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不少文人，经常性地会在“进”与“退”之间犹豫与徘徊——亦即在到底是进入官场为官，还是隐退山野做隐士之间矛盾与拉扯，北宋之时的种放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续资治通鉴•宋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工部侍郎种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经常回到京城，不久又会回到山中）。有人写信给他嘲笑他的做法，并且劝他放弃官职干脆住到山中，但种放没有回复。到了晚年，种放更是对于穿着与车马之类非常在意，又在长安买了很多良田，并且每年从中获利颇丰，同时有强买强卖的情况，以致与人发生官司。他的门客和族人也都依仗他的势力恣肆蛮横。

这种放，真的是很有才。他的头上至少有四五顶“桂冠”：著名道士、画家、易学家、教育家、诗人等。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在宋太宗赵匡义的时候，就曾经被地方官推荐给朝廷，但他却称病没有去。到了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宋真宗赵恒的时候，他应召赴京，被授左司谏、直昭文馆，开启了他的仕宦生涯。这一期间，他多次被宋真宗召见，后者并御制五言诗赐之。谁料到官做得好好的他，第二年忽然辞官归隐终南山了。让谁也没想到的是，景德元年（1004年）他又再次入朝，先后担任左谏议大夫，集贤院判官、给事中、工部侍郎等职。

种放频繁的“进”与“退”，如果我们拿大家非常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士大夫之人因为惦记着自己的责任，所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来解释未必贴切与准确。而换个角度看，种放们一边无限向往清净、更少纷扰的隐士生活，一边却又对于仕宦生活的物质性无限留恋或许才是他们如此纠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一个人假如真正隐居山中，有些寂寞与清苦，是免不了的。当然，这样的生活因为远离了人间烟火，可能让你的内心获得宁静，可以更好地做学问或者的思考人生的意义之类也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真能够忍受这样的寂寞与清苦，能够抗拒人世间宝马雕车美味珍馐的诱惑？尤其是当你已经吸食了人间烟火，有了充分享受物质的快感之后，想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对于种放来说，不就是这样？对于人世间更多的有关官场生活体验的人来说，不是这样？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在朝中做官，还又得到宋真宗十分赏识的种放春风得意或者说意得志满那段时间的生活质量。而因为这样的记忆已经嵌入他的脑海，所以，归隐终南山之后，他无论是读书、冥思、修道、为文，恐怕昔日的记忆时不时仍然会浮现在他的眼前，诱惑着他、敲打着他，把他拽向繁华的京城、热闹的官场。而他的门客与族人，没准儿也会在某些时候在他背后用力推一把，把他推向“阙下”，因为如果他真的一辈子做隐士，他们无法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反之，重返官场，掌握权力也掌握话语权对他们更有好处。

不过，当在官场碰壁——遭遇某些不快与失落的时候，种放他忽然回想起终南山的宁静，‘还山’的念头偶或也有可能再起。有鉴于此，种放“屡至阙下（京城），俄复还山”，有什么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