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长春一男子专敲人脑袋抢钱,受审时称“让别人替我去死”

审时度势历史说 2023-09-28 06:06:02

对我国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中国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综合国力迅速攀升。对百姓来说,国内处处都是机会,即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蓬勃的活力也令人热血沸腾。

然而那段时期也有可怕的一面。

1995年6月8日16时许,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一名女工下班回家,正在自家门前摸钥匙开门时,突然被人从身后袭击。歹徒手法简单,用一把再常见不过的刨锛(一种类似于锤子的工具)猛击受害者头部。

虽说恰逢邻居出门,歹徒被迫仓促中断行凶,但被害者依旧重伤至一度危及生命。警方赶到后发现,歹徒抢走受害者金项链一条以及现金600多元。

仅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20时左右,南关区另一小区一年轻姑娘同样在家门口遇袭,身上所有的金银首饰和现金被洗劫一空。与上一位受害者类似,此案的受害者受伤严重。

7月24日10时许,南关区一名男子在自家附近遇袭,不但被榔头砸头,更是遭斧头劈砍,受伤严重,而他的所有随身物品也遭歹徒洗劫。

诸如此类事件在当时的长春市内频频发生,从1995年6月~8月,短短2个多月内竟接连发生40多起。凶手下手也不挑人,受害者中还有一位怀胎数月的孕妇。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孕妇受伤极重,却硬撑着一口气在地上爬行200余米,直到向路人求救后才昏死过去。最终孕妇不幸成为植物人,但她腹中的孩子却得以保全,母爱的力量实在令人惊叹。

一时间,坊间传闻社会上存在一个“刨锛帮”,民众人心惶惶,走在路上胆战心惊,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也被开瓢。

这便是笔者所强调的“可怕”之处。

那个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如野马脱缰,但为适应新的时代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备受争议的“下岗潮”等,使社会中充斥大量闲散人员。在国家鼓励“先富”的号召下,一部分人率先奔向小康。

但老祖宗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些人眼里,贫穷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看别人先于自己吃上饱饭。于是,不法分子们贪图享受而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间,我国社会基层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犯罪团伙。

中国司法部门对维护公正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我国法律总能有效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却在很多情况下无法避免犯罪的发生,而这些犯罪团伙主打的就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工具,对受害者和社会造成最大程度的杀伤。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80年代河北唐山横行一时的“菜刀队”:由下岗工人李连生创立,短短几年便发展出6个分队,仅正式成员便多达600余人。他们先后打服天津、秦皇岛和东北的大小帮派,成为华北道上一霸。由于膨胀过快,唐山与周边县市的菜刀几度脱销。

“胆大包天”都不足以形容该团伙的嚣张: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普通老百姓家“执法”,在军营门口重伤军人,甚至曾拦下京城领导专车,扬言“不给钱就不让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您再看这段往事便不难发现,创造如此之大的一个犯罪集团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只是利用了那个时代的混乱与人的惰性、内心的贪欲罢了。

“刨锛帮”也类似,从上述案情中我们不难看出,歹徒们就是冲着钱来的。据传古时一些土匪草莽尚有不杀妇孺老幼的规矩,而这些歹徒却无所不用其极,实在令人气愤。

可无奈的是,由于受害者非死即残,案发时几乎没有目击者,那个年代又没有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直接导致警方得不到有价值的线索。即便“刨锛党”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公安机关也只能干着急。

好在诸多受害者中的一位经过抢救醒了过来,据他所说,自己遇袭后尚有意识,记下了其中一名歹徒的样貌。此外,他还听到了这名歹徒与他人的谈话,这就意味着这一系列抢劫案系一个团伙所为。

在这珍贵的线索的帮助下,专家完成了对歹徒的画像,并推断出歹徒年龄不到30岁,身材高大,本地人。且从歹徒挑选的目标来看,警方又提出两种可能:

其一,遇害者都不是有钱人,倘若只冲着谋财的目的害人,那么凶犯未免也太“低效”一些,因此不排除凶手有反社会倾向;其二,凶犯作案干净利落,让警方一度无迹可寻,显然对警方的调查流程非常熟悉,应该是看守所的“常客”。在留有案底,这一点意义重大,意味着警方可以对着名单筛选符合作案特征的嫌疑人。

1995年8月25日,长春警方又获得关键线索:在7月24日的作案中,凶犯劫获一部“大哥大”移动电话,一个月后,运营商发现这部电话又有人使用了。警方按照定位找到了大哥大的使用者,后者是一名店铺老板,声称是从一个名叫陈立武的人手里买下的。

在场的干警听到这个名字,心里立马明白了个七八——这陈立武可不算“外人”。

此人是长春市下辖县级榆树市人,家中兄弟五人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在十里八乡都坏得出名,被赠外号“榆树五虎”。

1995年9月7日,长春市区一家当铺值班经理遇袭,清醒后给警方提供线索,称行凶者名叫赵明哲。

后来警方找到了赵明哲其人,发现他不过是一名19岁青年,与当铺经理的描述出入很大。后经调查得知,赵明哲此前把自己的身份证借给了一位朋友,而后者又转借给他人,身份证最终的持有者正是陈立武。

1995年10月,警方得到线索称陈立武要去火车站接妻子,遂制定周密抓捕计划:安排三男三女6位干警,伪装成3对夫妇,暗中跟踪陈立武。六人悄无声息地对歹徒实现合围,等到时机合适,一拥而上将其抓获。

恐怕陈立武早就想到了自己的下场,被捕后竟慌乱地大喊自己的名字,央求警方千万别开枪;被捕后,他还颓然地念叨着“这回完了”。

审讯时,陈立武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顺带着把自己的多名同伙全供了出来。据交待,自1992年下岗以来,他生活非常拮据。由于有前科,他根本无法找到工作。陈立武一盘算,自己也不能活活饿死,便想出这么一招。

您看,宁可让他人去死,也不能自己挨饿,此人内心究竟有多黑暗。

报告称,该团伙共作案34起,造成3人死亡,20余人残疾。次年初,陈立武连同几名主要同伙被判处死刑,立马被押赴刑场枪决,剩余少数几人则被判无期徒刑。

陈立武团伙的下场无疑大快人心,然而,这只是数不清的“刨锛帮”中的一个。且不说这类作案手段最为严重的东北地区,就在同一年,千里之外的河南省民众也备受困扰。

在鹤壁市淇县,一个多月内发生类似案件11起。警方的调查一度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当地政府部门一度号召民众夜晚外出时结伴而行。

最离谱的是,警方从一起案件中抓获2名嫌疑人,而两人身上又各自背了一堆伤人案。其中一名被“误会” 嫌疑人名叫祁红佳,是个“妻管严”,妻子的强势令他记恨。仅出于对妻子的报复,祁红佳在一个月内连伤5人。据他所说,虽然事前紧张不已,事后又非常愧疚,但敲人那一下的快感实在令他无法抵抗。

而后来被抓获的真凶高某更是一名惯犯,曾在一次行凶时没把受害者敲晕。对方央求高某手下留情,身上财物尽管拿去,自己绝对不会报警,哪知高某一不做二不休,一下一下将受害人砸死。

最终,高某被依法判处死刑,祁红佳以故意伤人罪被判处十年监禁。

直到2007年后,这类状况才逐渐消失。

总之,正如我们先前所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不尽人意的一面。

人们固有的观念在时代的变革下轰然崩塌,新旧更换的过程中出现的真空,令人性中一些晦涩的部分无法被控制。古人说,不怕大家穷,就怕他穷你富。或许对少部分人来说,贪婪残暴也好,克己守心也罢,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还得看口袋是饱是瘪。

极端者想要犯罪,只需随便找把锤头棍子就行了。低廉的犯罪成本,让逝去的生命显得毫无价值——相比于案件本身,这才是真正令人背后发凉的。

在如今大部分人物质生活无虞的今天,再看过去发生的一些事,简直如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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