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宋洪远

本报讯，近期，在知名专家访谈的舞台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前掌门人、兼任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掌舵人宋洪远教授。作为深耕“三农”领域的资深学者，宋教授以其丰富的研学生涯和亲身参与农村重大变革的经历，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关于田野、乡村与农民转型的深刻记忆与洞见。

宋教授，您好！在农业农村经济研究这片沃土上，您深耕多年，见证了领域的变迁与发展。请问您在学术与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哪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和业务工作的转型？这些转型又是如何影响并塑造了您当前的研究视角与深度的呢？

宋洪远：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的研究领域与业务工作经历了显著的转型。1983年，作为吉林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我踏入了国家统计局的大门，那时的我主要负责工业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在那个信息化尚未普及的年代，每一份数据的汇总都凝聚着“铁杵磨成针”般的耐心与坚持，但四年多的光阴也让我逐渐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单调与我的职业愿景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

1987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加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投身于宏观经济与城市改革的研究之中。这段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对经济改革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有了更深的理解。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体改所的调整让我再次面临选择，而这一次，我坚定地走向了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简称“农研中心”），这一选择不仅符合我的兴趣所在，也标志着我正式踏入了农业农村经济研究的广阔天地，至今已逾三十年。

这三次职业转型，无疑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它们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更提高了我的综合分析能力。在统计局的日子，我锤炼了对数据的敏锐洞察力；在体改所的岁月，我培养了宏观视角与改革思维；而在农研中心的长期耕耘，则让我深刻理解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工农之间的互动，即现在所倡导的“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发展理念。

此外，我还养成了一个重要的习惯——总结与反思。无论是年终总结、岗位变动后的反思，还是阶段性的工作总结，我都力求不仅记录成绩，更要深入剖析自己的体会与感悟。我相信，每一次成功都蕴含着值得借鉴的经验，每一次失败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教训。因此，自1991年起，我每隔数年就会将与同事们共同撰写的农业农村经济分析报告集结出版，这既是对我们研究成果的分享与交流，也是对自己研究历程的一次次回顾与总结。

自1997年起，我有幸连续参与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及领导同志讲话的起草工作，这在“三农”研究领域中确属难得的经历。宋教授，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在这段宝贵的历程中，您所收获的独特感受与深刻体会？

宋洪远：

确实，从1997年至2017年，我有幸连续21载深度参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的撰写，并亲历了新世纪以来14份中央一号文件的诞生过程。这段历程虽充满挑战，却也满载着难以言喻的成就感。我由衷地感激组织给予的信任与平台，让我得以在“三农”领域的前沿阵地贡献绵薄之力。

文件起草工作，犹如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由三个核心小组共同演绎：领导小组高屋建瓴，把握方向；调研小组深入实际，汇聚智慧；工作小组则细致入微，确保每一音符的精准落位。这样的架构，不仅汇聚了来自中央农办、国务院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等多部门的领导力量，还吸引了众多“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形成了强大的智囊团。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集思广益，智慧碰撞”的魅力。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同仁们并肩作战，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体系，更前沿的学术观点，以及更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跨界的交流与学习，无疑为我“三次转场”后形成的综合分析能力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件起草，是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是政策与学术的相互滋养。它让我更加贴近农村实际，深刻理解农民需求，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反思与提升，将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紧密结合，为“三农”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知识分享与融合的重要性。在“三农”研究的广阔天地里，我们既要深耕细作，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也要勇于探索，不断拓展研究边界。通过参与文件起草、参加学术会议等多种方式，我们可以与更多领域的学者交流思想，与政策制定者对话实践，从而推动“三农”研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宋教授，我们了解到您主持完成了近 70 项研究课题。您是如何获得这些多来源、多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的?有哪些认识和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宋教授的经验之谈，为我们揭示了成功主持多项研究课题的深刻秘诀。

首要之务，在于精准选题。每个课题都承载着独特的使命与定位，因此在申报之初，我们需深入研读课题指南，洞悉其背后的时代脉络与政策导向。社会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围绕时代问题展开的，因此，我们的选题不仅要新颖独特，更要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政策需求。宋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正是紧密结合了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这样的选题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其次，组建一支多元化的学术团队是确保研究质量的关键。团队的力量在于集思广益，而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能够带来多样化的视角与思路，为课题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正如宋教授所言，他的学术团队汇聚了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村发展、农村政策、农村制度等多个领域的精英，正是这样的跨学科合作，才使得研究成果更加全面、深入且富有影响力。对于青年研究者而言，积极参与团队合作，不仅能够拓宽研究视野，还能在协作中快速成长。

此外，宋教授还强调了课题研究与学术团队建设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主持研究课题，不仅可以推动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还能为年轻人才提供宝贵的锻炼机会，从而壮大整个学术队伍。这种以课题研究为平台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科研人员的学术能力，也为学术团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教授，我们了解到您在农研中心工作期间长期担任管理职务。您是如何处理好行政管理、 学术研究与成果转化三者之间关系的?有哪些经验和体会可以和我们分享?

宋洪远：

宋教授深邃的学术见解，为我们揭示了科研工作的真谛与精髓。

首要的是，研究应秉持纯正之目的。在科研道路上，他并未将发表或出版成果视为终极目标，而是将探索关键与重要问题视为己任。这种对问题本质的执着追求，使得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研究的副产品。当问题被深刻洞察与理解时，学术成果的涌现便如泉水般自然流淌。

其次，研究应具有系统性与连贯性。宋教授四十余年的研究生涯，始终围绕农村发展与政策变迁这一核心主题，从经济运行、政策实施、问题剖析到历史规律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度挖掘与拓展。这种系统性的研究方式，不仅使他的学术成果呈现出连续性与系列性的特点，更使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饱满，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再者，扎实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工作的基石。在大学时期，宋教授便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等经典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进入农研中心工作后，他更是广泛涉猎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著作，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种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使他能够形成独特而深入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

最后，实地调研是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宋教授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他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实地调研工作，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政策一线，了解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农民的真实需求。这种脚踏实地的调研方式，不仅为他发现问题、确定选题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与灵感，更为他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与方案。这种避免闭门造车、注重实践探索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树立了科研工作的典范。

在您的“三农”工作经历中，涉及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大改革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和启示?

宋洪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工作的领导架构与运行机制历经数次关键性变革，其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1978年至1993年间，国家农业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相继设立，标志着农村工作综合协调机制的初步形成，它们作为核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全国农村事务；随后，自1993年至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协调功能，确保了农村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推进；2018年3月，随着农业农村部的组建，农村工作的领导体制迎来了新的里程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入驻该部，继续发挥其综合协调的核心作用；而到了2023年3月，国家乡村振兴局职能的并入，不仅彰显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地位，也预示着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将更加集中高效，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而是将其职责整合至农业农村部之下，形成更为统一的治理格局。

这一系列变迁，不仅是对我国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不断优化与完善，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需求的积极响应与适应。每一次机构设置与职能调整的背后，都深刻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进步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逐步构建起一套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协同推进、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居中协调、各部门各司其职的农村工作领导体系，这一体系既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结合了我国国情特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体系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新型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无疑为我国农村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在您的“三农”工作经历中，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哪一项重大改革让您印象深刻?改 革的主要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宋洪远：

在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中，我个人感受尤为深刻的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深远影响。这一改革，作为新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里程碑式事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回望改革前，农村税费体系复杂繁重，农民不仅要承担“村级三项提留”与“农业四税”的法定缴纳义务，还饱受“乡级五项统筹”及“三乱”现象的困扰。这些名目繁多的税费，加之不规范的收费方式，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干群矛盾，威胁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村税费改革的春风，如同一场及时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依法调整了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农村分配制度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同时，通过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及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配套措施，从根本上铲除了农民负担反弹的土壤，为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为值得铭记的是，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标志着自古以来延续两千六百多年的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农民长期贡献的肯定与回馈，更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

取消农业税的深远意义，可概括为“五大利好”：一是有助于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二是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三是有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释放农村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四是有助于推动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农村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五是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铺就了坚实的道路。（文章来源：    陈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