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汉末代实权皇帝扶持的外戚，何进后世评价不佳。除了被误解为粗鲁“莽夫”，更因他引入董卓这“西北恶虎”对抗宦官而遭诟病。何进为何调外兵进京？洛阳城内又隐藏怎样的波谲云诡呢？

贤臣与小人

汉灵帝初，朝政由外戚与宦官操控，桓帝刘志凭军功获“桓”谥，却无子嗣，皇位争夺激烈。外戚窦武与宦官曹节等争锋，最终拥立年幼的“解渎亭侯”刘宏为帝，以求继续掌权。凭借着定策拥立之功，外戚和宦官集团再度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红利。然而，为了争夺小皇帝的主导权，窦氏外戚与宦官集团很快便由合作走向了决裂。

建宁元年（168）九月，窦武指使“尚书令”尹勋逮捕了“黄门令”魏彪、“长乐宫尚书”郑飒，试图以此为突破口罗织罪名，将曹节、王甫等宦官一网打尽。

他们将皇帝刘宏带入德阳前殿控制，与此同时，以刘宏的名义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赶往北寺狱，在袭杀了“尚书令”尹勋的同时，救出了被关押的魏彪和郑飒。郑飒获释之后，迅速控制太后窦妙。至此，宦官集团完全控制了权力中枢，可以从容地派郑飒等人持节调动御史台的“侍御史”“谒者”，前往逮捕窦武及其党羽。

老于军伍的窦武自然不愿束手就擒，他当即便率领自己的卫队杀出大将军府，赶往“北军五校”（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之一的步兵校尉营中，与自己的侄子窦绍会合后，随即以“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的赏格，召集了“北军五校”治下的数千兵马，并抢占洛阳城外的都亭驿为临时营垒。

窦武虽握有军事优势，却未果断行动，关键时刻投鼠忌器，错失良机，固守都亭驿。此时，刚胜羌人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军意外抵达洛阳，表面依周靖令会合王甫，实则其庞大军力显有预谋。

黎明时分，综合各宿卫力量也只拼凑出千余人的王甫见援军至，信心倍增，与张奂联手出击窦武。北军五校见张奂精兵，心生畏惧，窦武军遂溃。窦武、窦绍绝望自尽，宦官集团趁机大肆屠戮窦氏党羽。

此番外戚倒台，与昔日梁氏覆灭相似，但背后动力不同：梁氏之败源于桓帝意志，而窦氏则在宦官操控下瓦解。宦官集团已掌宫禁，外戚唯有依赖北军抗衡。北军虽强，却对皇权与禁军忌惮，形成僵持。边疆野战军如张奂部成关键，其立场决定胜负。士大夫官僚因无军力支撑，在斗争中边缘化。

事情平息之后，宦官集团论功行赏，升任大司农的张奂本应封侯，但不愿受制于宦官集团的张奂选择了“封还印绶”，只接收了二十万钱的赏赐。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张奂帐下“军司马”的董卓，此番也受赏九千匹丝缣，不过董卓却秉承着“受赏的虽然是我，但功劳是大家的”（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的精神，将所有的赏赐分给了麾下的属吏和兵卒。从这个角度来看，董卓日后能够成为军阀的第一桶金，便来自于此刻宦官集团的赏赐。

士族的棋子

扳倒窦氏外戚后，宦官集团并未停歇，转而将矛头对准士族阶层，掀起了更为残酷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场风暴中，颍川郡成为重灾区，以“颍川四长”为首的名士们遭受重创。荀淑家族中，荀昱、荀昙分别被杀或终身禁锢；钟皓、韩韶之子亦因被划入“党人”行列而仕途尽毁。尤为讽刺的是，陈寔本应是重点打击对象，却因早年对宦官张让之父的吊唁之恩，得张让庇护而幸免于难。

张让此举，既出于报恩，也蕴含政治考量，意在储备未来盟友，巩固自身地位。与此同时，汝南袁氏袁绍、袁术兄弟，敏锐地察觉到“第二次党锢之祸”背后的机遇，积极庇护党人，其中南阳名士何顒尤为显著。尽管何顒具体贡献的计谋未详，但他的存在无疑为袁氏兄弟增添了政治筹码。而另一位南阳何姓人物——未来的“大将军”何进，则在此时悄然崛起于洛阳政坛。

关于何进的出身，今天已不可考，仅从《后汉书》中可知其来自南阳宛城，家境并不显赫。早年丧母，父亲再娶后，他更承担起家庭重任。屠户的身份虽为士人所轻，却也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与广泛的人脉。通过精心布局，贿赂宦官和以董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何进成功将妹妹送入皇宫，自己也随之步入仕途，以“郎中”的身份在刘宏身边工作，逐步晋升为禁军将领“虎贲中郎将”及地方长官颍川郡太守。

随着妹妹被封为皇后，何进家族地位骤升，成为洛阳新贵。刘宏重用何氏兄弟，实则是基于朝堂平衡的考量。面对宦官与外戚的复杂斗争，身为外藩远支的刘宏既需抑制宦官势力的过度膨胀，又需依赖其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他选择了相对弱势且忠诚的何氏家族作为新的外戚力量，以期实现权力制衡。何进之所以得到刘宏的青睐，一方面因其家族背景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则因其具备成为武力后盾的潜力，且能保障皇室血脉的延续。

然而，何进妹妹的强烈妒忌心，一度让何氏外戚的崛起之路充满变数。光和四年（181）三月，得到刘宏宠爱的“美人”王荣于宫中诞下一子。消息传到何皇后的耳中，便当即失去了理智，竟命人毒死了王美人。幸而适逢“黄巾起义”爆发，这场风波最终化险为夷。

“黄巾之乱”起，刘宏急令“河南尹”何进升任“大将军”，于都亭驿设指挥所，统辖北军五营及羽林精锐，标志着禁军指挥权首次脱离宦官掌控。宦官集团不甘示弱，暗中渗透军权。

光和七年（184）四月，皇甫嵩与朱儁率四万精兵东征，这支“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的部队却遭“黄巾军”波才所部重挫，朱儁败退，皇甫嵩退入长社县城之后，随即遭到了黄巾军的围困。《后汉书》对这一段的描述更是“（皇甫）嵩兵少，军中皆恐”。此役失利，部分归咎于洛阳驻军久疏战阵，更因军中将领各怀心思，不服调度。正当皇甫嵩危在旦夕，宦官子弟曹操以“骑都尉”之职，率羽林骑驰援，成功解围，彰显其军事才能与号召力。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之“骑都尉”实乃禁军高层，隶属于“光禄勋”管辖，秩比二千石、掌监羽林骑的禁军统帅，与皇甫嵩、朱儁同级，其宦官背景或让二将初时未敢倚重。然曹操此行，不仅救急，更以行动证明宦官子弟亦能独当一面，一战成名，成为宦官集团中掌兵权的代表人物。此役后，东汉政局更加错综复杂，宦官与外戚、士族间的博弈愈演愈烈。

对峙的八校尉

“黄巾起义”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凉、幽等地叛乱频发，令刘宏忧心忡忡。为防不测，他决定在西园组建新军，并精心布局，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鲍鸿分别为“中军校尉”与“下军校尉”，此三校尉分别代表了宦官、士族与军方势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蹇硕不仅统领新军，更被赋予监督百官之权，彰显刘宏对宦官集团的倚重。

为稳固宦官在新军中的地位，刘宏又特召曹操回京，授以“典军校尉”之职，利用其与宦官曹腾的亲属关系及战功，使其作为宦官势力的中坚。同时，他还任命了凉州名士赵融、淳于琼等人为“助军”及左右校尉，构成“西园八校尉”，确保了宦官、士族、军旅三方的微妙平衡。

然而，此举引发了朝野广泛议论，甚至有所谓“望气者”公开发表了“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预言。为平息非议并展现军威，刘宏于中平五年（188）在平乐观举行盛大阅兵，特邀何进同往，意在示好。但阅兵后，蹇硕等宦官趁机提出让何进西征凉州叛军，实则是为削弱何氏外戚势力的精心布局。

彼时，刘宏长子刘辩已近成年，立储之事迫在眉睫，刘宏对何氏外戚与汝南袁氏的联合势力深感忌惮，故欲借西征之机将其调离洛阳，以图“废长立幼”。何进虽知是计，却以筹兵为由拖延。不料，刘宏突然驾崩，年仅三十三岁，被谥为“灵”，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其执政的不满。

得到刘宏“病重”消息的何进已然准备从家中启程，但前来迎接的“西园新军”司马潘隐却突然给了何进一个富有深意的眼神暗示，何进心领神会，当即改变行程。虽然《后汉书》对此事给出了“（蹇）硕司马潘隐与（何）进早（年）（有）旧”的解释，但同时史料中还明确提到潘隐与“中常侍”赵忠的幼弟赵淳关系莫逆。因此，潘隐最终救下何进，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诸常侍”的意志。

何进第一时间逃入军营，向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寻求庇护。但此时蹇硕名义上掌握着洛阳最为精锐的“西园新军”。一旦冲突爆发，局势对何进方面仍极为不利。为此，何进不得不连夜将部队开入“百郡邸”。所谓“百郡邸”，是天下诸郡在洛阳城内设置的馆舍，何进据守此处，一方面，是看中了“百郡邸”有大量设施完备的建筑，利于长期据守。另一方面，则是以天下诸郡驻洛阳的官吏为人质。迫使蹇硕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中平六年（189）四月十五日，皇长子刘辩正式登基为帝。然而，此时局势微妙，“西园新军”的指挥权仍牢牢掌握在蹇硕手中，而宦官势力在朝廷中依旧占据上风。基于这样的局势判断，蹇硕做出了一个致命误判——他致函“众宦官”，以大将军何进兄弟把持朝政、图谋清除先帝近侍为由，企图联合宦官集团封锁尚书台，速捕并诛杀何进兄弟及其党羽。

从后续历史轨迹来看，蹇硕的判断并非全然无据。士族因历次“党锢之祸”对宦官深恶痛绝，而何氏外戚亦欲借士族之手铲除宦官以巩固权势。然而，蹇硕选择的时机却极为不当。

汉灵帝驾崩之夜，蹇硕也许应该迅速与宦官集团沟通，或能借助董太后之名与“西园新军”之力，扶持皇次子刘协登基，但蹇硕因长期受宠而自视甚高，忽视了与宦官的合作，导致汉灵帝逝世后的关键两天内，宦官群体被何太后争取，转而支持刘辩。此时，蹇硕再提结盟，已为时太晚，其密信反被宦官转交何进。

孤立无援的蹇硕随即被捕杀。士族阶层复仇心切，力促何进对宦官集团采取极端行动，以夺回权力。然而，何氏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尤其是何太后视宦官为家臣，不愿轻易杀戮。

在此背景下，作为士族代言人的袁绍提出，召集四方豪强与武将，形成对洛阳的包围态势，以武力逼迫宦官退让。袁绍尤为信赖外地军队，因此推动何进召董卓入京，并调动其他地方武装进逼洛阳。同时，丁原也被派往河内郡，对宦官财产进行打击，以施压。

至此，何进集团看似胜券在握，却因何进本人突入宦官控制的后宫而功亏一篑，惨遭杀害。何进此举背后的原因，后世难以揣测，但可确定的是，曹操曾预警过外召将领可能带来的风险，然而因其在宦官势力边缘的地位，其言仍被士族领袖如袁绍所轻视。

参考资料：

1、《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2月

2、《后汉书》范晔撰、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8月1日

3、《资治通鉴》司马光等撰 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6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赵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