了审查决定，明确说明“对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予以平反昭雪。”
由于种种风波的出现，加上后来的整风运动，交际舞逐渐退出了延安军民的生活。
1942年以后,群众性的大秧歌取代了交际舞,。
从此，延河边再也映不出交际舞的身影,一段特殊的文化记忆随延河水流逝……
参考资料：
《延安时期的舞会及其风波》
《延安,一段交际舞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