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阳历是1748年1月），正是这一年的除夕之夜；也就在这一天，寄托了乾隆帝‘建储立嫡’莫大心愿的皇七子永琮（富察皇后所出的嫡次子），因不幸罹患天花，于当夜夜不幸夭折，年仅两岁（虚岁），重蹈其兄永琏（皇后所出的嫡长子）‘年幼早夭’的覆辙。

嫡次子的夭折，让一心要效仿中原王朝‘立嫡’做法的乾隆帝备受打击，因此乾隆帝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初二大朝会时，特地强忍悲痛、明发上谕旨诏告全国，向天下臣民说明皇七子永琮是已经内定了的储君，本来是要按照祖制将其名藏名于鐍匣内、安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只因皇七子突然患病夭折，所以才没来得及正式建储。

正月初六，乾隆帝追赠早夭的永琮为“悼敏皇子”，并于九月二十五将其安葬于同母兄永琏的朱华山皇太子陵内，同享祭祀。五十一年后，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在‘太上皇帝’乾隆帝驾崩满百日后，永琮的十五弟嘉庆帝为显示‘兄弟友悌之意’，追封七哥悼敏皇子永琮为‘和硕哲亲王’。

而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次子永琮，因病重夭折后，让本来就只是勉强恢复了一部分精神状态的富察皇后身心再遭重击；这之后，身心早已被掏空富察氏皇后再也没能振作起精神来，健康状况十分糟糕，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几乎崩溃，且情况很是严重。【伯虎42首发】

乾隆帝原本决定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初，永琮被‘秘密建储’之后，就奉皇太后、携皇后东巡山东、登泰山以祭祀上天。但永琮却因病夭折了，所以乾隆帝也没心情再去展开‘东巡之旅’。

但因心情悲伤而抑郁成疾的富察氏皇后，却偶然和乾隆帝说起——永琮去世之后，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永琮）是被山东泰山的山神‘碧霞元君’给接走召见去了，所以自己也想去泰山拜祭一番。为了宽慰、安抚妻子，乾隆帝立刻对富察皇后表示要让礼部重新调整日程，按原计划奉皇太后东巡泰山，以完成皇后的心愿。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初四，乾隆帝奉皇太后、携皇后离开了京师（北京），按原计划东巡山东，预备参拜孔庙、祭祀泰山。但就在乾隆帝一行人抵达山东，登临泰山祭拜碧霞元君祠后，皇后在‘云巢’行宫驻跸时有轻微发病迹象，身体不适。

得知皇后身体有恙后，乾隆帝立即停止了原定的赶路计划，即刻下山，在济南府城内驻跸休息，以让皇后恢复精神、好好地调养身体。但富察氏皇后的身体此时已经孱弱不堪，又经过这一次长途跋涉的东巡之旅，其病情愈发严重；在济南城内驻跸期间，皇后再也支撑不住，又一次病倒。

皇后病情复发且日益严重后，乾隆帝本想就在济南城内多停留一阵，让皇后的身体完全调养恢复后再启程返回京师；但皇后不愿因为自己而延误了乾隆帝返京行程，于是一再请求乾隆帝早日启程。

在皇后的一再请求下，乾隆帝只得在当年三月初八奉皇太后启程返京，富察皇后拖着病体一同随行；为了加快赶路的速度、减少路途中的颠簸，乾隆帝改变了之前返程路线，改由运河水路乘舟回京。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十一，乾隆帝与皇太后、皇后所乘坐的御舟到达山东德州之时，一路颠簸的富察皇后终于耗尽了仅存的元气，在当日亥时（半夜十一点至次日凌晨一点）病逝于御舟中，时年三十七岁。

本来是一场普普通通、甚至轻松愉快的东巡行程，却成了乾隆帝和富察氏皇后的生离死别之旅；这让已经和皇后结发成婚二十二年、夫妻之间感情深厚的乾隆帝实在无法接受；而因皇后薨逝悲痛莫名、天晕地旋的乾隆帝，由此也彻底断绝了再获嫡子的念想和可能。

在无尽的悲恸和哀痛之下，原本还算随和宽温的乾隆帝心性大变，除了面对同样悲伤的皇太后时还能勉强保持冷静外，对其余侍奉皇后起居饮食的人等皆迁怒降罪，与皇后同船的宫女、太监，以及随驾的太医和内务府官员几乎都被乾隆帝给问罪追责了一遍。

然后，乾隆帝在哀痛中下旨，宣布要为富察氏皇后大办丧仪；此后，乾隆帝急匆匆带着皇后的遗体日夜兼程赶回京师，进行大殓后将皇后梓宫先安于置长春宫，三月二十五移至景山观德殿，在此举行相关丧仪典礼。

而有关‘大行皇后’的身后丧仪，早在康熙初年时就有了明确规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康熙帝元配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薨逝，当时正值三藩之乱爆发，康熙皇帝恐外省各官员为皇后举哀服丧‘有惑观听’，引起民间的更大惊恐慌乱，于是特别降旨给各省官员，告诉他们一切丧仪皆免，止在京师内外为皇后治丧。而皇后丧仪典礼的具体进行过程，也明载于《大清会典》中。

此后直至乾隆帝登基为止，清朝历经一位太皇太后、两位皇太后、三位皇后——太宗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太皇太后，）康熙帝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顺治帝孝惠章皇后（皇太后），康熙帝孝恭仁皇后（皇太后），雍正帝孝敬宪皇后的身后大丧仪，一律遵循康熙帝孝诚仁皇后之例、依《大清会典》而行，从未讣告在外诸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照京师典仪治丧，以免避免耽误各地官员政务施行，及民间百姓四民之业开展；各省大小官员也不必举哀（方便天下官民日常差事及生活）。【伯虎42首发】

然而，乾隆帝却一反常态，没有遵循这由皇祖康熙帝所开创的、已经执行了七十余年的‘祖制’，他人都还没回到京师，就在半途中连续给留守京师的内阁大学士们下旨：

‘皇后不幸薨逝，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为始，除冠上红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百日内不剃头，持服二十七天，停音乐嫁娶；一般军民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

乾隆帝谕旨中的意思是——皇后去世后，各省文武官员应戴孝二十七天，以为皇后举哀；为官者百日内不准剃头，一应婚嫁喜事也暂停百日；普通民间百姓也需服丧七日，同时暂停婚嫁。

让天下臣民都为大行皇后服丧的情况，整个清朝也仅有富察氏皇后这一例。

乾隆帝的这个明显不符合祖制以及《会典》礼仪的任性要求，让当时主持政务的内阁诸臣及负责皇后丧仪的总理王大臣们非常为难，要是按照康熙帝所制定的原例行事，必然会引起乾隆帝都震怒，而遵皇帝之旨、违例提高大行皇后的丧仪规格，又必然遭致天下非议。

最后，负责管理皇后丧仪典礼的总理事务王大臣——乾隆帝的十二叔履亲王允裪在权衡之下，干脆抛开了本朝的《大清会典》，而援引先朝的《大明会典》中所载皇后丧仪制度，联衔奏请乾隆帝，请依制让外省官员百姓一律照京师仪制治丧，而给出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

‘大行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忽值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

对允裪等人的‘联名上疏’奏请，乾隆帝自然照准；于是，富察氏皇后的身后丧仪就以这种‘异乎寻常’的高规格标准在全天下执行下去。

在大行皇后的梓宫移到景山观德殿安放、举行丧仪后，乾隆帝亲自为去世的妻子定谥号为‘孝贤’，并进一步解释说：

‘惟孝贤二字之嘉名，实该皇后一生之淑德’。

之后，乾隆帝以和硕庄亲王允禄为正使、多罗平郡王福彭为副使，奉赍册宝诣观德殿，册谥大行皇后；孝贤皇后册谥的册文为：

‘内治丕昭，夙播周南之雅化，坤仪懋著，宜扬妫汭之芳声；稽茂典于容台，易名綦重，备鸿章于閟寝，命册攸崇。琬刻初呈，瑶缄永焕，惟皇后祥钟勋族，教秉名宗，柔嘉协图史之规，淑慎表珩璜之度。荷皇考之慈命，作配朕躬；蒙皇妣之褒称，深嘉至性。肃自坤宁正位，每宵旰之相资，常偕萱殿承欢；实凊温之是代，奉神灵之统，克嗣徽音，端宫府之型。宏宣令问，礼修茧馆，俭勤则躬曳练衣；恩洽椒涂，仁恕则泽均樛木。综平生之懿行，莫罄揄扬，荐壹惠之鸿名，用垂久远。

式循彝典，爰布明纶，在昔黔娄，谥定于其妻。亦越展禽，诔传于乃妇，盖由伉俪之笃，匪朝伊夕以相从。斯能纤悉无遗，有美而文之备至，追思皇后之淑德，惟朕知之为最深。畴咨谥典之隆称，自朕衡之而允协，惟贤与孝，实乃兼优。曰孝且贤，词无溢美，兹以册宝。谥曰孝贤皇后。于戏，阐扬至行，寸心可信于千秋，约举大端，两字实该夫众善。金章龙纽兰宫之宝器犹新，香检鸾书黼帐之琅函肇设，祇膺宠贲，默鉴追思；哀哉。’

如果孝贤皇后的身后事以这种高规格典仪顺顺利利、妥妥当当地办理完毕，这倒也能体现出乾隆帝哀悼元配、追崇妻子的深情；可两个嫡子的先后夭折、发妻因抑郁哀切而去世、无法再‘立嫡建嫡’，这接二连三的重创，让与孝贤皇后感情深厚且一心立嫡的乾隆帝内心情绪从极度的痛苦、失落转化为了乖戾、扭曲、暴躁，心中的悲伤和痛苦转化成惊天怒火，由此迁怒到了内外臣子乃至身边的亲人身上。

因为在给皇后办理丧仪典礼过程中失察或办事不利、而触怒了处于狂躁暴怒状态下的皇帝，导致被皇帝斥责、丢官下狱乃至于莫名其妙送命的大小官员们数不胜数；以各种理由被乾隆帝追责的官员多达三百余人（内含督、抚、藩、臬官员三十余人），丧命者多达七十余人，直接杖毙者九人；其余人等无一例外都被革职、降职。

这份名单中，包括——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江南总河周学健等地方督抚，及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未来的乾隆朝中晚期名将、大学士、一等公阿桂之父）、刑部尚书盛安、刑部尚书汪由敦、刑部左侍郎勒尔森、刑部左侍郎钱陈群、刑部右侍郎兆惠、刑部右侍郎魏定国、吏部右侍郎德通、学士塞尔登、光禄寺卿增寿保、光禄寺卿沈起元、光禄寺少卿德尔弼、光禄寺少卿窦启瑛等中枢大臣。

这其中，湖广总督塞楞额、江南总河周学健因在孝贤皇后丧期之内违制剃头，被乾隆帝下谕旨直接赐死，其他人等也各自受到了交部治罪、革职留任、降级、申饬、罚俸等处罚。

另外，乾隆帝的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因在迎接孝贤皇后灵柩返回京师的迎灵仪式中，表情不够悲伤、致哀行礼不够痛悸，导致乾隆帝对这两个儿子极为不满，随即大发雷霆；在不可抑制的暴怒愤恨之下，乾隆帝甚至要夺身边侍卫的腰刀，当场格杀永璜和永璋，幸好被群臣劝下。

随后，乾隆帝以永璜、永璋‘遇此大事，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的理由继续加以痛斥，还将两位皇子的师傅——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等人罚俸示惩。余怒未消的乾隆帝在六月间再次下谕旨斥责永璜、永璋；

‘于孝贤皇后大事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不孝之罪甚大。”

最后，乾隆帝还恨恨地发誓说：

“永璜、永璋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朕必将其立行正法，断不宽贷！”

从此，永璜、永璋就断绝了‘入继大统’的可能，也就是说被乾隆帝给直接放弃了；这沉重的身心打击让永璜、永璋兄弟心有余悸、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两年之后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皇长子永璜在孤寂抑郁中病逝，年二十三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皇三子永璋也在落寞之中去世，年二十五岁。

孝贤皇后的梓宫在丧仪大典结束后，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七送至静安庄暂厝，以待东陵胜水峪的裕陵（乾隆帝与孝贤皇后的合葬之陵）地宫全部完工后再行奉安。

四年之后的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二十七，孝贤皇后梓宫自静安庄启行，奉安于已经完工的胜水峪裕陵地宫中。经后世嘉庆、道光两朝子孙皇帝的加谥，孝贤皇后被上谥号‘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简称‘孝贤纯皇后’（‘纯’字是乾隆帝的身后帝谥，孝贤皇后身为乾隆帝元配，身后谥号祔乾隆帝帝谥是理所应当的）。

孝贤皇后薨逝之初、梓宫尚停于长春宫时，乾隆帝亲自前去拜祭妻子；当乾隆帝看着装殓孝贤皇后（此时尚未追上谥号）遗体的梓宫，手抚孝贤皇后在世时亲手以鹿尾绒毛搓成线缝制而成、送给自己的燧囊时，不禁悲恸万分、泪眼婆娑。

于是，乾隆帝写下了《戊辰大行皇后挽诗》，以示哀悼、追思孝贤皇后之意，并在诗文前作序加以解释：

‘朕读皇祖御制文鉴，知初旧俗，有取鹿尾谲毛缘袖以代金缫者，盖彼时居关外，金线殊艰致也；去秋塞外较猎，偶忆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制此燧囊以献。今览其物，曷胜悼怆，因成长句，以志遗微。’

诗其一‘练裙缯服曾闻古，土壁葛灯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俭，即兹知要允称贤。钩縚尚忆椒闱献，缜致空馀练线连；何事顿悲成旧物，音尘满眼泪潸然。’

诗其二‘恩情廿二载，内治十三年；忽作春风梦，偏于旅岸边。圣慈深忆孝，宫壶尽钦贤；忍诵关睢什，朱琴已断弦。夏日冬之夜，归于纵有期；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棉服惊空设，兰帷此尚垂；回思想对坐，忍泪惜娇儿。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绝伦轶巾帼，遗泽感嫔嫱。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不堪重忆旧，掷笔黯神伤！’

三月二十五，大行皇后梓宫移至景山观德殿，乾隆帝‘感怀追旧，情不自禁，再成长律，以志哀悼’，因此作《大行皇后移殡·感怀追旧》诗——

‘凤輤逍遥即殡宫，感时忆旧痛何穷；一天日色含愁白，三月山花作恶红。温凊慈闱谁我代，寂寥椒寝梦魂通；因参生死俱归幻，毕竟恩情总是空。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

自孝贤皇后薨逝至梓宫从静安庄暂厝地奉安裕陵地宫前，每年的岁末、清明、皇后小祥日、大祥日及忌辰、生辰，乾隆帝都要亲自去静安庄孝贤皇后梓宫前酹酒祭祀，同时不忘赋诗以志哀。

而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孝贤皇后梓宫奉安裕陵地宫后，乾隆帝先后十二次亲赴胜水峪，在裕陵享殿内酹酒祭拜早逝的元配，向她汇报自己近期来的人生大事、以及对皇后的思念之情。

而因为孝贤皇后是在陪自己东巡泰山时于济南患病、病逝于德州的，所以乾隆帝在之后的每次东巡、南巡途中，凡经过济南时都不再入城，这样的情况一共是九次。

乾隆帝一生中最后一次亲至孝贤皇后陵前祭奠，是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初九；此时已经内禅给儿子嘉庆帝、退位为太上皇帝的乾隆帝，带着新即位的嘉庆帝一起前往裕陵去祭奠孝贤皇后。

这一年的乾隆帝已经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翁，而孝贤皇后也已去世四十八年之久；望着裕陵宝顶四周高耸入云的松柏树，垂垂老矣的乾隆帝写下了最后悼念发妻的伤感诗句：

‘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携叩新皇帝，酹觞太上君；母应以子贵，名正顺言欣。’

在“四十八年分”这一句下面，乾隆帝怕后人看不明白，还细心地加以注释：孝贤皇后于戊辰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矣。

后世的吃瓜人们，经常拿乾隆帝一辈子写的那四万首诗来开玩笑，说他写诗水平实在是一般（这都算评价好的，有的人直接就说乾隆帝写的是平仄不齐的打油诗）；但实话实说，乾隆帝这一生之中写得最高水平的诗句，也就是他悼念亡妻孝贤皇后时所作的诗，其构思和意境水准总还在诗词的及格线以上。

三年之后的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帝乾隆帝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四月，嘉庆帝为乾隆帝上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上庙号‘高宗’。当年九月，乾隆帝梓宫被葬于东陵胜水峪的裕陵中。

分别五十一年后，乾隆帝与孝贤皇后终于又在地下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