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第四子福长安，其实并不是他的亲儿子，而是其（序齿的）七哥傅玉之子，后来才过继傅恒、并序齿为第四子的（傅恒亲子一共五人，但第三子、第五子早夭，序齿的第三子福康安，其实是他的第四子）。
而傅玉的长子早夭、次子名‘明俊’、三子名‘明祥’、第四子就是后来过继给傅恒的福长安；也就是说，福长安的原名一定是‘明某’，而不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福长安’。
福长安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但不知是何时过继给傅恒的；而傅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因指挥（第四次）征缅之役而不幸染瘴疫、勉强率军班师回京后因病重而去世后，十一岁的福长安与其三哥、十七岁福康安便被乾隆帝时常接进了宫中、亲自教导读书，栽培抚育，几乎当皇子一样看待。
这是乾隆帝看在早逝的元配孝贤皇后、以及兄弟俩的父亲傅恒与自己多年的夫妻、君臣情谊上，才对这两个妻侄做出如此‘恩遇厚待’安排的。
乾隆四十年（1775年）闰十月，十六岁（虚岁）的福长安受已故亡父傅恒的荫顾，被乾隆帝授命为蓝翎侍卫（正六品）、御前听用，正式步入了仕途。
蓝翎侍卫虽然品级不很高，但担任这个职位的福长安却有着比其他同品级侍卫同僚更有优势、更能获得拔擢的先决条件——
首先他是乾隆帝最怀念的（已逝）元配嫡妻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与乾隆帝有着异乎寻常的亲近关系；其次福长安所在的富察家族目前最受乾隆帝重用和信任，这也影响到了福长安的后续仕途进程将会非常顺利；最后相比其他蓝翎侍卫同僚来讲，福长安出仕后就被乾隆帝指定‘御前听用’，成为了皇帝身边的贴身侍卫，能够经常接触到乾隆帝本人，相对而言提拔晋职的机会也更多。
担任蓝翎侍卫还不到三年，不满二十岁的福长安便被乾隆帝直接授为工部右侍郎，这是从二品的官位，福长安等于是连升了六级；而当时兼管工部事务的军机大臣，便是福长安的二哥、和硕额驸福隆安。乾隆帝这样的安排，很明显就是要重用福长安，让他的二哥先‘提携帮带’一下，以为积累经验、留待后用。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时任工部右侍郎的福长安转任为黄旗汉军副都统，同时仍旧署理工部右侍郎事务；仅仅半年后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乾隆帝下旨让福长安以本官（工部右侍郎）入军机处、‘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就是见习军机大臣），五月间福长安又获得了‘紫禁城骑马’的特别待遇。
而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是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军机次席就是福长安的二哥和硕额驸、一等忠勇公福隆安；乾隆帝的这一人事安排，无疑为刚满二十岁的福长安日后的仕途铺平了平坦的道路。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福长安奉旨前往盛京奉天府（沈阳），督查检验地方官府所办理的各项工程、以及质量验收事务；这也是他的本官‘工部右侍郎’的职责所在。
因为在奉天办差过程圆满而顺利，且在降低工程成本、节约工本银方面也有建树，所以福长安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被乾隆帝补授为户部左侍郎，以让他在管理钱粮收支方面继续做出成绩。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五月，福长安调任‘銮仪卫掌卫事大臣’，六月又加恩补授为内大臣，并‘协同御前大臣行走’；他这一次调职的原因，是因为其二哥、军机大臣兼管銮仪卫事福隆安因病在当年不幸去世了，乾隆帝对富察氏家族成员父子兄弟已经用顺了手，想要继续使用富察氏子弟为自己的‘臂膀心腹’。
而被福长安所取代的前任‘銮仪卫掌卫事大臣’，正是他的四弟福康安；此时的福康安正以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陕甘总督的身份，随领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出征甘肃，平定‘苏四十三起义’的余波‘石峰堡起义’，不在京师，不能履行‘宿卫宫廷、警跸銮驾’的重任；因此，乾隆帝才将福长安调任‘掌銮仪卫事大臣’，以代替其兄福康安、护卫自己日常的出行安全。
当年七月，甘肃‘石峰堡起义’被阿桂、福康安等人率军平定之后，乾隆帝对作战有功的将士逐一封赏，其中阿桂在原有的‘一等诚谋英勇公’爵位之外，再授‘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而福康安也由‘三等嘉勇男’晋爵为‘一等嘉勇侯’。
另外，在京的诸军机大臣：梁国治、董诰、福长安，以及军机章京之中的‘勤劳出力者’，也都因为在平定‘石峰堡起义’期间的运筹赞画一之功，被乾隆帝下旨交部议叙功劳，然后各加军功三级以铨优。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闰七月，户部尚书（满尚书）出缺，福长安被乾隆帝补授为户部尚书；当年十二月，福长安又由以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调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
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入军机处‘学习行走’，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出任内大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福长安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八旗子弟，在短短几年间就凭借着自己的干练和勤勉才能，不但在清朝最高中枢决策机构军机处中站稳了脚跟，而且熟练掌握了如何处理军机处所需要办理的各种军国大事，并因此得到了乾隆帝充分的信任和器重，以及厚爱。
在此之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福长安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朝政要事中来，也更有资格了解到朝廷的军政机密和应对决策。拥有这种权力是乾隆帝对他能力和忠心的认可，也是乾隆帝对富察氏家族成员的重用和信任表现。
但福长安在仕途不断高升的过程中，因为稳固利益和权势方面的原因，逐渐与同值军机处的同僚、前辈、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就已经入军机处行走的和珅越走越近、彼此交好结为一党；而与和珅的朋党关系，最后也导致为人精明干练的福长安在官场上一度倒台、几乎身败名裂。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阳历为1787年1月），台湾府彰化县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属下会众发起反清起义，攻克彰化并诛杀台湾知府孙景燧；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号召全台天地会成员共同反清，这就是‘林爽文起义’。
此后，起义军迅速席卷台湾各地，攻克了除台湾府（台南市）、诸罗县（嘉义县）、鹿仔港之（鹿港）外的其余诸城。起义爆发后，福建文武官员出兵渡海镇压，但双方互有胜负，对峙在台湾府城（台南市），形成了拉锯局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因对台湾战事久拖不决十分不满，因此乾隆帝决定换将，以福长安的三哥、时任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福康安为主帅，参赞大臣海兰察为统兵副帅，率大军自鹿仔港登陆，镇压林爽文起义军。
福康安、海兰察奉旨率军登陆台湾后，由新埤进军，先与义军对峙激战于八卦山，然后追至诸罗（嘉义）城外、随后交战至仑仔顶、牛稠山，作战中福康安亲自率侍卫巴图鲁冲阵，击败了林爽文起义军，使起义军被迫撒离诸罗。
之后，清军在福康安、海兰察的带领下追至大排竹，越过湍急的溪水，焚烧了起义军营寨中囤积的茶叶，攻克义军营寨，最终解除了诸罗之围。
此后，福康安继续率军追击义军，而林爽文则败走集集埔、水沙连（南投县鱼池乡），带领余部与清军对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在福康安的说服之下，番社老衢崎（苗栗县竹南镇崎顶里一带）的当地居民生擒了林爽文交给清军。
二月，福康安督兵赶赴南路，将起义军余部追至台湾最南端的郎峤，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田不敌被俘，起义宣告失败。三月初十，押送京师的林爽文在菜市口被处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台湾平定的消息传回京师；乾隆帝闻讯大喜过望，晋封福康安为一等嘉勇公，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赐黄腰带、金黄珊瑚朝珠；改诸罗县为‘嘉义县’，在台湾府及嘉义县为福康安建立生祠。
海兰察则进封三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赏紫缰、金黄辫结、珊瑚朝珠。其余有功诸将一体论功封赏。
另外，在出兵平定台湾期间，京师军机处诸臣也有‘夙兴夜寐、一体宣勤’的赞襄之功，所以乾隆帝下旨将军机全班交部议叙论功。
而身为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兼管户部的福长安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这一次的平乱军事行动，但在大军后勤保障和物资粮草支持方面，福长安尽心尽力操办差事、做出了优异的贡献。
乾隆帝对福长安的办差成绩十分认可，将其由镶红旗蒙古都统调任为正红旗满洲都统，并列入‘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名录第六位，图像紫光阁以纪其勋，御制赞词：‘父兄及己，胥国勋亲。英年习政，其心孔纯。承旨参议，有见敬申。忠良之报，并得图麟’。
这是对福长安功劳的肯定，也是他莫大的荣耀。
‘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
一、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二、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三、大学士王杰；
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陕甘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
五、领侍卫内大臣、三等超勇公海兰察。
虽然自入军机以来办差勤勉干练、颇得乾隆帝的赞许和信任，封赐奖赏不断；但福长安的仕途也不全是一帆风顺，在官场上浸淫久了，处理政务和办差时总免不了会出纰漏和失职，并因此而受罚。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月，号称‘天下第一肥差’的崇文门监税事务，被福长安接管到手中，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福长安大捞特捞，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其家产和死党和珅相比虽然不如，但也可以称为‘豪富’了。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因为办差过程中一时不慎、疏忽大意导致失误，乾隆帝将福长安降职为工部左侍郎，以示薄惩；而福长安在工部侍郎的位置上依旧干得很好，先后办理了圆明园修缮和大运河疏浚的‘国家重点工程’工作，且圆满完成差使。
如此优异的表现再次赢得了乾隆帝的赏识，因此在当年十一月，福长安被加授‘太子少保’衔，以为酬功，后再晋升为户部尚书。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沙阿王封建朝与西藏地方因贸易矛盾及政治纠纷发生冲突，廓尔喀因此出兵入侵西藏，后来被西藏地方以私下赔款和‘哄瞒’才劝解退兵。
乾隆五十六年（1790年），因西藏地方事先承诺支付的利益没有完全兑现，廓尔喀又再次兴兵入侵，一直打到了班禅驻锡的日喀则，在当地大肆劫掠，威胁全藏的安全。
危局之下，清朝时任驻藏大臣保泰不思迎敌，反倒临阵退缩，还想把达赖和班禅都转移到青海安置，以避敌锋。乾隆帝闻报后大怒，指派福长安的三哥、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为主将，参赞大臣海兰察、福建提督奎林（福长安的堂兄、其四伯傅文次子）、四川总督孙士毅为副将，率军入藏、抵抗廓尔喀入侵，保卫藏地安全。
另外，在京军机全班人员也一体‘筹划赞襄’，全力配合前方将士征战，筹备后勤物资及与西藏地方的联络，保证出征大军的后方安全补给供应。
福康安、海兰察出征后（奎林在出征半途中不幸旧病复发而病逝军中），经过艰苦跋涉，于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正月二十抵达拉萨，随即于四月二十五前往绒辖（西藏定结）、聂拉木察看地势，五月初六与廓尔喀军队在擦木正式交战，并攻克防守坚固的碉寨，夺取擦木。 此后福康安率军直趋济咙（西藏吉隆县），又成功攻克廓尔喀军营，杀六百余，活捉二百余人，收复了济咙，将廓尔喀入侵军队全部赶出了国境。
初站获胜，乾隆帝认为击退廓尔喀军队后，必须攻入其境内、占领其都，迫其归降，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后患，维护西藏边境安宁。当年五月十三，福康安奉旨率军由济咙出发，经索勒拉山（今中尼边境一带），攻入廓尔喀境内，一直攻至济咙西南八十里外的热索桥，距廊尔喀都城阳布（尼泊尔加德满都）只有一百余里。
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见势不妙，于是向清军遣使求和。但福康安不肯坐失良机，拒绝廓尔喀的求和，继续率军前行，由噶勒拉山攻取甲尔古拉、集木集（在中尼边境一带）两座军寨，六战皆捷，杀廓尔喀兵四千余人。
清军兵锋直抵国都，让廓尔喀举国上下震惊无比，几乎要再度向福康安乞降。但福康安以及诸出征将士在连战连胜之后，都产生了懈怠轻敌的思想，导致被殊死一搏的廓尔喀军趁机偷袭，清军伤亡惨重，将领阵亡多人。再加上廓尔喀当地水土恶劣，又暴雨不停，清军因此减员众多，实在无法继续作战。
而廓尔喀在获得一胜后，也见好就收，再次提出议和止兵，并主动退回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中劫掠的财物，并保证今后再不侵犯西藏地方，并遣使朝觐、入为藩属。
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八月，经乾隆帝谕旨同意，福康安接受了廊尔喀的求和请求，班师回国，‘廊尔喀之役’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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