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贵州、湖南苗民发动起义，其声势浩大、南方多地震动，时年已经八十六岁、即将内禅的乾隆帝调动了云贵川湘诸省绿营兵数万人，以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忠锐嘉勇公、云贵总督福康安为主帅，四川总督和琳（和珅之弟）为副将，率兵出征镇压苗民起义。
福康安与和琳出征后，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将贵州的苗民起义给镇压下去，然后进军湘西，再用半年的时间基本平定了湖南的苗民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犯法被革爵去职、在新疆军中效力赎罪的明亮，于二月间被新帝嘉庆帝下旨开释，即刻赶赴湖南军中辅佐堂弟福康安镇压苗民起义；而在当年四月，因为参与攻克孤山大寨有功，明亮被授予了头等侍卫帝头衔（正三品）、兼领队大臣，改道前往湖北继续镇压当地的白莲教教众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明亮因功授副都统、署广州将军（依旧不到任）。随后，已经抵达湖北的明亮亲率三千五百精锐进攻白莲教义军固守的孝感，随即一举克城，因此再获封轻车都尉的世职。
出征湖北建功之后，明亮奉旨率军回援湖南，与接替福康安担任主帅的和琳（福康安已经于当年四月病逝军中）继续进攻起苗民义军占据的乾州（吉首）平陇；当月，继任主帅和琳也不幸病逝于军中，明亮代理主军，继续围困平陇。
至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明亮攻克了平陇，一度声势浩大的湘黔苗民起义终于宣告失败；明亮也因此功被嘉庆帝进封二等襄勇伯、赏戴双眼花翎。
与明亮从军出战、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几乎同一时间爆发的，还有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起自湖北枝江、宜都、长乐、长阳、襄阳等地、然后迅速蔓延到四川、陕西等处的白莲教起义（而明亮之所以出兵湖北，正是参与镇压当地的白莲教起义）。
在明亮顺利攻克平陇、平定了湖南西部的苗民起义后，嘉庆帝鉴于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烽烟四起、威逼各处城池，于是急令各地督抚——湖广总督毕沅、成都将军观成、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而完成了第一期征战任务的明亮则奉诏督军赶赴四川，与陕甘总督宜绵合军，继续镇压白莲教起义。
自嘉庆二年（1797年）起，明亮由湖南永绥（湖南花垣）率军进入四川，与宜绵合兵一处征讨起义的白莲教教众。之后他率军转战于四川各地，先后击败了王三槐、姚之富、王聪儿、徐添德、高名贵等白莲义军诸部，又循长江而下宜昌，击退了来犯的湖北白莲义军。
虽然在指挥作战中，明亮曾因不慎让起义军突出重围、威胁陕西地方安全而被嘉庆帝革职问罪，但因前线军情紧急，最后嘉庆帝还是同意让他“留军自效”。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禅位已经三年、却牢牢掌握最高军政权力的太上皇帝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在办完了乾隆帝的丧事后，授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为副都统、参赞大臣 ，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的官军进击，围剿起义军首领张汉潮部。
当年七月，嘉庆帝以明亮取代劳而无功的前任主帅勒保，为五省官军新任主帅，再加授其正红旗汉军都统之职，以便统一指挥官军作战。
但明亮与勒保之弟、时任陕西巡抚永保久有龃龉，于是再继任主帅后便弹劾永保久驻不进、贻误军机；而永保则辩称明亮曾有手札阻拦他移军参与作战，又在湖北作战时曾收受地方官员馈赠和贿赂。
对两人的相互攻讦，嘉庆帝十分厌恶，并认为明亮有等养寇自重、迁延不前的心思；于是，嘉庆帝先下诏降明亮为副都统，很快又革去其所有官职爵位，交陕甘总督松筠严审。
当时，明亮正率军追击白莲教义军进入子午谷，并于张家坪歼灭了义军张汉潮部；可胜利回师之后，明亮就被就地解职，押送京师受审，最后又被三法司定罪为“斩监候”（第二次被判处死缓了）。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执政治国能力还算中上等、并不是昏庸颟顸之君的嘉庆帝，终于查明了明亮之前在湖北所谓的‘接受馈赠之事’实际上是为了犒赏兵丁，自己并没有受贿，而且查明了明亮自己的家并产不多，不是大肆受贿之人，甚至可算‘清廉’。
考虑到明亮之前的诸多从军战功，于是嘉庆帝允许明亮再次戴罪立功、以金顶领催（正七品）的身份前往湖北军中，随陕甘总督松筠继续参与平定白莲教之乱。
当年二月，明亮在军中被升授为蓝翎侍卫（正六品）、领队大臣； 随后又以击败起义军的战功，先后升任二等侍卫（正四品）、宜昌镇总兵、“进秩视三品”。
但也许是明亮运气太差、或者是他命中注定仕途坎坷，总之这以后明亮在蓝翎侍卫、三等侍卫、领队大臣、宜昌镇总兵、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等官职上降降升升，起起伏伏，就是没有安心地做完一任官职。
直到嘉庆六年（1801年）年初，因为湖北的作战形势逐渐稳定、白莲教起义军式微，嘉庆帝怜悯明亮已经年老（本年明亮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不堪再征战疆场，于是下旨将他召还京师，以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的身份宿卫京师。
当年十二月，因听闻明亮回京后患病，因此嘉庆帝特地下诏给明亮，升其为副都统衔，让他安心在家调养身体，不必急于办差，等病愈后再行供职也不迟。
嘉庆七年（1802年），病愈后的明亮先后出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并第二次外任为乌鲁木齐都统。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历时七年的三省白莲教起义基本平定，嘉庆帝对参战诸臣论功行赏，明亮因之前的功劳被赐封为一等男爵。
嘉庆九年（1804年）四月，明亮卸任乌鲁木齐都统，入朝担任镶蓝旗蒙古都统；此后，年齿渐长、资历深厚的明亮在七年之内历任兵部尚书、内大臣、镶白旗汉军都统、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职，并先后晋封一等子、三等襄勇伯，赏戴双眼花翎，基本恢复了当年的官职和爵禄。
原本明亮自己都觉得此时的人生已经圆满了（年过七旬、高官显爵、皇帝看重、朝野敬尊），但天下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捉摸，他又因为莫名其妙的‘小事’牵连，被皇帝降罪，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再一次在官场上（几乎）被一撸到底、革职罢退，简直是哭笑不得。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负有监督、弹劾百官的都察院御史韩鼎晋密奏嘉庆帝：最近京师内城聚赌的暗档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且经过步军统领衙门暗访后发现，开设赌档的大多是诸王大臣们的轿夫领头。
感觉这个事情有些‘影响官场名声’的嘉庆帝立即密令大学士禄康及大学士英和负责查办，一定要查处相关责任人、以儆效尤。但就在步军统领衙门兵丁抓赌的当天，除当场抓获了赌场的一干人等外，还查明时任协办大学士、三等襄勇伯明亮的轿夫也参与了开赌，并且抓赌时还有明亮的家仆在暗中通风报信。
收到奏报后，嘉庆帝感觉事态诡异，于是亲自召见明亮、当面质询其缘由。可明亮口称认罪，但言语间粉饰搪塞，并有攀扯他人的意思。经军机大臣们再度问讯，明亮才吞吞吐吐地说怀疑禄康的轿夫也参与聚赌了，所以自己的轿夫也有样学样地效仿。
嘉庆帝闻奏后大为震惊，认为若明亮所言属实、那确实难以服众，于是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继续负责查办，结果查明明亮所言确有其事。
得知实情后的嘉庆帝不由得唏嘘感慨万分，认为连明亮这样的显贵大臣都不顾朝廷禁赌令，纵容身边之人聚赌，事发后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实在是‘有失臣体’了。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初六，嘉庆帝宣示了对明亮的处理上谕：
“若仅止失察轿夫聚赌，自行据实陈奏请罪，不过交部议处，即议革职，亦必加恩留任。乃于轿夫开场聚赌，得信后竟授意家人进城送信，致令该轿夫等闻风逃逸，种种回护欺饰，殊失大臣之体，已不胜协办大学士、尚书之任。”
考虑到明亮已年老（七十六岁），且自乾隆中期入仕以来效力朝廷近五十年、屡建军功，所以嘉庆帝对其还是稍为从宽，‘只革去’明亮的太子少保、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管理稽察坛庙事务、上书房总谙达、国字经馆总裁、紫禁城骑马、双眼花翎等官职和恩裳头衔，保留了三等襄勇伯的爵位，降用二品顶带、单眼花翎，暂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兼管火器营事务（同月明亮调任正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底再转为镶白旗满洲副都统），以此作为对老臣的‘薄惩’，这件事也就这样算了。
嘉庆十七年（1812年）三月，垂垂老矣的明亮再次出任西安将军，但一年之后的嘉庆十八年（1813年）三月就卸任回朝，担任了镶白旗蒙古都统、都察院左都御；此后明亮就再没有外放任官过。
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回朝开始，明亮先后又出任了兵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内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兼署经筵讲官等职，复赏戴双眼花翎、紫禁城骑马。 因包庇轿夫而被嘉庆帝一撸到底的官爵荣誉，这时候基本上又都拿回来了（不容易啊，这都第三回了）。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因为鲠介进言而触怒了嘉庆帝，时任武英殿大学士松筠被罢职，已经八十二岁的明亮被嘉庆帝授命接替松筠、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同时进位太子太保，成为名义上的内阁宰辅（清承明制、以大学士为辅臣；当然，从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后，各殿阁大学士就是名义上的官职、或者加官了）。
当时，明亮入仕已经超过六十年，在整个朝廷文武百官中，再也没有人比他的资历更老、年齿更高，即使是时任领班军机大臣董诰，对明亮来说也是后进晚辈；因此，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正月，明亮以‘齿高德尊’而被嘉庆帝赏用紫缰（一般宗室高级成员或者有突出功绩的重臣才能使用紫缰），十一月间又进封为‘三等襄勇侯’。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六十一岁的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突然驾崩，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奉传位遗诏继位，改名旻宁，即清宣宗道光帝。当年的十一月，八十五岁的明亮上疏道光帝，以‘衰老不堪驱使’的理由请求退职致仕。
明亮自出仕以来就轻财豪迈，不懂积蓄，另外他在仕途中几次遭到贬斥问罪，就连本来就微薄的家产还被籍没了两次，所以晚年后虽然位居朝廷高位，但家境还是贫困窘迫，在外有大量的借债未能偿还。明亮位于京师内城文庙巷中的府邸只是一所一进的简陋居所，连普通旗人低级官员都有所不如，仅能遮蔽风雨而已，远远谈不上奢华气派。
还有，明亮到了晚年之后，两个儿子德伦、鄂伦已相继去世（也是明亮自己太能活了），孙子联庆、联顺又还未出仕，门楣无人可以支撑；所以在连遭丧子之痛、家事日渐拮据穷困之下，已到耄耋之年的明亮心境更加憔悴寥落，以至于在向道光帝请求致仕的表章中有“儋石无储，二子先逝”的凄惨话语。
道光帝在阅览了明亮的请辞奏疏后，也为之动容，十分同情明亮的晚年境遇；但先帝（嘉庆帝）刚刚驾崩，自己也不好一继位就马上‘清退’先帝的老臣，那样不是显得自己太‘刻薄寡恩、不念旧情’了么。
于是，道光帝还是先挽留明亮暂时不要致仕，并厚赐钱物以济其家。直到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明亮才终于完成致仕的心愿，退职回家荣养，道光帝还特赐他可以享受“食全俸”的恩遇（即全额退休金，一般的致仕官员是没有俸禄的）。
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十二，八十七岁的明亮去世，道光帝先命郑亲王乌尔恭阿（即肃顺之父，其嫡福晋是明亮堂弟福康安之女）前往致祭、赐祭葬、赏陀罗经被；然后自己再亲临明亮的家中祭奠老臣，并赐其谥号为“文襄”，准其神主入祀京师贤良祠（总算是善始善终了，要不然按照明亮那起起伏伏的坎坷仕途历程，搞不好活到九十岁又会遭逢一劫）。
明亮去世后，其长孙联庆（廉庆）承袭了三等襄勇侯的爵位，并得道光帝恩旨封授为头等侍卫（正三品）衔；其次孙联顺出仕后，曾在咸丰年间出任过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等职，也算是六部堂官、朝廷九卿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经时任伊犁将军玉麟的奏请，包括明亮在内、此时已经去世了的诸位前任伊犁将军的神主，得以入祀位于伊犁城内的惠远城祠，接受后世子孙的祭祀。
《富察氏世系.明亮篇》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