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秋天，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一股药水的气味。胡乔木躺在病床上，面容消瘦，眼神却依旧清亮。
这个曾经在延安窑洞里彻夜伏案、为党撰写无数重要文件的老人，如今与病魔抗争到最后关头。
他的妻子李桂英守在一旁，轻声讲述着他们过去的岁月：在延安的日夜忙碌，与毛主席讨论工作的情景，还有那些未曾记录的故事。
突然，胡乔木拉住了李桂英的手，声音微弱但清晰。
他说：“我有一个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李桂英愣了一下，胡乔木的心愿到底是什么？
1934年底的浙江大学，校园内的政治氛围异常紧张。
胡乔木，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其文章和行动逐渐引起了校方的关注。
他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的多篇作品，如《呼唤》、《破晓》等，充满了激进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深刻批评，这些作品往往经过严格审查后才得以发表。
尽管如此，胡乔木的文字依然散发着革命的火花，吸引了一大批学生的关注和共鸣。
那年冬天，浙江大学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反对校长郭任远的保守政策和对学生活动的压制。
在一次集会上，胡乔木站在人群前，高声朗读他的最新诗作，声援学生的诉求，他的声音在冬日的寒风中回荡，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校方对此类行为的容忍度极低。
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后，胡乔木仍然坚持他的立场，继续他的写作和抗议。
最终，在一次尤为激烈的对峙后，校方决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一天晚上，胡乔木被紧急召到了院系办公室，面对着几位面色严峻的校领导。
在那里，他被正式通知，由于他的“激进行为”和对校规的公然挑战，将被开除学籍。
校方的决定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学生聚集在教学楼外，举着标语，高声疾呼，表达对胡乔木的支持和对校方决策的不满。
被开除的胡乔木没有选择回避，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告别了那些日夜讨论、共同成长的校园和同学，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1935年2月，胡乔木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上海。他下了火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迎着海上城市潮湿的空气，踏上了熟悉又陌生的街道。
很快，他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的组织部部长王翰。
王翰身材清瘦，脸上带着几分严肃。他仔细听胡乔木讲述了自己被浙江大学开除后的经历，尤其是在政治信仰上如何继续坚持的过程。
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王翰才开口提到了党组织的事。
他告诉胡乔木，尽管过去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现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
王翰对胡乔木的过往表现表示肯定，并答应帮他重新接上党组织的关系。
接下来的几周，胡乔木与王翰多次接触，有时是在社联的活动场所，有时是在其他秘密据点。
每次见面，他们讨论的内容都更加深入，胡乔木也参与了社联的一些具体活动，比如起草宣传材料、审核稿件等。
5月的一天，王翰通知他可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重新入党后，胡乔木很快被任命为“社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
他起早贪黑地编写和编辑宣传资料，针对工人、学生以及其他群体的不同需求调整文稿风格。
他和几位文笔好的同志一起商量措辞，有时为了一个句子的表达效果能辩论好几个小时。
在宣传工作之外，他还参与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联络其他文化团体，组织联合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力。
每次会面，他总是提前到场，和负责现场布置的同志沟通细节，比如发言顺序、材料摆放等。
在一些情况下，他还需要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及时调整宣传策略。这些工作让他忙得脚不沾地，但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1935年7月，胡乔木接到了调令，前往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工作。
抵达“文总”后，他很快进入角色，加入党团组织，担任宣传部部长。
胡乔木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整理“文总”现有的宣传材料。
他组织了一次内部会议，与几位负责宣传的同志逐条审阅已发布的文章和文艺作品。
他提出修改建议，并亲自参与到部分文章的重新编辑中。
经过几周的集中调整，“文总”的宣传工作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
同年11月，中央文委任命胡乔木为“文总”党团书记。
这一任命让他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他开始直接参与更高层次的文化宣传规划。
为了使“文总”的活动更加系统化，他组织成立了几个小组，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宣传，比如戏剧、诗歌、小说等。
胡乔木还积极参与组织戏剧巡演活动。他与戏剧团体密切合作，从剧本的创作到演员的挑选都亲自把关。
巡演的剧目内容多以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反抗压迫为主题，深受基层观众的欢迎。
每次巡演结束，他都会召集演职人员开会，听取他们的反馈，并总结经验，为下一次活动做准备。
1937年7月，胡乔木一路辗转来到延安。
他在到达后的第一天，便见到了组织安排的接待人员。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被安排住进了一间简朴的窑洞。
胡乔木整理好随身带来的书籍和笔记本，很快便投入到延安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
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到来。在递交的报告材料上，他第一次签下了“胡乔木”这个名字。
放弃“胡鼎新”，改为“乔木”，是他在到达延安后做出的重要决定。
他解释说，“乔木”寓意大树，象征一种成长与担当的精神。
到延安的几个月里，他很快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
胡乔木白天参加组织安排的学习课程，晚上在窑洞里整理学习笔记，或者和几位年轻同志讨论时事。
他的文笔和学识在延安很快得到了认可，组织开始安排他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和编辑工作。
他起草的文稿逻辑清晰、言简意赅，多次被领导批示通过。
1938年初，胡乔木认识了李桂英，这位年轻的女同志是根据地的一名热心工作者。
两人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结识，虽然第一次接触时交流不多，但后来的几次活动中，他们开始熟悉起来。
两人逐渐建立了默契，组织和身边的同志也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亲近。
1938年下半年，组织批准了胡乔木与李桂英的婚事。
婚礼简单而庄重，几位熟悉的同志送上了祝福。胡乔木提出建议，希望李桂英改名为“谷羽”。
他说，这个名字带有隐喻，既表达了她的革命决心，也更适合他们共同的理想和奋斗方向。
李桂英欣然接受，从此以“谷羽”的名字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婚后，胡乔木和谷羽依然忙于各自的任务，但生活中的点滴增添了一份温暖。
谷羽在生活上为胡乔木提供了细致的照顾，而胡乔木则鼓励谷羽多参与文化宣传工作。
他们经常在晚上一起讨论如何改进宣传材料，或者共同完成一篇文章的编辑工作。
不久后，胡乔木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他第一次被带到毛主席的住处时，毛主席正在书桌前批阅文件。
毛主席抬起头，简单地寒暄几句后，交给他一份材料，问他怎么看。
胡乔木仔细阅读后，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不错，你这个角度可以。”
从那以后，胡乔木开始正式协助毛主席处理文件和宣传事务。
他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毛主席的讲话稿、起草部分文件，并参与政策宣传的策划工作。
毛主席对他的工作很满意，曾多次对其他人提到胡乔木思路清晰、执行力强。
1992年初，胡乔木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癌症的折磨让他时常陷入剧烈的疼痛中。
他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病房里摆放着几本他最常翻阅的书籍，其中不少是他在延安时期抄写和整理的资料。
李桂英几乎全天守在胡乔木的病床旁。
她会轻声向他讲起一些过往的事情，尤其是两人在延安时共同参与革命的日子。
有时她会提到他们在简陋的窑洞里讨论宣传材料的画面，也会提到两人结婚时那些简单却深刻的细节。
有一天，李桂英坐在床边，和胡乔木谈到毛主席的一些故事。
她提到那些年的紧张工作，胡乔木总是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而毛主席会偶尔走过来问他一些问题。这让胡乔木想起了未完成的心愿。
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写一本关于自己与毛主席相处岁月的回忆录，把那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和个人的思考记录下来。
听到胡乔木提起这件事，李桂英轻声安慰他，让他不要太过操心健康之外的事情，但也表示理解他的想法。
几天后，李桂英带来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支笔，希望他能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写下哪怕只是一部分的内容。
然而，胡乔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长时间动笔。
偶尔，他会在清醒的时候口述一些片段，让家人代为记录，但进展缓慢。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病房里安静地离世，他的心愿最终也没能完成。
胡乔木的骨灰撒在延安后，这片土地又一次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归宿。
参考资料：[1]陆艺佳,雷家军.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及其重要贡献探析[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40(6):5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