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朝是一个崇尚文官制度的朝代，从太祖建国起。便不断削弱武官的职权，甚至启用大量的文官来担任武官职衔，并未后面的几位皇帝所继承。但是经过了三朝之后，到了宋仁宗时期，原来太祖一心以为文官能够以儒治天下的心愿就此破灭，取而代之的则是复杂且持久的党派之争。

宋初鉴于五代强藩割据和政变频繁，采取重用文人、增设通判等办法分散、削弱地方政权。大量的文官主政已经造成了北宋严重的冗官冗费问题，虽然北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或许这些支出宋朝还能够应付的过来。但是文管数量的急剧增长，必然会带了政治上的弊端，比如错综庞杂的党争问题。

《宋史》载：“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宂官”。

宋太祖

其次宋初过分加强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偏颇，还表现在朝廷对地方统得过死，因而 束缚了州县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谈到天下农田水利时对此道，五代群雄事霸之时，本国年成不好，就必须向邻国乞朵，因此各国竞相振举农田水利，事取自给自足，江南有厅田，浙西有河绪，苏州有营田军专管河堤。

自从本朝天下一统，江南歉收则从浙右转运，浙右歉收则取之淮南，因此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牙田、浙西河塘，绝大部分毁废，东南大利眼看就要丧失。庆历初年国家和政治危机相当严峻，一方面是统治者企图把一年重似一年的财政困难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各民族不堪压榨，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几因边功而摺至二府，以参知政事而执相柄的范仲淹，直击当时朝廷的要害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庞大官僚系统和机构进行开刀。

答手诏条陈十事

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内容

新政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地方官僚机构的整顿，二是官僚选拔制度的改革。范仲淹对地方官僚机构的整顿，具体有三项措施。一是加强地方责任制，也就是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做到中央逐渐下放一些权力给与地方，以便增加地方政府官僚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对地方官员在治理地方功过的考核，一旦地方长官无作为，立即免职。

其二整顿和落实州县官的职田补贴。即按地方官的差遣就地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用意大抵在于加强地方官的岗位责任感。这体现出了范仲淹通过提高出使地方差遣的官员的福利待遇来推动加强中央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三拜省机构，简化地方吏治。可惜这项改革 来不及付诸实施，庆历新政就半途夭折了。

范仲淹关于精简机构的方案之所以没能得到仁宗的批准而公布出去，可能跟自从太宗时代即已发生拜愈来愈严重的官僚过剩问题有关。仅仅看到机构臃肿需要精简而不考虑官僚的来源和选用这个连带的问题，井省不过是一句空 话。作 为重点提出的三事，几乎全与官僚的选拔有关。

范仲淹

《续资治通鉴》载：“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內有中書、樞密院，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

第一事明黝险。对官吏的定期考察以决定升降。范仲淹改革的主要方案是:一、延长磨勘年限；二、对于政绩优秀者可以破格提拔。第二事抑侥伟。此条专对恩荫制度而发。仁宗根据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建议，诏定奏荐者除长子外，诸子、孙必须年过十五，弟年过二十。受推荐并且符合条件者还要进行吏部的考试进行考核，这是必须要经历的，否则不予录用。

宋仁宗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党争

庆厉新政正式罢废虽在五年二月，其失败的命运，却早在四年六月范仲淹为避废立的嫌疑而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时已成定局。范仲淹等人未进入中央以前，在台上担任宰相的是他的政敌吕夷简，此人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他用来得君心 的秘诀主耍有二。一是善于在宫廷之间周旋。第二手本领是紧紧抓住官吏任觅大权，使比他强的人无法上去。

范仲淹同吕夷简的斗，即由废后的争议而肇其端，仁宗废郭皇后的主意打定以 后，吕夷简即吩咐有司不准接受御史台和谏院的奏章。范仲淹当时任右司谏，见 书面意见无法递进，就伙同御史中承孔道辅等台谏官员十余人进殿面挣。等他们到达时，宫门已经关上了。吕夷简抓住这一时机，第二天便用圣旨把范仲淹和孔道辅 两个贬放外任。这样，吕夷简一 举而达到了两个目的，既消除了宫廷的隐患，又把政敌赶出了朝廷。

富弼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仁宗方锐意更张政治，几 次耍求仲淹等提出改革时政的意见，又特地打开天章阁， 赐给纸笔，合畅所欲言。 于是范仲淹退而列奏十事，富弼除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外，还有安边十三策，内容大同小异。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由此正式开始。

毫无疑问，要推行一场革除时弊的新政，不损害到某些人的利盘是不可能的，雷 厉风行、持法不苟，乃是改革者共有的本色。要进行一场旨在澄清吏治、限制因循守旧者某些特权的改革，庆历党争由景赫三年(1036年)到庆历四年(1044年) ， 已有八、九年的历史，欧阳修的《朋党论》就针对这场持久且十分激烈的党争作了相当透彻的分析和评价。

《欧阳文忠公文集》载：“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太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吕夷简

北宋朋党之争形成的重要社会背景

为了进一步认识庆历党争的形成及其对整个社会诸方面发生深刻影响的历史原 因，有必要继续探讨一下北宋朋党斗争形成的时代背景。首先政治方面的背景，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更有了李唐王朝的盛衰这面镜子。关于导致唐朝覆灭的三大社会问题，赵匡撤重点加以防范的是藩镇割据。他采用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办法，成功地避开了这个近两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宋论》载：“朋党之兴，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佑、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佑诸公开之也”。

司马光

关于宫廷斗争同朋党斗争合流的问题，实于庆历党争方起之时即见端倪。范吕交隙之所以从谏铮废后的问题上闹起，是因为所谓仁宗废后，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刘太后摄政问题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双方都想通过这场斗事抓住皇家和宫廷这一股力量作自己的靠山井借以打倒自己的对手。

其次，思想方面的背景，赵宋有国，一变而为重文轻武，政府机要部门，一概起用文士掌权，读书人的发言权空前增大，但思想界的情况仍然比较混乱。儒、道、释诸家学说并行，自天子到士大夫，均各取所需。儒家君子、小人之说为朋党之论张目，由来已久。而朋党两字在十一世纪前期几经浮沉，香臭莫辨，共源盖出于它找到了一张牢不可破的名教思想的皮。明白了这一 层，再回头看庆历党争初起之 时，余靖、王质等人主动站出来以范仲淹的朋党自坐，互相标榜，引以为荣，一般人也均不以为反以为是，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安石

评价

关于庆历党争第一阶段朋党之论初起的情况介绍，可以看出如范仲淹同吕夷简的矛盾，特别是用人问题上的斗争，一始就预示了力图改革的新生力量，同把持朝政、竭力压制年轻 一代成长的守旧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这一场斗争中，范仲淹代表了进步的一方。朋党两字，本是执政的一方给范仲淹等人所扣的帽子，其结果反倒促成了他们的联系和团结。新进青年大都担任职清而位卑的低级馆职，结成朋党，不仅起了互相支持的作用，而且处于台下受压制的一方来讲，是有利的。

邪正不拜立，冰炭不相容，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当然是对的。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以一时一地的表现判断某个人绝对地好或者绝对地坏，以一时一刻对新政的看法划分君子之党或小人之党，从 而奉行把朋党斗事进行到底这样一种政策，终于导 致了庆历新政的严重脱离群众而迅速归于失败。造成这一失败的思想根源是范仲淹和欧修的朋党之论，但其祸根，由上引蔡襄之奏和石介之诗所表 现的那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劲头来看，早在上台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因朋党斗争而导致的政治报复却拜未停止。直到庆历七年三 月，夏辣重新起用为枢密使以后，又炮制了石介诈死，由富弼派去联络辽兵、阴谋起事的谣言。六月，朝廷至下诏合地方官开棺验视，又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次旨在为 更法、为民除弊的政治改革，到头来变成了个人毁誉的斗争，这是范仲淹诸人所始料不及的。

更发人深思的是，朋党之争初起之时作为他们对立面的吕夷简，在新政实施之前就已经台了，到如今范仲淹倒台之时，照样有别的人站出来，以十倍于吕夷简的力量致新政于死地。可见问题在于统治整个社会的制度，而不在某些单个的人。主持庆历新政诸人既以朋党之论作为指导思想，把新政搞成退小人之党，进 子之党的人事斗争，其导致孤立而至于夭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参考文献：《宋论》、《续资治通鉴》等