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顾顺章叛变之人，1958年被连降十级，毛主席：我要亲自过问

图|1956年，毛主席在上海视察

1956年，毛主席视察上海时，在陪同人员中一眼便发现了一位熟人，毛主席当即快步走上前去，主动同他问好道：“我记得你，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工作？”

不等对方说话，守在毛主席身边的陈毅元帅笑呵呵地同毛主席说道：“他是上海的‘包打听’呀！”

闻言，毛主席哈哈大笑了起来，接着又指着那熟人，对陈毅元帅和一众陪同人员说道：“红色包打听！”

这位被毛主席主动问好又公开褒奖的人究竟是谁呢？他与毛主席之间又有何渊源？

此人名叫王范。

1905年，王范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一户农家，虽自幼家境贫寒，但庆幸的是王范听话懂事，小小年纪的他不仅不怕吃苦，还会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家庭分忧解难。

在为家里分忧的同时，王范也不放弃自己对学习的热爱，但由于家中困难，王范一直没有上学，直到王范十岁那年，父母在经过长时间的节衣缩食，终于攒出一些钱，把王范送进了村里的私塾。

在私塾读书的日子，对于王范而言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但这幸福并未持续太久，不久后，迫于生计，王范的父亲要求他停学务农，为此，王范与父亲大吵了一架，还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

万念俱灰之下，王范欲跳河以求解脱，幸运被邻人所救，此事感动了私塾先生，便免其学费，继续让王范回来读书，在读书的同时，王范还跟随一位武师学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人世间的艰辛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日后王范投身于革命埋下了种子。

图|王范

青年时期的王范，身强力壮，爱恨分明，1926年，他看到看戏的少爷、少奶奶，把瓜皮果壳扔到旁边的穷苦孩子身上，甚至还要追打穷人孩子时，王范气愤至极，直接上前阻拦，因他们深知王范身上有武功，并未敢直接动手，最终只得灰溜溜的离开了。

王范此举被刚到附近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王盈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久后的一天，王范来到该学校捡垃圾，王盈朝在见到他后，便主动拉他一起聊家常，在经过一番推心置腹后，王范了解到了共产党，二人也成为了知心朋友。

很快，他们便筹划办起了平民夜校，随后，王范约集了30多个青年农民，一同上夜校。

彼时，王范担任民校主任，王盈朝负责讲课，除此之外，他还向他们讲授革命道理。

1926年年底，在王盈朝的介绍下，王范化名为张云飞，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

1928年，“如泰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带领王范革命的引路人王盈朝被通缉，其他人不是被杀害，就是已经被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如皋东乡，可即便王范仍然一个人坚持斗争。

1930年，王范与乡里的一些共产党员一同加入了红十四军的地方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他们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恶霸吴省悟的队伍，并缴获了十几支枪和一批弹药，这一胜利振奋了人心。

图|抓获的地主恶霸（非本文人物）

由于红十四军的活动远近震动，这使得许多地主劣绅携家人逃亡上海和南京，并向地方政府呈文寻求帮助。

很快，国民党政府便迅速调集军队进行血腥镇压，王范一直在家乡战斗到最后，见大势已去，他才跳河逃走，逃脱了敌人的追捕。

王范来到上海后，生活十分艰难，又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他也曾多次试图与组织恢复联系，但终究一无所获，为此，王范心情郁闷了许久，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为了养活自己，他只得用化名干苦力为生。

即便如此，王范依旧没有忘记寻找组织的下落，为了给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寻找一个掩护，也为了能够尽快找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在经过思虑后，王范投考了巡捕，很快，他便考了进去，在经过集训后，他被分配到了英租界四马路捕房当巡捕。

果不其然，在不久后，王范便借工作之便，打听并接近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因对敌斗争残酷，接上头的党组织不敢轻易相信、接纳王范，对此，王范心中毫无怨言也不灰心，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一有机会便会向党组织提供情报或通风报信。

1931年，在顾顺章叛变前后，上海英租界的党组织经常能收到匿名的“报警信”，当时，地下工作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逮捕，谨慎的党组织半信半疑地转移机关或开会地点，留下观察的人回来报告，最终确定情况都如“报警信”所云。

图|顾顺章

为此，中共党组织下令确定“报警人”的身份，在经过一番调查后，这位好心的报警人身份终于浮出了水面，他就是王范。

1931年初夏的一个下午，特科情报科的负责人在四马路的一个秘密机关热情接待了王范，在见到负责人的那一刻，这位坚强的汉子不禁嚎啕大哭了起来，他诉说着自己的过去和失去组织关系而游离党外的苦楚与无助。

1931年6月，特科决定除掉一姓白的叛徒，此人曾担任过中共上海沪西区委的交通员，在被捕后因熬不住酷刑、党性不坚定而叛变了，多次带领特务在上海街头指认或跟踪共产党员，造成了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危害甚大。

在红队负责人经过调查后得知，白某贪淫好色，得到赏金后经常回去四马路一带眠花宿柳，为了尽快除掉他，党组织决定由王范利用巡捕的有利身份，设法监视白某的行动，并及时通风报信。

对于党组织交代的任务，王范牢记于心，一天晚上，正在巡逻的王范发现了白某从一条小巷出来，四下张望了好一阵，确定无异常后，叫了一辆黄包车抄小街走了。

王范准备追上前去时发现不妥，担心有人发现他的身份，于是急中生智，找到与自己熟悉的一家食杂铺子的小伙计，给了他一块大洋，叫他骑自行车跟踪白某，看清楚回来汇报。

不一会儿，小伙计向王范汇报，姓白的人进了“春江楼”。

王范一听，深知做贼心虚的叛徒因惧怕特科的锄奸行动，才躲进了旧上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娱乐场所偷偷取乐。

来不及多想，王范当即打电话用暗语把此事报告给了红队联络员，很快，白某便被除掉了，这一事还上了报纸，令叛徒特务心惊肉跳，王范拍手称快。

此次行动后，特科通过考察王范的日常表现，又派人去他过去革命的地方调查了解情况，在确定王范一直都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后，加紧了对他考察，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没过多久，王范又一次以实际行动取得了中共党组织的完全信任。

1931年7月的一天，几个穿和服携刀棍的浪人闯入一瓜果店，又打又砸，还打伤了店主，两名华人巡捕忍无可忍，前去制止，与浪人发生了争斗。

图|日本浪人剧照

这让本就想在上海挑起事端的日本有机可乘，一支日本巡逻小队见状，竟直接开枪打死一巡捕，打伤另一巡捕。

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上海市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但英租界工部局不愿得罪人本人，表示要进行交涉，同时告诫华捕，不得反击，静候处理。

但面对这一命令，有胆有识的王范并未听从，他当机立断，展开串联活动，发起了租界巡捕的反日游行，由于英工部局的软弱无能，日方拒不认罪，不肯交出杀人凶手。

王范趁热打铁，激发华捕的爱国情绪，号召他们罢岗，以示强烈抗议。

死难华捕出丧当日，王范将出丧活动演化为反日的示威大游行，一时间，出丧队伍和围观群众群情激奋，反帝反日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势浩大，震动大上海。

在跑马厅，王范登台发表了爱国演讲，历数日寇在上海和全中国各地犯下的滔天罪行，振臂领呼反日口号。

王范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英租界当局也怀疑他是共产党，但由于一直找不到证据，只能暗中监视王范。

1931年11月初，王范经过党组织的多次考验，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担任四马路巡捕房的党支部书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2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王范不幸被捕，但面对敌人的指控，他全盘否认，最终抓不到任何证据的国民党，只得以“共产党嫌犯”的罪名判处王范十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中关押时，监狱头目看王范身强力壮，便让他挑水担菜，当厨工，并给监房送饭，利用这一机会，王范在监狱中传递消息，保护难友。

直到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王范与男友们才获释出狱，出狱当天，王范便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并接受了党分配的工作。

1937年10月，王范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半年后，他被调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担任治安科长。

在此期间，王范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曾配合处长周兴，展开对敌斗争，几次破获日谍案件和国民党特工破坏案，立下功劳，为此，毛主席还曾在中共中央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他，除此之外，他曾多次受到党中央及西北局的表扬和奖励。

此后，王范担任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其中包括保卫毛主席，在这一过程中，王范更是屡建奇功。

图|三十年代末在延安的王范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范调任热河省公安厅副厅长，1946年，王范领导破获了有名的赤峰天主堂反革命案。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敌情复杂。

接受了为党中央进驻北平做好准备工作重大任务的王范，夜以继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分析敌情，为党中央机关及领导们安排住地，布置警卫。

3月25日，当毛主席等领导人进入北平时，王范就站在军队第一辆军用吉普车上，为领导们乘坐的车辆开路。

在进入北平后，周总理向李克农询问保卫安排与措施，李克农简略的讲了一些后，准备让王范向周总理汇报具体情况，但环顾一周发现王范没有到场。

李克农找了半天也未能找到王范，生气道：“这个王范，不管他了，我们先去颐和园。”

进入颐和园后，毛主席等人登上山坡，走进了已经布置好的益寿堂。

毛主席洗完脸，刚到桌边坐下，王范穿着炊事员的围裙端着鱼笑眯眯地走出来了。

李克农见到他后，气得发抖，但碍于在毛主席面前，又不好马上批评他，直到毛主席吃完饭，王范出门后，李克农才追上去，斥责道：“王范，你乱弹琴！你干嘛去了？到处找你不到。”

图|王范与李克农

王范见李克农十分生气，深知自己做错了事，但还是解释道：“我去看住做饭的了，我怕有人下毒药。”

“你是联络官，你失踪了哪行？你不会找个人替代你去看？而且，你下伙房起码要交代一下，什么也不说人就没影子了。”听到王范的话，李克农的气消了一些。

1949年5月27日，时任华东局保卫处处长的王范，随解放大军进驻上海，负责陈毅等华东党政军首长的警卫工作，并配合上海公安局，抓获“反共救国军”的一些头目，确保了上海的顺利接管和地方安定。

1950年，王范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1954年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

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江南造船厂，在陪同人员中看到了王范，毛主席连忙亲切地问道：“我记得你，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工作？”

不等王范说话，站在一旁的陈毅元帅风趣地说道：“他是上海的‘包打听’呀！”

王范笑着点了点头，毛主席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即毛主席又指着王范，对身边众人笑着夸赞道：“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的表彰！”

毛主席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自己，这让王范深受感动。

1958年年底，王范受到错误对待，被下放至上海市郊担任一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职级连降十级。

很快，王范被降级消息便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得知后当即表示：“我要亲自过问。”

图|毛主席

最终在毛主席的关心与惦念下，王范被重新任用，调任为闵行区行长。

1960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前往上海闵行区视察，曾特意到王范家中做客，为王范无私、坦率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动，在共进午餐前，郭沫若特挥毫泼墨将自己的诗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书赠王范。

1962年，王范到任江苏省体委主任，举家迁至南京，在江苏体委主持工作的那几年里，王范办了许多实事，这使得江苏省体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7年1月12日，王范去世，享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