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和藏族在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度发展的文化。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更是统治全国长达一个世纪，而藏族虽然没有入主中原，历史上却也出过很多值得称道的文治武功。

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虽然看起来是通过藏传佛教将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但实质上还是两族人民的交往、交流。

蒙藏民族关系的开端

在很多史书的记载当中，成吉思汗都是第一个接触到藏族的蒙古王室成员，但在历史上第一个和西藏发生联系的其实是阔端，而不是成吉思汗。阔端是元太宗窝阔台的三子，公元1239年，阔端派多达那波率军从青海一直攻到藏北，烧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并杀死五百多名僧俗。

多达那波的军事目的一般都认为是找一位高僧去蒙古布教，但当时的蒙古皇室多数信仰萨满教和景教，因此这种说法是比较片面的。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波在给阔端的回信中写到：

看来，阔端给多达那波的使命就是要找一个可以代表西藏的人物商讨西藏如何归顺蒙古的大事，而多达那波的回信则表示希望阔端能从这些备选名单中选择一人作为代表。

多达那波的军事行动对西藏最终纳入元朝统治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当时蒙古军的战果西藏封建领主们也有所耳闻，但仍有人心存侥幸试图抵抗，可是多达那波的军事行动让他们体会了蒙古军的实力，意识到他们是无法抵抗蒙古军的，这就使更多的领主选择归顺，萨迦班智达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1244年，阔端派杰曼邀请萨班到凉州见面。当时的萨班已经六十三岁了，但他仍带着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前往凉州去会见阔端。阔端在凉州与萨班见面后对萨班印象极好，萨班渊博的学识使阔端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因此，阔端下令萨班在祈愿法会上坐在僧众的上首，还特意在凉州为萨班修建了寺庙，以示崇敬。

在两人协商了归顺蒙古的条件之后，萨班写了致西藏各僧俗领主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信中萨班劝告各位领主与其屈服于蒙古武力，不如趁早主动归顺还能获得好处。随后，西藏地方正式归元朝统辖。

元中央王朝与萨迦派的关系

公元1265年，八思巴兄弟受命一起返回西藏，此时的八思巴已经受封为“国师”，兼宣政院的主管官员。作为官员，八思巴需要常留皇帝身边，可是西藏也需要一个信任的人管理，因此两兄弟一起返回西藏安排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包括划分十三万户，但是结束后八思巴返回大都，而恰那多吉则留在西藏主持行政事务。

恰那多吉返回西藏后不久便娶了和萨迦昆氏家族关系密切的夏鲁家的女儿为妻，但婚后不久就去世了。恰那多吉死后，1267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举荐的释迦桑布为首席官员——萨迦本钦，意思就是以萨迦派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领袖。

此后，萨迦本钦都要帝师举荐后由皇帝任命，因此本钦都是跟萨迦昆氏关系亲近的人担任。

公元1268年，第二次人口清查以后，本钦和元朝派遣的官员划分了十三万户，从此元朝确定了在西藏的行政建制。划分十三万户后，释迦桑布获封“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这个头衔足以说明其地位。

因为释迦桑布任萨迦本钦时的元朝正处在强盛时期，再加上王室十分倚重萨迦派，因此，这一时期其他十二万户至少在表面上会比较听从本钦的指挥。

十三万户在设立之初是互不干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他们互不统属分别管理各自的庄园属民，可是元朝的极力扶植使萨迦成了十三万户之首，而其他十二万户都是迫不得已承认的。

所以，一旦元朝对萨迦的支持减少或利益冲突到达临界点，其他万户就不会顺从萨迦派了。八思巴在1265年到1269年之间除了划分十三万户和处理其他行政事务以外，还受忽必烈委托创造新的蒙古文字。

1269年，八思巴回京将新字交给忽必烈后，忽必烈直接颁布诏书表明今后的玺书都用新字写。虽然八思巴文最终因为不符合语言规律没有推广成功，但也足以证明蒙古皇室与萨迦派的密切程度。

萨迦派中除了昆氏与元朝蒙古皇室有密切的关系以外，萨班和八思巴弟子也受到许多封赏。从历史可以看出，在西藏的众多僧俗势力中，萨迦派跟元王朝的关系是最密切的，除了萨迦派曾经作为西藏的代表第一个向蒙古人表示忠诚以外。

还因为萨迦派在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元朝许多治藏策略的实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萨迦派既是元朝政策的执行者，又是西藏其他势力的榜样，有利于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和元王朝整体的稳定和团结。

元中央王朝与其他教派的关系

除萨迦派以外，藏传佛教的众多教派中还有噶举派（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宁玛派、觉囊派、布顿派与蒙古王室的联系也较为密切，除了觉囊派以外，其他三个教派及其内部分支在八思巴对西藏进行十三万户的划分时都占有一席之地，属于十三万户之一。

宁玛派与噶举派除了在西藏地区有切实的行政权力以外，还都有几位高僧在元朝受封，在朝廷拥有自己的封号。觉囊派与这两个教派的情况并不相同，该教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小教派，在格鲁派受到清朝册封势力大增后被排挤，很快就在清朝初期消亡了。

但是觉囊派在蒙藏民族关系中也起过不小的作用，外蒙古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最初就是从觉囊派僧人传过去的。布顿派有一个别名叫布鲁派，是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返回西藏后所娶妻子的娘家。

因为这层关系，夏鲁家权势很大，在恰那多吉之女向皇帝讲了夏鲁万户的情况后，皇帝赐给夏鲁大量财物和世袭万户的权力，足以见得布顿派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结语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时代，它结束了自唐末后数百年分裂对峙的局面，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实现了各民族政治层面的空前统一，推进了民族间物质、精神方面的交流。

因此，全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元朝历史发展的总潮流。元朝统一西藏，对西藏政治的安定、生产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而蒙藏民族关系的建立，也离不开萨班、八思巴的努力。

萨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将自己的晚年完全献给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以六十三岁的高龄跋涉数千里前往凉州，建立起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的直接政治联系。由于萨班的努力，蒙古对西藏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讨伐，使西藏地区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变革，在当时是符合藏族人民根本利益的。

八思巴继承了萨班开拓的事业，他运用自己在宗教上的声望和影响力，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完成。八思巴两次往返萨迦和内地，主持规划和建立了元朝在西藏的各级行政机构，带动藏传佛教各教派上层人物与元王朝建立联系，这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萨班与阔端、八思巴和忽必烈，这两代藏蒙领袖人物的共同努力促进了西藏统一于祖国的事业，使藏族人民不再是游离于世外的民族，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虽然忽必烈大肆宣扬佛教是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不乏对八思巴本人的信任和对其渊博学识的尊敬，这种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可以说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蒙藏民族的文化交流。

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广泛传播，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这种宗教上的联系促进了蒙藏两民族统治阶级和民间的相互交往，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联系纽带。

同时，元朝对西藏及周边的广大藏族地区的政策，如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等，使藏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即使在元朝灭亡以后，蒙藏民族间的交往也没有中断，而且在元朝奠定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