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5章“白雀园大肃反”中这样写道——

“官兵总数为15000人的红四军，被张国焘肃掉了2500多人。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成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派到鄂豫皖边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柴山保，担任红31师副师长。

一个月前，红31师师长吴光浩在赴河南商城途中遇敌伏击，不幸牺牲。徐向前临危受命出任副师长，实际上担负着全师的军事指挥职责。

那时候的鄂豫皖根据地尚处于创建和巩固时期，红31师更是一个典型的“架子师”，虽然下辖第91、92、93、94团一共4个团，但全师兵员不足500人。

1930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红31师与红32师、红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为了加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指挥，中央派遣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第一军军长。

1930年9月，为了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指派曾中生前往鄂豫皖苏区，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在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的领导下，短短一年时间，鄂豫皖苏区的革命队伍发展成为一支两万余人的武装力量，根据地的范围也扩大了数倍，鄂豫皖苏区得到了空前发展。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受中央指派赴鄂豫皖工作。打着“一大代表”、“李大钊嫡传弟子”旗号的张国焘，仿似钦差大臣一般，带着沈泽民、陈昌浩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在新集召开会议。会议撤销了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张国焘初到苏区，部队掌握在曾中生，许继慎手中。为了迅速站稳脚跟，第一步就需要建立个人权威。张国焘很清楚，想要建立个人权威，就必须有“枪杆子”撑腰。

这期间，张国焘以“审干锄奸”为由，首先将苏区保卫局从曾中生手中接了过来，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原先仅有几十人的保卫局扩编到营级规模。

并仿照苏联“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纪律条令，将苏区保卫局的职能明确为：消灭和制止一切可能危及革命的个人和组织，用一切非常手段，同一切异已分子作斗争。

张国焘的这“三个一切”，实质上已经将红军保卫局改建成了苏军中的“契卡”。

紧接着，为了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张国焘交给曾中生、许继慎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张国焘命令曾中生、许继慎率3000红军进攻安庆，威逼南京！

曾中生、许继慎率部进军安庆途中，行至英山脚下的鸡鸣河时，针对张国焘“进攻安庆，威逼南京”的命令，召开了作战会议。

这次军史上著名的会议，史称“鸡鸣河会议”。

会议上，与会将领一致认为：

依据当前的敌我态势和兵力对比，以这区区3000多人去攻打安庆，必定是有去无回。这是一场毫无意义，且毫无胜算的战斗，3000多名红军将士的生命，不应该白白这样去牺牲。

会议最终决定，部队原地待命，曾中生、许继慎联名请求张国焘取消攻打安庆的命令。

此举正中张国焘下怀，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张国焘以此为由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

张国焘在会议上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将曾中生、许继慎开除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并以“违抗命令，畏敌不前”为借口，命令保卫局将二人逮捕审查。

张国焘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的同时，趁势对全军将领进行分化瓦解。要求团以上干部人人“站稳立场”，与曾中生、许继慎“划清界限”。

1931年10月，部队转移到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时，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根据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的权威，终于亮出了屠刀，以“肃反”为名，对自己的革命同志痛下杀手……

1931年11月，黄埔一期毕业，先后参加过两次东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鄂豫皖特委委员、红11师师长的许继慎，被张国焘诬陷以“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年30岁。

许继慎被杀害后，其妻王望春也被逮捕，年仅20岁的王望春时任红12师政治部秘书，已怀有身孕，最终仍被残忍杀害。

1935年8月，曾中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年仅35岁。

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七大”上，许继慎和曾中生得到了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国焘实施的这次长达8个月的“肃反”，使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血流成河，数千名红军将士以及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屈死在张国焘的屠刀之下，史称“白雀园大肃反”。

就此，张国焘通过一系列的残酷手段，在鄂豫皖根据地站隐了脚跟，巩固了地位。

由此，鄂豫皖红军从集体领导，变作了张国焘个人独裁。

“白雀园大肃反”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从而为后来在长征中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埋下了伏笔。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5章“白雀园大肃反”中这样写道——

“官兵总数为15000余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2500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成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

开国上将许世友在回忆录《我在红军十年》中写道：

“在鄂豫皖当团长的时候，搭班子的5任团政委，早上还在一起指挥打仗，晚上就被张国焘秘密拘捕杀害了。我就抓住两条：一是只管打仗，尽量打胜仗。二是不说话，尤其不说牢骚话。”

开国中将王近山晚年回忆道：

“我这一生最怕的就是被自己人当成敌人杀掉，但当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盼着打仗，与其提心吊胆的等着被保卫局杀掉，还不如早点死在战场上。”

“白雀园大肃反”后，张国焘彻底获得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大权，沾沾自喜的他，甚至将“肃反”经验汇编成册，送至其它根据地“交流学习”。

湘鄂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夏曦更是有模有样地学习了张国焘的全套经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夏曦在湘鄂西苏维埃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

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致使鄂豫皖根据地元气大伤，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部队士气低迷，战斗力迅速滑落。

失地损兵后，红四方面军终于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转进川北的三千里征程。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苍溪县塔山湾（现更名为“红军渡”）等地渡过嘉陵江向西出发，开始长征。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

1935年6月25日，主席率领着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以及高级将领数十人，顶着瓢泼大雨，站在两河口路边迎接张国焘。

时隔多年后，主席与张国焘再次见面的这天，中央红军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们全都肃立雨中，望着远处的张国焘骑在一匹大白马上，神釆飞扬的疾驰而来……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蜜月”却是非常短暂的，当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弄清了中央红军还不到1.3万人时，坐拥8万雄兵的他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当时在党内，论资历、论实力，无人能与张国焘匹敌！

张国焘头顶中共一大代表的桂冠，身披李大钊嫡传弟子的光环，手握雄兵8万，他岂肯甘居人下，他的目标就是取代中央！

果然，不久后矛盾和分歧就出现了，而且愈演愈烈！

中央红军意欲北上，张国焘则坚持南下，意见不合甚至威胁中央。

僵持两个多月后，置身四方面军的叶剑英从电报中发觉张国焘异动，匆匆赶回报讯。为避免发生火拼，主席决定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

最终，危机终于爆发了……

1935年9月9日，天刚蒙蒙亮，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一个电话打给陈昌浩：“中央红军跑了，还对我们放出警戒，要不要打？”

陈昌浩捂住话筒，小声和旁边的徐向前商量：“他们跑了，要不要打？”

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坚决不能打！”

多年以后，主席对徐向前元帅说道：“那天我们要是真打起来，历史就要改写喽，最高兴的莫过于蒋委员长！”

徐向前当天的决定，挽救了红军，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居功至伟！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宣布“另立临时中央，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中央委员及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下令通缉。”

当年的开国元勋们，提着脑袋闹革命，被国民党悬赏通缉是家常便饭，谁要不被通缉个三回五回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革命者。

但被同样叫作红军的红军通缉，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率部南下，在最初取得几个胜利之后，在百丈地区遭遇到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以及川军刘湘部的三面合围，一仗下来，损失一万多人。

接下来红四方面军接连遭到重挫，短短6个月时间，从8万大军锐减至不到4万人。

1935年11月下旬，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决定和《八一宣言》，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张浩严厉批评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并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

伴随着红四方面军军事上一次再一次的失利，至此，张国焘已无对抗中央的能力以及底气了，表示愿意绝对服从并尊重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张国焘承认错误，并取消了“临时中央”。随后放弃川康，率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

1936年7月1日，由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干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当晚，一直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将这一年来张国焘闹分裂的种种情况，详细告诉了贺龙，并表达了担忧：

“四方面军损失惨重，张国焘颜面尽失，地位摇摇欲坠。为了免遭清算，更为了保住政治地位，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有可能仍会拖延，不愿北返。”

1936年7月3日，二、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刚要站起来向全体红军将士致辞时，坐在身边的贺龙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角。

张国焘不明就里，疑惑地看着贺龙。

贺龙拍了拍腰间的手枪，沉着脸对张国焘说道：“只讲团结，莫要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

主席在建国后多次讲过：

“张国焘是害怕贺老总的，四方面军最后能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贺老总是立有大功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西路军史》，书中写道：

“就在甘孜，张国焘再次向中央讨价还价，并且提出了西征计划。”

这一点上，《红西路军史》与张国焘回忆录《我的回忆》，所记录的经过是一致的：

西征计划，是由张国焘本人最先提出来的。

张国焘最初的打算是：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在河西居左，贺龙也不要北上，率红二方面军在甘东居中，中央红军则在陕北居右。以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张国焘的这个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则能够让他继续保有一支足以和中央红军分庭抗礼的力量和地盘。

中央一眼看穿了张国焘打算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政治野心，但本着团结红四方面军，为了让张国焘能够继续北上，中央采用了折中方案，同意了张国焘的部分主张：

“由一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等部与四方面军共同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打通河西走廊直达新疆，开辟出一条从新疆获得苏联援助的通道！”

对于合组西路军，张国焘开始是抗拒的。但连续的失利已经造成了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分歧，此时就连陈昌浩等人都与张国焘时有意见上的冲突。

最终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的说服及督促下，张国焘不得不作出让步，服从中央合组西路军的决定。

但就在张国焘准备率部西渡时，面对胡宗南虎视眈眈布防于黄河东岸的30万大军，张国焘又再次与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

1936年8月12日，中央军委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

“设想四方面军从甘肃渡过黄河，然后沿河北上。一方面军从陕北攻入宁夏，在宁夏金积、灵武渡河，两军南北两面夹击，消灭宁夏马鸿逵部占领宁夏，二方面军则负责侧翼掩护。”

中央计划发起“宁夏战役”，要求打完“宁夏战役”，占领宁夏后西路军再行西征，这样的局面将会对西征部队更为安全和有利。

而张国焘则力主一、四方面军共组的西路军立即西渡黄河，开始西征。

就在此时，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发生了重大分歧。

行至甘南时，张国焘坚持要求部队马上西渡黄河，尽量避免与“宁马骑兵”作战。

而经历了川康之败的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将领已对张国焘失去了信心，主张服从中央决定，配合中央展开宁夏战役。

此时的张国焘再也不复从前的刚愎自用，一言九鼎的家长式作风了，甚至声泪俱下地去做部下的说服工作。

由于张国焘在战与不战之间犹犹豫豫，使得红四方面军仅有一半部队渡过了黄河，且右翼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而这时敌人已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

最终，“宁夏战役”作战计划被迫流产，而四方面军未过河的部队也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四方面军被胡宗南一刀切成了两半，河东河西被分隔在了黄河两岸。

过了河的一半部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继续西征。

过不了河的张国焘，只得带领着另一半部队北返，与陕北中央红军会合。

张国焘在黄河边上的这次犹犹豫豫，使得西路军失去了一半以上的主力部队，只有四方面军的红30军、红9军和红一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渡过了黄河，从而为西路军最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

西渡黄河的西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本打算守住河西走廊坚持4个月，待获得新疆方向共产国际送达的军援后再杀个回马枪……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不停地改变援助地点和时间期限，一拖再拖，使得西路军越来越陷入被动之中！

红9军守不住古浪，使得马家军源源不断地从兰州、青海迅速赴援，对西路军形成合围之势。

红5军血战高台，最终全军覆没。

西路军总部困守临泽，幸得供给部粮秣科科长秦基伟临危受命，以1000人对敌10000人，最终带领700余部成功撤出临泽。

红30军左支队在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顶风冒雪翻越祁连山，最终437人得以幸存，抵达新疆星星峡。

缺粮少弹，兵力孱弱的西路军最终未能坚持到1938年春……

西路军的失败令人扼腕叹息，因为它并非发生于红军长征途中最最困难的时候，而是在长征基本结束，中央红军已抵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正在从低谷走向坦途时发生的，非常令人痛惜！

如果说1935年11月张浩的归来，确立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内心还能接受的话，那1937年11月王明的归来，却使张国焘产生了死亡的恐惧。

此时的张国焘虽仍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上面，都有其署名。但其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回延安，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恶劣行为，导致了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7年末，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在此背景下，张国焘只好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

“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认可了张国焘的这份检讨，认为张国焘“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几天后一个早上，张国焘正在住所前晨练，延安供给部的几名管理员来到他的窑洞前，要求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

张国焘愤然质问：“究竟是哪位领导需要我让出窑洞？”

管理员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

闻知是王明，张国焘在寒风中打了个激灵，寒意瞬间袭满全身。

早在1928年，张国焘就曾与王明有过一次较量，那次，他完败于王明手下，王明的冷酷残忍和无情手段是他早已领教过的。

那时张国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同在苏联工作的王明视张国焘为异己，利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将矛头对准张国焘，使张国焘吃了不少苦头。

最终，张国焘的职务被王明取代，灰溜溜地被王明赶下了台。

而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到达延安的。

张国焘从心眼里厌恶昔日的宿敌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和任何人说话的态度，仿佛就是在传达圣旨……”

而赶巧就在此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这更让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首先找上门来，王明开门见山就告诉张国焘：

“一直被你倚重的黄超、李特是托派分子，已在迪化被我处决了。”

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的盛气凌人，不断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

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批评，他还能接受的话，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惧。

张国焘怎能忘记，1931年11月在“白雀园大肃反”中，自己就是使用了这样的手段，罗织出同样的罪名，杀害了数千名自己的同志……

王明的这一番谈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就意志不坚，摇摆不定的张国焘，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从此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最终公开叛变投敌。加入军统后，成为了戴笠手中的一枚棋子，最终被戴笠利用完后将其抛弃。

1979年12月3日，中风偏瘫的孤寡老人张国焘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的病床上。

据说是夜里被子掉落床下，张国焘无力自己捡拾，遂被活活冻死。

本文资料引自——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国焘回忆录《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出版。

秦生著《红西路军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