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吴承学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版。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其发生与演变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文体史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
作者从事古代文体研究三十余年，始终坚信文体形态是有意味的形式，文体研究应该追求一种有灵气、有思想的学术境界。本书将文体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针对具体可感的古代文体形态，诸如先秦盟誓、汉代策问、六朝挽歌、唐代判文、宋代评点、明代八股、晚明小品……阐幽探赜，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文化的况味，努力在中国本土文体语境中“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
该书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序（傅璇琮）
绪论
第一章 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
一、盟誓制度与盟誓文体之形成
二、盟誓的体制与形态
三、盟誓研究的文化意义
第二章 论谣谶与诗谶
一、谣谶形态与谶纬之学
二、诗妖、诗异：征兆、禁忌与政治炒作
三、诗谶：心态与命运
四、谣谶说与诗谶说对于创作心态与叙事文学的影响
第三章 秦汉的职官与文体
一、制度安排的文体指向性
二、职官与文体分类
三、职官精神与文体风格
四、职官与文体的复杂性
五、秦汉公牍文体体系及影响
第四章 策问与对策
——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从政务咨询到人才选拔
二、作为文章的策问
三、对策：君臣交际之始
四、对策的文体特征与局限
第五章 汉魏六朝挽歌考论
一、挽歌文体之源
二、嘉会与挽歌
三、从抒情到叙事
四、从悼人到自挽
第六章 诗可以群
——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
一、唱和：交际与交流
二、公宴：“嘉会寄诗以亲”
三、探题赋韵：集体性规范
四、赋得：“诗徇乎物”
五、联句：集体性形态
六、文体形态：观念的载体与文化的意蕴
第七章 六朝的忏悔文与杂体诗
一、忏悔文：从自省到忏悔
二、杂体诗：汉语“诗性”的形式实验
第八章 论古诗制题制序史
一、魏晋：从无题诗到有题诗
二、唐宋诗题：从规范到多样
三、诗序：诗题的补充
四、诗题与诗序：古诗演变之迹
第九章 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
一、题壁诗源流
二、相关的创作与传播形式
三、传播与传世
四、题诗与文人之生活和创作
五、题诗与大众之接受和传播
第十章 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一、判与唐代的选士制度和文化风气
二、唐判的体制
三、判体之流变及对叙事文学文体之影响
第十一章 集句论
一、集句诗之源流
二、其他集句文体简述
三、集句：独特的体制与风味
第十二章 论宋代檃括词
一、宋代檃括词之兴
二、檃括与帖括
三、檃括：非原创性的另类创造
第十三章 评点之兴──论文学评点的起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
一、评点的学术渊源
二、南宋诗文评点举要
三、刘辰翁：第一位评点之集大成者
四、 圈点的符号意义与评点的文化意味
第十四章 现存评点第一书
——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一、《古文关键》的版本与编者
二、《古文关键》的编选及其评点方式
三、“关键”的评点
四、《古文关键》的影响
第十五章 明代八股文
一、从八股文起源诸说看其文体特点
二、八股文之形成及基本结构
三、八股文形态举例
四、关于代人立言
五、关于守经遵注
六、关于八股文的语体
七、八股文及其理论与文学创作
八、八股文对明人心态之影响
九、关于对八股文的评价
第十六章 论“序题”——对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批评形式的定名与考察
一、关于“序题”的定名
二、文体序题的产生与兴盛
三、作为批评文体的序题
第十七章 晚明小品
一、从六朝小品到晚明小品
二、在载道与法度的古文之外
三、意境的营造
四、本草药方妙成文
五、意象体小品
六、世俗的雅化
第十八章 论晚明清言
一、清言之盛
二、浊世清梦与“务讲禅宗”
三、生活艺术化与“矫言幽尚”
四、幻灭感和末世味
五、清言的文体与语体
第十九章 文字游戏与汉字诗学
——《诗牌谱》研究
一、《诗牌谱》及编者
二、《诗牌谱》的内容与规则
三、汉字特性与诗学
四、从《诗牌谱》到集字诗
第二十章 作为批评文体的“读法”
一、 批评文体“读法”的形成
二、“读法”文体的高峰期
三、“读法”文体的特质
附录一 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
附录二 复杂的“杂文”
吴承学著述编年
初版后记
第四版跋
傅璇琮
今年四月间，吴承学先生来信，约我为其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写一篇序。刚看到信中所提的书名，马上就想到明代两部文体学著作，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
《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
《文章辨体》详列歌谣、赋、乐府、诗及各种骈散文体五十九类，《文体明辨》更细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当时我很担心吴承学先生如何把中国古代如此繁复、琐细的文体作统括全局的概述和分类辨析的细研呢？
后来接到来稿，先翻目录，不禁眼前一亮，原来全书十七章，第一章至十二章分别选择了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诗题与诗序、留别诗与赠别诗、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宋代檃括词、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等文体做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第十三至十六章则对文体学理论作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梳理，最后一章则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以评点形式所显示的文化传播与文化普及行为作出颇有当代意识的评议。
以上章节，大部分前些年曾以论文形式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当时也读过几篇，这次为了遵嘱写序，就集中把全稿细读一遍。每读一章，说实在话，真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论议深沉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我想，书序这一文体不是书评，不必对书作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此书书前的“绪论”也已对本书的宗旨作了明晰的阐释。
书的序言应当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大致是撰写者的一篇读后感，可以对书作感想式的评论，也可与著者作学术上或友情上的交流，也还可抒发撰序者本人的某些感慨。
《学术的年轮》
就我个人来说，吴承学先生比我年轻约二十余岁，按照友人蒋寅先生《四代人的学术境遇》所述，在20 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代，承学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总有一种与吴、蒋都是同一代的感觉，因此每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谈，也无“忘年”之感。这样，我这篇序也就随意而谈，无一定之体。
我读这本书，以及读《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
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
将以上的八个字、四句话，具体落实到这本书，首先我觉得承学先生有一种坚实而敏感的学科建设意识，而学科建设也确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面向新世纪所必须正视和承担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项目。
十年前承学先生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提出“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并写有专著，经过近几年的潜心研究，又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我认为，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说道：“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往往把文体单纯看作一种形式技巧，不予重视，这是出于一种偏重所谓政治因素的误解，从而限制了研究的视野。
如果按《绪论》中所说，“我们在建立文体学的过程中，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这就能促使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
当然，作为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有科学规范，另一方面更要有重点突破的创新意识。以古代文体学而论，面对从先秦至近代三四千年间几十种、上百种的文体，要一个个排着队来评述，谈何容易，这也是古代文体学面临的一个客观难题。
但我们可以作主观突破，这就是本书的一种创新精神，即先不作系统的概论，而是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涵义的——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
我觉得这样做，对当前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我们不要先作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这样难免重复、浅层；先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个点，作精细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讨，这就能使这一学科成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具有众多坚实实验室的科学园区。
这里提到实验室，我以为人文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特色的文献材料库，而本书在这方面也颇有建设性的创新点。我在上面曾讲到学重博实，而就现代来说，博实必须注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初版
在第一章《先秦的盟誓》中，作者表示，他通过现代先进的电子检索系统，得知“盟”字在《左传》中出现640 次，在《公羊传》中出现162 次，在《穀梁传》中出现172 次；“誓”字在《左传》中出现22 次，在《穀梁传》中出现1 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
又，在《汉字游戏与汉字诗学》一章，作者从《诗牌谱》中摘下开头三十个字，根据北京大学网站“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得出它们在《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天17614，云19029，烟6176，霞2008，霜3813，等等。
这样的“总账”式数字统计，并不纯粹是技术性的，它往往会带给人们一种文化探索的兴味。我在一次会议上也曾听“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制作者说过一段话，他说他拿出“夕阳”一词，来检索《全唐诗》出现次数，结果是初唐时期最少，晚唐时期最多，说得与会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当然，对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文献材料，不能全靠电子检索，还得靠头脑积累，头脑中的众多积累和有效利用，有时是电子检索不能代替的，它的表现特点是“活”。
譬如本书中讲到判文对叙事文学文体（戏曲、小说）的影响，就举出宋代《醉翁谈录》所引用的公案小说，元代的《陈州粜米》《硃砂担》《蝴蝶梦》《灰阑记》《窦娥冤》等十余个杂剧，明代的《包公案》《龙图公案》等白话判案小说。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
又如《晚明小品》一章述及古人以本草、药方形式写出富有情趣之文，所举之例，有唐张说《钱本草》、贾言忠《监察本草》、侯味虚《百官本草》、宋释慧日《禅门本草》、明袁中道《〈禅门本草〉补》、清张潮《书本草》（按药方所举例，省）。
这是现在电子检索还做不到的，需要我们当代学人，排除外界的诸种干扰，安心读书做学问，才能有所获得。
承学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博通中外古今，书中好几处引及现代外国的哲学、文学理论著作，如论集句时，引述俄国美学家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美学原理；论《诗牌谱》，就随手联系西方文论中的意象研究，以美国学者华兹生对《唐诗三百首》所作统计为例。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晚明小品》一章中论及作者自己立名的“意象式小品”，也即一连串的意象联缀而成的小品，这些意象有时看来只是杂纂而成，而实际上则有内在的联系，构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意境。
作者写到此，特地举了现代作家汪曾祺的小说《钓人的孩子》一段描写。为我们搞古代研究的人提供欣赏，我这里把这段美文移录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小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甜酸苦辣咸。
《钓人的孩子》
这样的意象式字句，更能使人体味抗战时期昆明郊区一个普通小镇的独特景致。讲古代文体，引用现代文学创作，这不但是增加书中的文采，更使人得到沟通古今的启发。
我过去在论述朱东润先生史传作品时，曾提到“朱先生的传记作品还有一种神来之笔，那就是在讲述历史时，忽然会把过去的生活拉到现代来，增进人们的时代意识与生活情趣”，并举《杜甫传论》中论及杜诗《严氏溪放歌行》，引及近代乐曲《二泉映月》，论及杜甫在江陵的遭际，联系法国雨果的小说《笑面人》（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所刊拙文《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
沟通古代文学与现代创作的内在联系，挖掘我们华夏民族的潜在文化意蕴，这应当也是我们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命题。
我恐怕不能讲得太多，影响读者对这部佳作的研读和欣赏。我想再补充谈两点。一是作者注意过去不大受人重视的一些文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强调“文体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如论文字僻涩的先秦盟誓，指出“盟誓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讲到具有神秘意味的谣谶和诗谶，说“它们具有某些其他类型诗歌所没有的某些文化内涵”；说古人的题壁、题树等题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一种富有艺术色彩的人文景观”；讲到一向被视为政治文体的判文，说“判辞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对一向被视为臭文的八股文，说它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影响最大的文体之一”。这样从文化视角来探讨文体的产生、演变及社会意义，确能使人扩展视野，加深思索。
另一点是书中对某些流行看法和传统观点，能独出新见。如论八股文，说八股文确有影响明代文人和文学的创新精神，但又指出其理论比较复杂，对于古代文章学、技法理论产生的影响难以断然否定，并说作为科举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确综合和融化了古代许多文体的特点”；又如这些年来备受人赞赏的晚明小品，作者在作了肯定论述外，提出其一个特点是“虽小亦好，虽好亦小”；对晚明清言，指出其思想内容的两重性，即：“清言所标榜的是高旷，而最终却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头。”这些都是使人惬意的中肯之论。
承学先生于四月中旬寄来此书书稿时，并附一信，信中有几句话，颇值得深思：“这里远离学术中心，在许多外地学者看来，此间不是做学问之处；而在此间世人看来，做学问乃是不合时宜之事。这两种看法都近于事实。既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学者在这里想真正做点学问实在具双重的困难和压力。也许正是这样，我的论文总是带有某种‘边缘’色彩和寂寞之音，格格不入时流。”
这几句话我是完全能理解的。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古代学问之人，是不能与股票“联网”，与“票房”比值的。我们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承学先生那样的才具气度与情含雅致。
《冰壶秋月》
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
关于广州的文化环境，最近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送我的一本书得到新的启示。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年初出版一本大16 开本的图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书中影印了19 世纪初期广州画铺中的画师绘制的所谓外销画，画师当时从营利出发，将各种题材的水彩水粉外销画绘制出来，销售并流传到欧美各地。这些外销画所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片断题材，而画法却摹仿西方，现在看来十分别致，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情景。
《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
这是在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可见在鸦片战争这个被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之前，广州的社会与文化风气已有一种相当西化的倾向。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是一个整体且相对独立的行动，并不完全受政治的制约和影响。
陈寅恪先生早年所作的宗教史名篇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就提出过一个论点，说两种不同民族的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港湾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
对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这本表现广州19 世纪初期三百六十行市井风情图集，更显得陈寅恪先生论点预测性和推导性之可贵。
近二十年来广州的开放成绩显著，文化的活跃也有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吴承学先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以寂寞之心钻研其所称之“边缘”，必将是一片为人注目的学术“新境”。——这，也是拙序的殷切期望之情。
2000年6月中旬，北京六里桥寓舍，
时当数十年来未有之高温
《傅璇琮文集》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文体形态不断地创造、融合与更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艺术形式的演变史。
文体学研究，既是古老的课题，也是崭新的学术领域。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也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点不断在变化。新时期以前，文学研究明显带有政治化的倾向；新时期的初始阶段，古代文学研究在突破旧研究范式束缚的同时，又比较强调宏观的研究，而且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虽然取得不少实绩，但对文学文本与文学本体的研究还是非常不足的，文体形态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
近年来，文体形态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出版了不少文体研究专史与论文，对各种文体形态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文体学理论也出现一些可喜的成果，文体学研究成为新近学术热点之一。
文学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史学、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文学性，这是文学史学科的本质所在，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而文学形式则是文学性的重要方面。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
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史是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领域。文体史研究在价值取向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不仅应该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应该与一般文学史研究有所区别。
比如，文体史的分期不仅与政治史分期不同，与文学史的分期也应该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因为文体史发展和文学史发展各有不尽相同的规律。虽然文体史与文学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但是文体史研究的重点却在把握各种文体形态总体的规范及其发展演变。
文体史与文学史的视角和价值判断都有所不同，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史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在文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书所研究的文体形态，选取的根据主要是其在文体史上的价值。
《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往往未能从实际出发，确定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因为从纯文学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
因此，古代文体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
文体形态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它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忽视对文体形态的研究，原因就是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某一体裁独特的审美规范。
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是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中的产物，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在这期间，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有画龙点睛之作用或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集体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文体规范是一种带有共性的语言与社会规则。
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文体发展的两大动力，这是研究文体发展史的线索。文体形态不是纯语言现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需求才是文体形态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因此，文体语言形式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
文体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有关系。人类在与自然及社会长期交往的历史中，形成艺术地感受和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与精神结构，而这些又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文体史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文体具有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文体发生与演变也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所以文体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也是共通的。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喜欢将某种文体作为某一时代的代表，有所谓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这些说法往往容易失之简单化。事实上，一个时代某一文体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体必然衰落。
不过，特定文体在特定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却是不争的文学史实。在同一个时代中，也不是所有的文体都是均衡发展、地位相当的，其中总有主导性的文体。人类的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结构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也在不断地发展。
文体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文体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精神的感受方式相合拍。时代和群体选择了一种文体，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当特定的文体形式与群体和时代的感受方式相对应时，才得到接受，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
本书不是对于古代文体系统的概论，而是文体的个案研究。我力图在学术界现有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
除了研究文体的语言文字形式之外，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
总之，文体所具有的深广的语言学、美学与文化学内涵及其所指向的文学史意义，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我的研究重点。
《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运熙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学习过程中深感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一些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为题的。
90 年代，我在中山大学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回首对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倏忽之间，年逾一纪。虽困心衡虑，而管窥蠡测，所获实浅。兹将《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暨相关成果，都为一集，以存岁月流逝之迹，并寓自厉之意焉。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三版）
本书是以古代一些文体个案为研究对象的，选题非常具体，而且多是学术界不甚重视的问题。《论语》中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的研究恐怕就是“识其小者”，但我总以为，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作家的个案研究。
我在研究过程中，时时企图能探讨和梳理中国古代文体，以比较系统的方法研究文体内部结构的规律性、美学特征、语言形式、表现手法以及相关的文体分类学和批评理论，研究古代文体的制作形态与传播形态。
同时，又以文学史的眼光把文体形态当作文学史发展演进之产物加以剖析。总之，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文学自身，从文体史研究的角度切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我的研究得到我的老师、前辈与同行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书中数章节承蒙《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惠予发表（收入本书时，又做了些增补修订，原论文的题目名称和内容编排，都有所更改），使我由此而获得不少专家与读者的鼓励与赐正；我的博士生与硕士生们是拙文的第一读者群，我常就古代文体研究问题与他们切磋讨论，他们活跃敏锐的思维也常常感染了我。古人说，教学相长，善哉斯言。
傅璇琮先生应晚辈之请，欣然赐序。时值北京数十年未有之酷暑，先生又患腕疾，但为了不影响本书的出版计划，他特地挤出时间阅读书稿赶写序言，还就书稿一些文献和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又为我寄来相关的参考资料，令我既感动又不安。
傅先生在序言中说，面对各种压力，学者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激勉之情，溢然纸上。我将谨记此言，并愿与朋友们共勉。
吴承学
2000年7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旨永神遥明小品》
学者对于自己的著述，难免“敝帚自珍”。我有著述数种，但对《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这本20多年前初版的书，除了“自珍”，还怀有“独钟”之情。这种感情很难说清楚，就像从前大家庭中，父母对于所有孩子大都有舐犊之情，但也可能对个别孩子特别怜爱。这往往不是因为父母偏心，而是这孩子和父母的生命历程有过特殊的关联。
这本书就是在我学术历程的特殊阶段孕育而成的。我们这代学者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可谓百废俱兴，万涂竞萌，中外各种文化、思想五彩缤纷。
到了90年代，我开始思考如何寻找和拓展本土性的学术领域与研究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迷茫与摸索，终于发现“古代文体学”这一独特路径，这条路径也成为我跋涉数十年的主要学术领域。
回想起来，当时找到方向的感觉，就像行走于夏日山间干渴困倦的旅人，峰回路转，忽见绿树成荫，又闻汩汩泉声，快何如之！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时那条人迹罕至的路径，现在也已成为通衢大道。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其发生与演变也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文体史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
《陈寅恪集》
陈寅恪先生曾在评价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他提出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这在治学方法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
就文体研究而言，也可以说，“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喜欢把文体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视角，从具体可感的文体形态入手，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文化的况味，努力回到中国本土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
我总认为，文体形态是有意味的形式，文体研究应该追求一种有灵气、有思想的学术境界。当然，知易行难，陈义虽高，而具体研究往往文不逮意，半折心始，徒增愧畏。
对处于学术发展关键期的年轻学者而言，最幸运的莫过于生活在比较宽松的研究环境，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支持，最需要重视的时候受人提携。
回首年轻时代，生活简单而快乐，最大的快乐就是心无旁骛地读书、思考和写作。我总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这本书的每篇文章，从灵感到成文，从发表到反响，都有一段温馨的记忆。
重读旧文，我常常感慨那时思路的奇特与书写的畅快。这除了年轻之外，更得益于时代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不羁与自信的心态。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条件有异，但在时代风气鼓舞下，都可以各从其志，也可以各极其致。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小鸟也可凭借风势，冲天而飞。钝拙如我，倘说年轻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就是受到宽松自由的时代风气之鼓荡得以腾跃的。
这本书寄寓着我对似水年华的追忆，对温润友好的学术生态的怀想，对支持、提携过我的前辈、同行与读者的感恩。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
2000年这本书初版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增订本，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版。商务印书馆“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拙著第四版得以忝列其中，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的点滴记录，也成为个人致敬伟大时代的涓埃之礼，我由衷感到荣幸。
吴承学
2024年春节于康乐园
作者近照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82年、1984年分别获中山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0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委员主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等。199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被授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形态与文体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及论文多种。曾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思勉原创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