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通俗说法是“中国崛起”，有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士能够“认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说法，但难以接受“中国崛起”的提法，其实民族振兴的一个说法和国家崛起的一个提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当于“一个词义，两种表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崛起，同样，中国崛起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些外国人士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说法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意义，没有不赞同、不支持的理由，中华文明史也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有些对华不友好的外国人士从“中国崛起”的提法中感受到了某种“中国威胁论”，似乎一旦中国强大了就会走强权大国的侵略扩张之路，历史上的汉朝就征服了草原民族的匈奴，把大汉文化传播到了西域和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元朝就曾以骁勇善战的骑兵踏平了欧洲东部的封建庄园和城堡。

经贸和国际问题的专家龙永图曾在电视访谈和主题论坛上呼吁，放弃“崛起”的提法，以打消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争霸世界”的担忧，但“崛起”一词没有“侵略”、“征服”、“扩张”的含义，也就没有必要放弃、少提或不提“中国崛起”一词。有些外国人不是对“崛起”一词存在语言学、词条学的误解，而是对“崛起”一词存有语义学、文化学的偏见。

在对外宣传上不用将“崛起”一词弃之不用，两是从文化和语义上“纠偏”对“崛起”一词的偏见性解释，一是“中国崛起”的方式和目标是走和平之路，不会以占领和征服的战争方式夺取别国的资源和领土空间。二是“中国崛起”是社会主义国家文明方式的崛起，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野蛮方式的崛起。三是即使在15年到20年之后，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中国式现代化“水到渠成”，中国也不会在争霸世界中落入与美国一争高低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实的必然。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期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汉唐盛世更是创造了王朝文明辉煌的鼎盛时期。近代中国的封闭、愚昧与落后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使得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和社会进步，甩掉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重新站立在世界舞台的中央，目前的中国正走在以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方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大道上。

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事业，所有的“个人小事”都要服从共同目标的大局，但这并不意味着牺牲个人的自由发展或个人干事创业的出彩机会会受到轻视或忽视，相反，政府一直鼓励大众创业、全民创新，让社会财富和个人才能的“源泉”充分涌现出来。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既反映在经济方面，也反映在文化方面，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经济复兴和文化复兴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中国式现代化既包括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以经济建设为主，以文化建设为辅，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文化中国”建设，多次召开文化强国和网络强国的专题会议，相关的学者深入研究和剖析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比如：西非的加纳和东亚的韩国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几乎处在同样的经济水平，然而到了30年后的90年代，韩国完成了经济起飞和国家的现代化，加纳却毫无起色，依旧一贫如洗，不能不说社会文化在国家的经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哲学在社会文化的研究中充当了理论分析的工具，虽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词典中没有出现“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的词条，但从广义效应论的新哲学研究方式中可以引入这一词条，主要的理论依据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遵从新哲学互补性的融合原理或融合性的互补原理，经济的第一性、原初性和文化的第二性、派生性遵从新哲学对应性破缺原理或破缺性对应原理。

文旅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文化学”，本作者之前有过将文旅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设想。文创产业中的动漫、手工DⅠY、礼品礼盒、戏曲和电影、音乐和舞蹈、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等都属于具体形式的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的范畴。最近，“音乐先生”刀郎在南京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搭便车效应”失败的云朵则被禁止参加湖北黄冈的“梦之蓝音乐会”。南京市政府巧妙地把刀郎音乐会变成了一次“南京音乐节”，取得了“与郎共唱”““与郎共舞”的良好效果。受到南京“搭便车效应”的启示，杭州网友期待刀郎在杭州的“大莲花”或大运河杭钢公园再放光彩，“杭州音乐节”的门票可比南京高出10元或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