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ICC）与蒙古国最近的“纷争”，再一次揭露了ICC的双重标准和所谓“国际法治”的脆弱性。蒙古国未能按ICC要求逮捕普京一事，让这个“守法模范”的身份遭到质疑。ICC声称，蒙古国对普京的礼遇态度，完全无视了ICC的“正义权威”，因此决定将蒙古国的“不合作”行为提交缔约国大会进行批评。然而，这样的做法背后，究竟是追求正义，还是继续给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游戏增添一丝讽刺？这件事让我看清了这个机构在所谓“国际法治”外衣下的虚伪与无力。
首先，让我们看看事情的本质——ICC向蒙古国发出对普京的“逮捕令”，根本就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操作。ICC以罗马规约作为“法律依据”，要求其缔约国执行“战犯逮捕”，似乎是想要彰显其国际影响力。然而，俄罗斯从未加入罗马规约，这也意味着ICC对俄罗斯的司法影响力实际上为零。甚至更明显的是，ICC压根就没有能力真正制约普京。于是，蒙古国的“不合作”行为成了“出头鸟”，ICC也只好把愤怒投向这个较弱的成员国。说白了，这完全就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小把戏，只不过这回的“力”用得相当尴尬。
ICC对此事的处理简直是“纸老虎”本色的最佳注解。在蒙古国境内，ICC的人连“露头”都不敢——普京已经踏上这片土地，而ICC的官员连出场质问的勇气都没有。反而等普京访蒙过去了近两个月才回过神来，通过递交缔约国大会来“找场子”，不过是为了找回点儿颜面。这种“欺软怕硬”的行径与其宣扬的“正义捍卫”相距十万八千里，足以让人大跌眼镜。试问，如果有一天美国或英国的领导人触犯了罗马规约，ICC会不会用同样的“逮捕令”方式？恐怕答案大家心知肚明。ICC在面对强权时的“谦卑”和对小国的“强硬”，揭开了其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本质。
回顾过往，ICC的种种操作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展示这种“双标”。例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被指控犯下“战争罪”，针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为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种族灭绝”，却始终未被ICC制裁。据说ICC首席检察官曾试图发起针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请求，但以色列的威胁和警告让ICC迅速沉默，仿佛这事儿压根就没发生过。相比之下，ICC对待俄罗斯、蒙古这样的国家时倒是表现得无比“正义”，实在让人无言以对。这样的对比，活生生揭露了ICC对所谓“战争罪”的选择性标准。可以说，ICC的“法律之网”根本不可能罩得住那些手握权力、背后有西方撑腰的政治人物。
ICC成立之初，的确打着“维护人权、惩罚种族灭绝罪”的光辉旗帜，似乎要做全球的“正义守护者”。但多年运作下来，IC的确“审判”了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小国领导人，却几乎从未触及那些掌握真正话语权的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扶持的政治力量。其“正义旗帜”背后，更多的是为西方国家服务。ICC似乎更像是一个被“外包”给国际社会的西方工具，用来对付那些在地缘政治中不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和领导人。如此背景下，ICC还谈什么“公正”？
蒙古国的选择，显然是在考虑其自身利益以及俄蒙关系的平衡。蒙古国与俄罗斯拥有千丝万缕的历史和地缘联系，普京访问蒙期间的高规格接待，并非简单的“礼尚往来”，更是为了巩固双方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对于蒙古国来说，ICC的所谓逮捕令与其自身安全和利益相比较，孰轻孰重显而易见。换句话说，即便ICC满世界嚷嚷着蒙古国“不合作”，蒙古国根本没有犯上“弥天大罪”。相反，蒙古国的这种“无视”，或许更是一种对ICC虚伪伎俩的无声嘲讽——你发号施令，我照样不鸟。
既然ICC对普京的“逮捕令”注定无法实施，又何必去打肿脸充胖子？把蒙古国拉上审判台，ICC这种“扬威式的问责”，反而更像是对其自身公信力的讽刺。事实证明，ICC再怎么强调其“国际法治”，都改变不了其依附西方权力的本质。蒙古国的无动于衷更是给了ICC一记响亮的耳光：真正的主权国家不会轻易屈服于虚伪的“正义号召”。
综上所述，ICC针对蒙古国的行动不过是国际政治大舞台上另一个注定失败的“权力游戏”。这样的“国际法治”还有多少可信度？那么，问题来了——ICC的存在究竟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某种特定势力的权力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