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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死后五年，他的其中一名部属德川家康攀上权力顶峰，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建立幕府。
往后数年之间，他持续巩固新政权的基础，并将丰臣秀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转向更稳健的方向。
1、日本通过朝鲜接触中国的努力1601年，他分别致函菲律宾总督与安南都统（阮潢）表达善意。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德川家康也致函暹罗国王，双方不久即建立正式贸易关系。德川家康请求收信各方保护持有他所核发御朱印状的日本商人，并禁止未持有御朱印状却想做生意的日本商人。
他在写给菲律宾总督的信中允诺，只要外国当局向他申诉，他就会惩罚任何日本罪犯。德川家康也在1604至1607年间核发御朱印状给前往澳门的船只。这些船只的造访显示，与中国之间已经开启了近乎直接的贸易管道。
德川家康也试图修补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地处九州与朝鲜海岸之间的对马藩主，运用自己传统上的中间人地位，设法与朝鲜国王恢复关系。朝鲜宣祖李昖向中国朝廷告知日本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的请求之后，就在1604年遣使觐见德川家康。
为了证明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的诚意，德川家康在隔年将一千三百名朝鲜战俘释放回国。当中国朝廷决定将此事交由宣祖自行处理，宣祖在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决定派遣为数五百人的使节团前往日本，展开恢复正式关系的谈判。
这时德川家康退位，德川秀忠继任为第二代幕府将军，由于德川秀忠不愿接受以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做为日本与朝鲜关系的基础，因此制止了德川家康回归中国中心朝贡体系的尝试。唯一建立起来的正式关系，是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对马岛大名与朝鲜王室的关系。这样的安排使得对马岛与朝鲜釜山港之间所有进一步的贸易往来得以回避朝贡问题。
日本与中国重开谈判的另一个方法，则是请求琉球国王居间协助。琉球王国在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里拥有稳固的地位。秀吉曾要求琉球国王向他进贡，但被置之不理。德川秀忠也有同样抱负，他准许九州的萨摩藩在1609年派遣远征军攻打琉球，占领琉球首都那霸。隔年，琉球国王被迫向江户的秀忠进贡，但他仍是中国皇帝的藩属。
在与朝鲜国王谈判的过程中，对马岛使节团提议由朝鲜国王允许他们经由朝鲜管道遣使到中国。他们这么做是要设法重新建立与中国的正式通商管道。他们不拐弯抹角，直接要求提供贡使进入中国港口所需的勘合。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来自南京的商人周性如来到幕府所在地，向日本当局提议请求福建巡抚陈子贞核发勘合。
德川秀忠命令本多正纯起草公函安排此事。本多正纯在信中未曾提及关于朝贡的事，只是请求颁发勘合。
他请求中国朝廷在持有御朱印状的日本商船被迫在中国沿海下锚，获取所需补给时予以一体保护。但陈子贞尚未收到来信之前，却得知某些福建篷船贸易商已经打破禁令前往日本，因为日本的丝价是马尼拉的两倍。他对此感到惊慌。因此，就算陈子贞确实收到幕府的来信，他也不会屈尊予以回复。中国和日本史料都确认，愈来愈多中国篷船在这个时候私自前往日本。
在这种形势下，对日本的海上入侵者展现的任何友好姿态，都会被朝廷解读成走私者猖狂到不受控制的迹象。
同时，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明朝朝廷发现日本获准在釜山贸易，并得知琉球国王被萨摩藩俘虏之后，它开始对日本人是否又在策划侵略行动心存怀疑。
接获朝鲜王室的讯息，以及琉球贡使抵达北京之后，明廷正确推断德川幕府无意重回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下，反倒只是在寻求建立某种贸易关系。明廷也意识到中国沿海大多数的海盗侵袭是中国海盗所为，而非日本海盗，德川幕府也与海盗来袭无关。
既然中国朝廷拒绝调整朝贡体系以顺应日本所要求的平等关系，它也就只有加强海防，阻止日本可能再次来犯这个选择。隔年，为打击走私贸易，明廷下令禁止江浙两省沿海贸易。大约同时，广东当局也驱逐了澳门的日本居民。
2、日本通过琉球接触中国的努力日本人试图经由朝鲜和琉球接近明朝朝廷的努力失败之后，某些日本船舶贸易商试图与中国地方官府直接进行非正式接触。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长崎代官村山等按计划在台湾设立一处基地，做为中国周边的一处转口港。他的舰队由十二艘船组成，在台湾附近遭遇台风而被吹到中国沿海。
福建海防官员（把总）董伯起奉命前去侦查，但被日本船员俘虏，带回本国。1617年，董伯起被送回福建，随行的日本特使带着进贡表文前来，希望以此示好，寻求开放勘合贸易。福建当局则以“章表不中式”（意为不符合格式）为由拒收。
但日本人首领明石道友与巡海道韩仲雍的对谈内容，在许多不同史料里都有记载。
双方的交谈显示，中国方面关切的问题是日本有无占据台湾之意。为了减缓中国方面的焦虑，明石道友强调自己只为争取通商而来。他也表示，希望福建当局至少能尊重他的合法地位，不要把他和船员当成海盗。他希望能藉由跨出这第一步，避免中国方面以敌意相待。
韩仲雍的答复则要求日本贸易商打消占据台湾之意，因为任何这样的举动都会惊动朝廷。尽管如此，他仍借此机会暗示，明廷并不将福建商人与日本商人在马尼拉的转口贸易视为非法：
“其实每岁引贩吕宋者一十六船，此等唐货岂尽吕宋小夷自买而自用之乎！”
他也明白表示，倘若臣民恰好居住在国外，中国朝廷不会阻止臣民与日本贸易。
按照他的说法：
“又各远屿穷棍挟微赀、涉大洋，走死骛利于汝地者，弘纲阔目，尚未尽绝。”
既然中国朝廷看待贸易的态度已经很明确，韩仲雍警告日本人不得占据台湾；要是他们“恋住东番”，中国朝廷就只能“寸板不许下海，寸丝难以过番”，连转口贸易也一并禁止。
在此同时，福建巡抚黄承玄对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日本人出现在福建外海大为震惊，因为明石道友的舰队抵达金门时，中国海防部队在必要时完全不足以抵挡。
他也发现卫所官兵甚至不曾受过海战训练：
“有谓其骇浪而面若死灰，见敌而隐匿重板；无望同仇之助，反为先奔之倡者。”
为补救这一局面，黄承玄立即推动一连串改革海防体系的措施。而在短期内加强海防力量的办法，则是招募海上佣兵。
他说：
“然暂募之壮兵，不犹胜暂役之弱军乎！且一汛之内，勇怯巳试；额兵之懦弱者可汰，而新募之惯勇者可留也：是又不可通融乎！”
新募的海上佣兵部队由十二艘战船、大约三百名官兵组成，他们被编入一支由三十二艘战船组成，在浯屿、铜山和澎湖群岛之间海域巡逻的舰队，那儿正是1616年夏天，明石舰队下锚之处。二十艘战船在澎湖外海下锚，支援陆上驻军（因为在朝廷看来，陆地领土比洋面更重要），另外十二艘战船则在澎湖与浯屿间的海域巡逻。
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事实：这支海上佣兵部队是作为抗阻兵力，防止日本船舰再次停泊于同一片沿海水域，而被派往这一带的。
一名地方仕绅赵秉鉴被任命为协总（总右翼军）。身为佣兵舰队的指挥官，他的任务是限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走私行为。
看来，一得到这个自己送上门的机会，赵秉鉴立刻让自己成为走私网络的首脑，其成员包括厦门和澎湖的水师把总，以及藏匿于台湾的著名中国走私商人林谨吾。
这支舰队很快就扩张成了这一带最强大的势力，开始勒索碰巧路过的任何篷船贸易商。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新任福建巡抚王士昌上任，指控赵秉鉴的大量诉状全都呈报给他。当他随后从一名海盗的口供掌握更多证据，得知赵秉鉴与走私集团违法勾结的详情，他就将赵秉鉴诱骗到厦门，逮捕处死。
由于赵秉鉴不曾公然反叛，因此很难判断他是否真有谋反。按照浙直总兵王良相在一六一九年写给德川幕府的书信，明石道友的说法多少获得明廷采信，使他们放宽海禁，准许商船再次前往海外。
或许赵秉鉴被除去只是因为福建当局确信日本人并无恶意，由此判定赵秉鉴和他的佣兵团伙成了累赘，甚至有害。
3、日本的野心十六世纪中叶，当总兵戚继光募集及训练佣兵部队保卫中国沿海，抵抗倭寇登陆浙江，以及总兵俞大猷雇用海澄私掠船之际，日本船舰仍不如中国篷船精良。
但在丰臣秀吉攻打朝鲜的七年战争之后，局势转变了。他的需求使得日本造船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如今，日本船和中国篷船同样构造精良，大小与武装都不相上下。
这多少说明了黄承玄为何必须招募海上佣兵做为核心战力，以及赵秉鉴为何能轻易压制其他海防部队。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一艘至四艘日本御朱印船造访台湾，这个惯例持续到1633年。
明石在1617年表达日本的和平意愿之后，福建当局决定听任台湾成为事实上的中日转口贸易港，前提是日本人承诺取消在台湾定居的计划。
尽管赵秉鉴被除掉了，但铜山、浯屿及澎湖群岛的协总职位仍向其他海上佣兵开放。他们在福建当局试图控管既有中华世界秩序与新兴日本世界秩序之间的这片“无国家”空间时，接替了中间人的角色。
就这方面来说，福建海域的海上佣兵首领所发挥的功能，近似于日本幕府统治下的萨摩或对马藩主，最大差别在于，一旦福建当局改变主意，佣兵会更轻易地被解散。
倘若日本的威胁仍然持续，福建当局有可能更加倚重新招募的海上佣兵。然而，这是德川幕府最后一次试图与中国明朝建立正式关系。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之后，德川幕府对于获取中国承认逐渐丧失兴趣，部分原因是朝鲜国王光海君派出四百二十八人的庞大使节团觐见德川秀忠，恭贺德川氏攻破大阪城，完成日本统一。
在参与这次会见的更多目击者看来，这个使节团代表着以日本为中心的新朝贡体系取得一大成就，因为朝鲜国王来向日本幕府将军“进贡”了，即使朝鲜使节坚称他们不是贡使。
这次事件为德川幕府统治全日本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理据，全心投入这项计划的幕府，也就逐渐失去了进一步向中国示好的兴致。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2年（天启二年）为了开展自由贸易，而派遣一支舰队从巴达维亚来到中国沿海，荷兰人的目的是要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
由于这一计划失败，他们被迫转进到澎湖群岛。这次战败恰好与另外一群日本御朱印船商人的抵达同时发生，这群御朱印船商人的组织者是定居于日本平户的中国商人李旦，以及与他合伙的（后来成为）佣兵的许心素。
他们正在寻求台湾及澎湖群岛周边海域转口贸易的垄断权利。1623年（天启三年）与明军交战之后，荷兰长官马丁努斯．宋克（Martinus Sonck）接受李旦的建议，于1624年（天启四年）退到台湾。荷兰人与明军的冲突使得福建当局再次对中国船只航向海外发布禁令，中日转口贸易因此突然中断。
吊诡的是，就在一年前的1622年，福建巡抚才正式致函长崎代官末次平藏，请求日本合作捉拿日本海盗。这个举动似乎暗示着中国正在向日本示好。末次则回信表示，明朝朝廷应当派遣一名符合国与国关系规格的正式使节前来。末次期望中国朝廷能允许更多日本船只造访中国，但并未提到更多关于朝贡体系的内容。
朝鲜宣祖曾在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就是否回应日本邀请、派出使者前往日本这一微妙问题请示过明朝朝廷，当时明廷交由他自行决定。
朝鲜王室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因为在后金政权进逼北疆之际，它不能冒险同时在南方与日本结怨。此后多年，中国或朝鲜都无法遏阻后金。
女真人在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战役大破明军，由此开始急速扩张领土。
尽管日本白银输出或许是丰臣秀吉在中国中心朝贡体系之外，另行创造日本中心朝贡体系的首要原因，但中国中心与日本中心的朝贡体系在1607年之后分道扬镳，最重要的理由仍是女真人崛起。日本白银与女真人的扩张，是1624年之前持续向中国、日本及后来的荷兰商人开放的“无国家空间”得以产生之两大要素，它们也影响了福建海上佣兵日后的发展。
4、荷兰人的搅局尽管荷兰水手长久以来一直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远征的支柱，但在1580年（万历八年），西班牙国王下令对荷兰船舶实施禁运之后，荷兰水手就升起自己的旗帜，航行于亚洲和加勒比海由伊比利半岛国家支配的海域之中。
二十年后，历经不同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分霑香料贸易利润的断续尝试，荷兰当局决定设立一个统一的东印度公司，以集中力量，寻求更高效的方式从对亚洲的长程贸易获益。
1602年（万历三十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获颁特许状，允许该公司在麦哲伦海峡与好望角之间的半个地球营运。
荷兰人在十六世纪最后十年抵达印尼群岛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获取香料。他们一到达印尼东部的摩鹿加群岛，就争取到德纳特（Ternate）苏丹成为盟友，后者在当地与葡萄牙人所支持的蒂多雷（Tidore）苏丹对立。
葡萄牙人恐怕光靠自己无法阻挡荷兰人的威胁，于是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求助。他们认为西班牙人是自然而然的盟友，因为自1580年以来，西、葡两国就由同一位君王统治。
荷兰人认为他们得先在班达（Banda）和德纳特真正取得立足点，才有能力进行反击，因此他们一直等到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春才开始封锁马尼拉湾。
1609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朗索瓦．魏泰特（François Wittert）率领四艘船舰的分队从德纳特航向马尼拉途中，成功俘获了二十三艘满载货物的篷船，当时这些船只其实已经靠近到可以看见马尼拉湾了，却还是被中途拦截俘获。七个月后，魏泰特自己则1610年四月二十五日被一支拥有八艘战舰的西班牙舰队袭击，并被彻底击破。
荷兰的封锁几乎没有对马尼拉的中国与日本贸易商带来干扰，或许是因为荷兰人俘获的全部战利品都被西班牙人夺回，并归还原主。
但这次战败令荷兰人大为困窘，使得他们直到1614年都只能巩固自己在摩鹿加群岛的地位，直到此后摩鹿加总督劳伦斯．里埃尔（Laurens Reael）觉得有信心才再对伊比利两国的敌军发动攻击。
但里埃尔的企图还是失败了，因为出击太晚，季风转为逆向，使得他的舰队到不了马尼拉湾。
尽管如此，西班牙马尼拉总督堂·胡安·德·希尔瓦（Don Juan de Silva）仍向墨西哥和果阿请求援兵。他计划组成一支大军，一劳永逸地将荷兰东印度公司赶出香料群岛。1616年二月七日（万历四十四年），他亲自率领由十艘大帆船、三艘快船、四艘桨帆船组成的壮观舰队航向马六甲，计划在当地与果阿派出的救援舰队会合。
这两支大舰队会合之后，他就要摧毁在爪哇万丹（Bantam）的荷兰基地，事成之后再扫除摩鹿加群岛上残留的荷兰驻军。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九日，约里斯．范．斯皮尔贝尔亨（Joris van Spilbergen）指挥的一支荷兰舰队抵达菲律宾海域。他推断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必定在菲律宾周边某处，于是决定在发动攻击前先航向摩鹿加群岛，加入当地驻军组成较大的十七艘船之舰队。
直到十月十二日，他才发现西班牙原有兵力的将近一半都留在马尼拉：八艘大船、三艘大帆船、五到六艘快速帆船。
当这个消息传来，新编舰队的司令官扬．迪克森．兰姆（Jan Dirkszoon Lam）决心在1616年冬到1617年初春封锁马尼拉湾。在这段期间，荷兰人俘获四艘满载的中国篷船，还有两艘日本船，但未能捕获载运白银从墨西哥前来的西班牙大帆船。
兰姆在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三月将舰队沿着吕宋岛西岸驶向稍微偏北的位置，期望俘获更多航向马尼拉的中国篷船。
但在舰队为了拦截中国帆船而散开之后，西班牙舰队突然冲出马尼拉港迎击，在1617年四月十八日的海战里击沉荷兰司令官的旗舰新阳号（Nieuwe Son），并焚毁另两艘船。残余的荷兰船舰带着五艘俘获的中国篷船逃脱，随后伏击了西班牙舰队副司令的座船，将船上货物洗劫一空。
当西班牙舰队主力从马六甲返航，继任已故的堂·胡安·德·希尔瓦，成为马尼拉总督的杰洛尼莫·德·希尔瓦（Geronimo de Silva）派出七艘船舰，前往德纳特追击荷兰舰队。不过，对西班牙人很不幸的是，这个分队在十月遭遇大风，始终未能到达目的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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