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即使位高权重，也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令人十分敬佩。
比如曾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陈一新对自己和孩子的要求就十分严格，就算陈一新知道在革命时期自己亏欠了孩子很多，但仍旧不同意让他们搞特殊化。
· 参加革命，拯救中国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仗着坚船利炮对我国进行侵略，“天朝上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我国的有识之士则开始了艰难地、救亡图存的运动。
他们年轻的时候闹革命，信仰坚定地建设了新中国，就算手握权力也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更不让自己的孩子搞特殊化，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陈一新就是这样一位高风亮节的老革命，陈一新出生于1910年，他是王明的堂弟，在15岁时就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时，陈一新前往上海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读书时，陈一新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
毕业后，陈一新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文书科长，在上海中共中央保卫部做过警报工作，还在中共中央机要科当过科长。虽然陈一新因病没能参加长征，但也和陈毅等人在江西打过游击，还在1935年时前往上海搞过地下工作。
在革命期间，陈一新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文媛。文媛是安徽省金寨县人，出生于1911年，比陈一新小一岁，她本名叫赵婉媛，赵家是安徽当地一个礼教森严的大家庭，对子女的管教都遵循着封建礼教。比如，赵家的女孩子不能去外面上学，只能在家请私塾先生教书认字，会写信、看书就行了。
文媛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原本也不觉得有什么，但她姑姑的自杀让她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在文媛小的时候，她的一个姑姑已经定亲，但还没正式出嫁未婚夫就病死了，她的姑姑居然为了守节吞金和鸦片膏自杀了，而且家里人还大办丧事，赞扬这种行为，这让她难以理解，可能由此她的心中就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而祖父的离世，让这个封建大家庭开始分崩离析，文媛三姐妹也离家到霍山女子高小读书。在那里，文媛的语文老师是郭诚淑，她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对文媛等人革命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影响。
随后，文媛也加入了共青团，和姐妹们一起闹革命，争取妇女的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
1929年，文媛在安庆重新联系上了郭诚淑，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一次，文媛在进行革命宣传时，由于坏人告密而被捕。文媛当时还不到20岁，但敌人多次提审，她依然临危不乱，没有透露任何革命的消息。
无奈之下，敌人将文媛转到了法院的大牢里，和刚刚从苏联回国就被捕的袁溥之等人关在一起。在这里，文媛也受到了多次审问，但文媛仍然没有透露任何革命的消息，只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女学生，什么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敌人将文媛和其他几人放了出来，后来，在组织上的介绍下，前往上海中央当交通员，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 为了革命将孩子送去寄养
在安庆被放出来之后，文媛与陈一新结了婚，两个人共同进行革命工作。1931年，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文媛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伤害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
当时，文媛仍然做女学生打扮，为组织上递送文件，敌人看到文媛这样的女学生，很少起戒心。文媛曾回忆道，有一次她在上海送文件，在租界遇到外国巡警拿着警棍疯狂驱赶行人，她仗着自己是女学生的打扮，装着胆子问巡警“能走吗”，果然，巡警看到她一副学生的样子，就用警棍把她扒到了马路另一边，让她顺利送出了文件。
在此期间，文媛和陈一新还有了孩子。文媛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在中央保卫机关负责情报工作的黄阿平被捕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安排文媛和陈一新等人到俭德公寓安顿，此时，文媛已经怀孕了。
考虑到文媛怀有身孕，组织上让她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而丈夫陈一新则被派往江西苏区工作。
直到1932年下半年，文媛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工作，和陈一新汇合。而文媛知道革命工作的危险性，不方便将孩子待在身边，便将孩子交给他人寄养。没有父母愿意与孩子分离，但在革命时期，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这也是无奈之举。
后来，文媛还到了瑞金，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工作。当时，中央苏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无线电是中央苏区同上海党组织和其他根据地联络的唯一工具，为了保护好无线电和密码本，文媛经常带着密码本躲到山上办公。
上山的路很难走，荆棘树林经常划伤她的手脚，但不管多么困难，文媛都要保证密码本的安全，就算是怀孕时也是如此。
1934年，文媛再度怀孕，因而她没有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而是在组织的指示下留下来同敌人周旋，并一直随军打到了赣东。当时，因为部队伤亡很大，文媛和潘汉年的夫人徐幼文等5人一起按组织指示原地隐蔽。
当时，文媛等人躲在山上，只能挖附近地里的红薯充饥，晚上还睡在露天野地里，文媛当时还怀有身孕，更是辛苦。
有一天，文媛等人被国民党部队“铲共团”逮捕，虽然她们一口咬定自己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但文媛还是被指认出是中央译电员，敌人便对她严加审问。
面对敌人，文媛坚持自己只是家庭妇女，从来没有翻译过电报。敌人不信，说她是陈绍禹（王明）的弟媳，怎么可能没有参加革命？文媛则声称她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是“嫁夫从夫”。
另一边，徐幼文等人也坚称文媛就是家庭妇女，敌人看从她们身上挖不到什么信息，就将她们押到南昌关押，而文媛因为即将临盆，则被送到了宁都红十字会。
考虑到文媛的实际情况，敌人允许文媛保释，如果没人保释她，就要将她送回原籍。文媛担心回到安徽之后会被当作重犯关押，只能说自己的家人在上海，并给在上海的伯父写信求助。
幸好文媛的伯父确实寄了钱来，才让文媛得以保释。此时，文媛刚刚生下了儿子圣宁一个月，但为了尽早离开，只能一手抱孩子、一手提着简单的行李，辗转经南昌、九江去往上海。
· 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
在上海，文媛和丈夫陈一新汇合，两人都十分高兴。当时，原本两人要去苏联学习，可就在等待出国期间，西安事变爆发了，文媛和陈一新觉得这个时候革命需要他们，便向周总理提出要去延安工作。
得到同意后，两人立即前往延安，而他们的孩子，当然也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更加安全。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新中国成立了，陈一新因随军南下到湖北，后来就在湖北工作。陈一新曾历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工作部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主要就是负责政法工作的。
而一切安顿下来之后，开国大将王树声把他们在革命路上生下来的、寄养在大别山深处的3个孩子送了回来。在那个年代，3个孩子吃了不少苦，不但长得又瘦又小，还因为营养不良而有些水肿。
一开始，陈一新和文媛都没认出来这3个孩子是谁，仔细一看才发现3个孩子都和自己有些相似，就是自己的小孩。
看到孩子这般模样，陈一新和文媛都感到很愧疚，他们决心要好好补偿孩子，平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是第一时间给孩子。
不过，陈一新对孩子是完全的“宠爱”而不是“溺爱”，在“底线”问题上，陈一新十分坚定。比如，陈一新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是湖北省的官员就搞特殊化，他们平时在外的穿着打扮、说话行事都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上下学也和其他孩子一样是自己去的。
有一次，陈一新的司机路过学校，看到正好是放学时间，就自作主张顺便接孩子放学，这事被陈一新知道后，将司机重重地责骂了一番，要求他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陈一新认为，司机和车辆是组织上配给他方便工作使用的，用来接孩子一是“公器私用”，二则是会让孩子形成搞“特殊化”的习惯，对他们的成长十分不利。
在这样的严格教导下，陈一新的3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后来还考上了哈工大等知名院校，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参考资料：
袁书堂烈属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