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刚刚满二十岁的福康安全程参与了此次作战，且多次率精锐八旗兵士冒险出击、攀崖越壑攻克险峻的碉楼石卡，为清军最终平定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而屡建奇功。
因此，金川彻底平定后，福康安便被乾隆帝晋封为‘三等嘉勇男’，名列‘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第十三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福康安被实授为吉林将军，次年又调任为盛京将军，在关外辗转任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福康安再改授为云贵总督，第一次成为总领一方的内地封疆大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十岁的福康安入川，调任为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受命严缉“咽匪”。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福康安被擢升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次年，奉旨回京署工部尚书、总管銮仪卫大臣、阅兵大臣、总管健锐营等事务。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擢升为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
就在福康安升为兵部尚书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地方突然发生了民变——本地撒拉族、回族中的新教教徒在田五等人的带领下，于甘肃通渭石峰堡再次发动了起义（即苏四十三起义的余波）；而陕甘驻防清的绿营军在与起义军交战时陷入了埋伏、导致全军覆没，西安局势顿时危急。
在如此紧急形势之下，乾隆帝立即组织调派平乱兵力，然后以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福康安为钦差大臣、新任陕甘总督，驰赴甘肃会同先期抵达的将军阿桂共同主持军务，率军镇压民变。
而阿桂、福康安等人抵达甘肃之后，立即采取‘绝井填沟、断绝水源’的手段围困义军驻守的石峰堡，然后于各险要之地设下了埋伏围截起义军；福康安则亲自在各要害处往来督战，围攻起义军。
当年七月，福康安等人终于攻破了孤立无援的石峰堡，剿灭了起义。而甘肃民变被平息后，乾隆帝论功行赏，晋封福康安为‘一等嘉勇侯’，改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台湾府彰化县天地会首领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率会众发动反清起义，攻克彰化、诛杀台湾知府孙景燧，然后号召全台天地会成员共同起义反清。
起义爆发之后，清朝福建地方官员紧急出兵渡海镇压，但双方互有胜负，一度对峙在台湾府城（台南市）。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乾隆帝见台湾战事久拖不决，于是以时任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主帅，参赞大臣海兰察为副帅，率大军渡海剿灭起义军。
福康安、海兰察奉旨率军自鹿仔港（台湾彰化西南鹿港）登陆台湾后，由新埤进军，与起义军先激战于八卦山，后追至诸罗（嘉义）城，随后再交战至仑仔顶、牛稠山；福康安在激战中亲自率御前侍卫驰骋冲阵，一举击败了林爽文起义军，迫使起义军撒离诸罗。
之后，清军在福康安、海兰察的带领下追至大排竹，越过湍急的溪水，焚烧了起义军营寨中囤积的茶叶，攻克义军的营寨及俾长等十余村庄，最终解除了诸罗之围。
诸罗一战获胜之后，乾隆帝以福康安扭转战局、解除城围之功，晋封其为‘一等嘉勇公’，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以示功绩优异。
此后，福康安继续率军追击义军，而林爽文则败走集集埔、水沙连（南投县鱼池乡），带领余部与清军对抗；福康安又率兵由内山搜至打铁寮诸社，再分兵堵截海口及各要隘，防止林爽文见追急或自戕或偷渡出海。
之后，福康安又密令巴图鲁侍卫十人、屯练兵数百人，改换装束后深入高山密林，搜捕林爽文等起义军首领。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在福康安的恩威并施说服下，番社老衢崎（苗栗县竹南镇崎顶里一带）当地居民生擒了林爽文献给清军。
当年二月，福康安再督兵赶赴南路，将起义军余部追至台湾最南端的郎峤，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田不敌被俘，起义最终失败。三月初十，被押送京师的林爽文在菜市口凌迟处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台湾平定的消息传回了京师，乾隆帝大喜过望之下赐福康安黄腰带、金黄珊瑚朝珠，改诸罗县为嘉义县，命台湾府城及嘉义县为福康安建生祠，以嘉其功。
（此战的副将海兰察则先晋封三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赏紫缰、金黄辫结、珊瑚朝珠，再晋为二等超勇公；其余有功诸将一体论功封赏）。
而在福康安得胜率军回朝之时，乾隆帝按照以往‘出征获胜’后的惯例，在紫光阁绘制了‘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后三十功臣’图像，其中排名前五位功臣是——
一：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二：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三：大学士王杰
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陕甘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
五：领侍卫内大臣、二等超勇公海兰察
在前二十功臣中排名前三的阿桂、和珅、王杰，都是居于朝廷中枢、负责调度筹谋的帷幄赞襄军机大臣，而排名第四、第五的福康安与海兰察才是亲冒矢石领军上阵的一线指挥主将，实际上的‘平台首功’之臣。
因此，对福康安和海兰察的功劳心知肚明的乾隆帝，除了不吝封赐之外，还特地作诗称赞他们——
‘金川领兵，已著伟名。几处封疆，吏肃政成。解围擒逆，能人不能。崇封殊爵，嘉尔忠诚。’（福康安）
‘勇弗知书，谋胜智士。匹马弯弓，贼不敢视。欲致活口，射勿令死。进爵锡服，言难尽美。’（海兰察）
以上是福康安在平定内部叛乱或者起义时所建立的‘赫赫战功’，而在对外作战方面，福康安也有着优异表现，比如‘两征廓尔喀之役’——
现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在清初的时候，曾分为数十个互不统属的封建部落政权；而居住在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库穆（巴德岗）、叶楞（帕坦）的三个部落，曾于雍正年间入贡雍正帝、成为清朝的外藩；当时，清理藩院官员按照藏地的称谓，称这些入贡的外藩政权为‘巴勒布’。
乾隆中后期，居住在巴勒布（即现今的尼泊尔）西北、一支名叫‘廓尔喀’的部族（由印度拉贾斯坦迁徙而来、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人）在当地兴起；之后，廓尔喀部落首领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清朝译为‘博纳喇赤’）兴兵攻克了阳布，并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迁都阳布，开创了统一巴勒布的、强盛的廓尔喀王国（沙阿王朝）。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廓尔喀沙阿王朝开国君主普里特维去世，其子喇纳巴都尔（即拉纳·巴哈杜尔·沙阿）继承王位；因为新君年幼，所以由喇纳巴都尔的叔父巴都尔萨野（即巴哈都尔·沙阿）担任摄政王，代掌国政。
因为地域的关系，新兴的廓尔喀沙阿王朝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藏地、尤其是属于班禅辖地的后藏（日喀则地区）联系密切、双方贸易商贾往来频繁、关系极为密切。
而后藏地广人稀、实力弱小，远不及廓尔喀强大；于是，在不断的接触交流中，廓尔喀沙阿王朝探明了后藏的虚实，因此逐渐将扩张的野心和矛头指向了北方的藏地、尤其是广大的后藏区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在自后藏赶赴京师为乾隆帝七十大寿祝寿的期间，因患天花不治、不幸圆寂于京师西黄寺，年仅四十二岁；而六世班禅去世后，乾隆帝亲赐黄金七千两为其打造安放遗体的‘天降金塔’，其他御赐宝物以及各王公大臣们供奉的金银财帛‘无虑数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六世班禅的灵塔（灵柩）及各种御赐宝物和王公贵族们供奉的财帛由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护送，自京师返回了后藏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妥善安置；同时，乾隆帝与王公贵族们赐下或供奉的金银财宝也由仲巴呼图克图和札什伦布寺全权处理。
六世班禅与仲巴呼图克图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曲朱嘉措，此时是白教（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十世夏玛巴活佛（红帽持教法王）；因为六世班禅与仲巴呼图克图都是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出于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十世夏玛巴曲朱嘉措与六世班禅、仲巴呼图克图这三兄弟彼此之间关系很不和睦。
六世班禅圆寂以后，仲巴呼图克图将乾隆帝所赏赐之物及王公们供奉金银都‘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于各寺，而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原本这些皇帝御赐和王公供奉的钱财宝物，六世班禅的兄弟姐妹都有资格领取一部分的）。
当时，曲朱嘉措既垂涎如此巨量的财富而不得、又气恼仲巴呼图克图不顾兄弟之情私吞六世班禅遗产，因此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怨忿；而当夏玛巴驻锡地杨巴千寺的管事奉命向扎什伦布寺（班禅驻锡地）提出领取财物要求时，扎什伦布寺却答复说大皇帝（乾隆帝）所御赐的金子全部都是给六世班禅的，属于扎什伦布寺，杨巴千寺无权领取。
求财不得反而遭到扎什伦布寺（也就是仲巴呼图克图）的欺辱，曲朱嘉措因此勃然大怒，就此与仲巴呼图克图兄弟反目（之前的关系也没有多好）、相互仇视。
而自认为在藏地（后藏）受到轻视慢待、弘法也不顺利，于是曲朱嘉措以十世夏玛巴的身份，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借着‘朝拜佛塔’的名义（佛祖释迦摩尼的遗迹），率白教夏玛巴系统僧侣撤离了藏地，出走去了南面的邻国廓尔喀（尼泊尔）。
廓尔喀沙阿王族虽然信奉印度教，但也很尊崇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一直以来与白教也相互通好。而十世夏玛巴曲朱嘉措出走到廓尔喀后，受国王喇纳巴都尔与摄政王巴都尔萨野的礼遇甚厚，关怀备至。
出于感激，也是出于对政敌（仲巴呼图克图）的愤恨，曲朱嘉措便在喇纳巴都尔与巴都尔萨野面前极言札什伦布寺所受乾隆帝御赐金银之丰、所藏财宝之厚，又将后藏军事防备的虚实全部详告之给廓尔喀统治者，唆使廓尔喀发兵入藏劫掠，以为自己泄私愤（兼打击政敌和异派）。
曲朱嘉措的挑唆和怂恿，以及对扎什伦布寺财富的夸张渲染，让喇纳巴都尔与巴都尔萨野大为心动，而廓尔喀沙阿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有向北方扩展的野心。
因此，在曲朱嘉措的教唆和自身野心的支配下，廓尔喀统治者决心挑起廓藏冲突，出兵入侵后藏，劫掠财富、扩张土地。乾隆帝一生‘十大武功’的最后两仗——‘第一次、第二次平定廓尔喀之战’，也将由此爆发。
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